關于魁奈及其著作《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①，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劉易斯??馬弗里克在他的英譯本緒論中，已經作了頗為詳細的介紹，不必贅述。對于中國讀者來說，恐怕更為關心的是魁奈作為法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農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何以會對中國古代的專制制度發(fā)生興趣，并用專論形式來闡釋他的研究成果。由此又引申出一個重要問題，既然魁奈曾選擇古代中國作為他的專門研究對象，那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對魁奈及其重農學派學說體系的形成，乃至通過魁奈而對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形成和發(fā)展，是否產生過某種影響？本文僅就這些問題說明一些情況并補充若干資料，以供對此有興趣的讀者進一步研究時參考。17、18世紀，通過一批批來華傳教士的媒介作用，在中國與歐洲尤其是與法國之間，曾經出現(xiàn)過百余年極不尋常的以西方效法中國為其顯著特征的文化交流歷史�？�奈創(chuàng)立重農學派以及該學派的主要活動時期，正是西傳的中國文化風靡歐洲的時期，而魁奈所著《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則被看作是當時的經濟學家“崇尚中國運動的頂峰之作”。這種獨特的歷史現(xiàn)象，不能不引起后代中外學人的注意，進而提出魁奈和重農學派學說的中國淵源這一研究課題。
　　起初是在19世紀末期，歐洲大陸曾出現(xiàn)過持續(xù)若干年的研究法國重農學派的熱潮，其中一些經濟學家在不同程度上提到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如魁奈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惟其非欲從中國文化中去考釋重農主義學說的淵源，只是對這種明顯的聯(lián)系作表象的描述。到1896年，亨利??希格斯在他的《重農學派》一書中，又提到重農學派受到中國“特別強烈的影響”，是出于他們對中國“愚昧而野蠻的天朝政府”的推崇。①這個論點與其說是揭示重農學派受中國影響的深入程度，不如說是對這種影響的鄙視和嘲弄。
　　20世紀初，首先是在法國學者中，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化對魁奈的重農學派確實產生過一定影響。其中較有名者如維吉爾??皮諾于1907年發(fā)表“18世紀的重農學派與中國”一文，根據(jù)我們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這是最早以標題形式強調重農學派與中國之間關系的專題論述。稍后，居斯塔夫??朗松在1909年發(fā)表“18世紀哲學精神的形成和發(fā)展——東方和遠東的影響”的論文，同樣突出了魁奈與重農學派曾受到來自中國的影響。同年還有“杜爾哥的中國人”一文，也是討論重農學派的代表人物與中國之間的關系。這些論文不管其內容如何，均系探索中國文化對于魁奈和重農學派的影響這個課題的先驅之作。
　　在西方享有時譽的經濟學說史著作中，最先正視這一影響者，當推夏爾??季德和夏爾??利斯特二人于1909年合作出版的法文著作《經濟學說史》。這部著作公開承認法國重農學派曾從中國古代文化中吸收了若干有益思想，它還將魁奈的經濟表與中國文字聯(lián)系起來，并肯定重農學派在某些基本概念上仿效了中國文化傳統(tǒng)。惜乎這些提示或寥寥數(shù)言，或僅在附錄中一筆帶過，均未展開論證。
　　在20世紀20年代，涉及本論題的著述逐漸增多，仍以法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令人矚目。僅此類法文專題論著就有《中國與法國重農主義體系》（1922年）、《中國、重農學派與法國革命》（1929年）等，這些論著都把中國對重農學派的影響放在突出的地位。不過，這一時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卻是德國學者阿道夫??賴希魏因于1923年在柏林出版的《18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的接觸》一書。此書在論述重農學派體系的思想來源時，主要依據(jù)重農學派代表人物的著作，以十幾頁的篇幅，來證實他們對中國古代文獻一定有過密切的接觸，進而斷言魁奈學說的思想淵源，不是如人們所宣稱的古代希臘人，而是古代中國人。這一論斷確是發(fā)前人之所未發(fā)的創(chuàng)見。當然，該書受其論題性質的限制，主要是從一般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論及中國文化對于重農學派的影響，不可能對魁奈經濟學說的思想起源作專門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