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和百家講壇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務印書館則是第二次合作。
　　和百家講壇的合作始于2009年。那時的百家講壇正處于鼎盛后期，朋友聚會、家人聊天，時時有人說及百家；閻崇年、王立群、易中天、于丹等老師也通過他們的講課，引導人們從各種各樣的選秀搞笑節(jié)目中脫出身來，關注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如果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一段時間，余秋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過《文化苦旅》攪動了中國人的文化熱，那么，進入本世紀后的一段時間，則是百家講壇扛起了傳播中國傳統(tǒng)文化、激發(fā)大眾歷史熱情的大旗。
　　但是，當百家講壇欄目組邀請加盟時，我猶豫了。猶豫什么？說不清楚。當我們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能有十分明確的目的，至少是直接動機；當我們需要做出一種選擇而猶豫的時候，卻很難說出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強要說，也許有三個擔心：一是擔心時間。手上有多個課題，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到橫向合作項目，得親力親為完成，是否有時間和精力做百家講壇的節(jié)目？二是擔心內容。百家講壇與大學講臺不同，大學講臺的核心價值是學術創(chuàng)見，百家講壇的要旨是雅俗共賞。選擇什么樣的內容，采用什么樣的方式表述，才能達到雅俗共賞？三是擔心效果。我從來不畏懼上課，但素來不習慣嘩眾，不屑于取寵，直到現(xiàn)在，聽到裝腔作勢的煽情就起雞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覺不適合做大眾節(jié)目。而電視節(jié)目恰恰是大眾節(jié)目，講究收視率和回頭率，要讓觀眾把屏幕停留在這個節(jié)目上，要讓觀眾手上的遙控器轉了一圈之后又回到這個節(jié)目來，不嘩眾、不取寵、不裝腔作勢地煽情，有收視率、有回頭率嗎？所有這些，我心里都沒有底。另外還有一個糾結：作為專業(yè)歷史研究者，做大眾節(jié)目是不是不務正業(yè)，同行怎么看？低頭抬頭都是圈子里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畢竟不一樣。
　　后還是上了百家講壇的賊船，否則就沒有后來的故事。編導王珊小友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只要是她看中的老師，就很難逃脫追捕。在這個過程中，毛哥（佩琦）和商傳兄的榜樣，邵鴻的反復鼓勵，李鋒的多次鼓搗，都起了推動作用。但是，推動歸推動，終決定上船，主意還是自己拿的。長期以來，我和邵鴻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學的功能問題、史學的大眾化問題。發(fā)揮史學的人文功能，讓大眾在歷史的講述中得到愉悅、得到感悟，向大眾傳播我們認為是正能量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這既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也應該是十分快樂的事情。既然如此，還有比央視百家講壇更好的平臺嗎？而王珊的誠懇態(tài)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顧慮：不過多考慮收視率和回頭率，按照自己的風格講，不是附和觀眾而是引導觀眾，把傳播對象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層面。
　　于是有了連續(xù)三次的合作，其間固然有無數(shù)次就內容與形式的被修理與反修理、被控制與反控制，但我與百家講壇的合作也越來越默契。不少朋友問我，聽說百家講壇很霸道，不斷要求老師如此這般、這般如此。說心里話，沒有這種感覺。不知道是因為我接受意見很虛心，還是百家講壇對我很寬容。
　　次合作，講的題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乎是講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講成了嘉靖時代，而其中揭示的則是普遍的歷史現(xiàn)象。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禮是打出來的算賬要算政治賬奸臣三部曲忠臣是怎樣鑄成的等等，我認為是可以成為經典的。
　　第二次合作，講的題目是萬歷興亡錄。同樣，主要說的不是萬歷皇帝而是萬歷時代。萬歷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一個酷似于前資本主義的時代，但中國社會并沒有由此進入近代社會，而是樂極生悲地退回到了嚴峻冷酷的古代社會�！侗本┏繄蟆焚Y深記者陳輝曾經問我：《萬歷興亡錄》的電視節(jié)目已經有了很好的反響，你怎么評價由講稿改編出版的著作，這部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訴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過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辨能力超過形象描述能力，只要讀下去，處處是精彩，而且是未刪節(jié)版，所以著作應該比電視更精彩。從是非張居正到飛語的力量，從詞宗先生戚繼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陽，從事情怕就怕認真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從人進我退到明朝國殤，展示的是一個王朝由極盛到式微的各個方面的外在表現(xiàn)和內在因素，是一個王朝坍塌前無可奈何的多維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問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這些信息嗎？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重復類似于嘉靖、萬歷這樣的似曾相識的樂極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義遠遠不止在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