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人們對《德國公法史》卷（1988年出版）的反應激勵我繼續(xù)撰寫19世紀的公法史。1806年到1914年之間的重大歷史轉捩，使我們不難劃分出這段公法史的時間界限。19世紀中期，德意志進行了一次不幸的但并非無結果的嘗試，并在那場半革命的基礎上，嘗試為民族統(tǒng)一創(chuàng)建一部自由憲法。本書的結構就按照這個時間段來劃分：1848年前后各五章。在這些章節(jié)中，題材的劃分體現(xiàn)出一種妥協(xié)。在同時論述各個事件發(fā)展進程的情況下，不可能按照時間順序來論述。而同時發(fā)生的事件，也只有先后講述。另外，書中的論述需要一定的概括，要求前后照應。因此只有按照領域分解，再按時間順序論述這些領域，對其進行評價。比如，對三月革命前的一般國家學說的論述相對靠前一些，因此占的篇幅就更多一些，論述到第二帝國才截止。在此，沒有嚴謹?shù)霓k法：若不費很大努力就能找到這些材料內容，并按時間順序對它們分類，或許就足夠了。其中，頻繁提及某些作者僅為權宜之計。

另一些困難在于，與眾多政治性題材本身存在沖突。19世紀是革命和政治鎮(zhèn)壓的世紀，是比德邁耶（Biedermeier）和無政府主義的世紀，是社會問題和工人運動的世紀，是貴族資產(chǎn)階級化和資產(chǎn)階級封建化的世紀，是工業(yè)革命和科學的世紀。不僅如此，它還是自由主義、憲法運動和民族主義的世紀。誠然，舊制度世界受到了削弱，但它仍在許多層面上繼續(xù)存在。人們不再戴假發(fā)，也不留長辮了，但專制主義思想并非因此而消失。在法國大革命和革命戰(zhàn)

爭的震撼下，18世紀晚期的自由主義因素受到排擠，遭到禁錮。在1819年、1830年、1848年之后都存在著新專制主義浪潮。社會受政治激蕩，并與政府一直處于緊張關系之中。1848年以前，在梅特涅領導下，政府竭力把社會控制在自己手中；1848 年以后，這種控制再度持續(xù)了十年之久（18501860）。關于國家和社會的理論思考被高度情緒化和政治化，這不可避免地有公法學史論著相伴隨。尤其是在19世紀上半期，對國家法發(fā)表的每一種見解都處在政治高壓空間之中。無論在哪一個德意志同盟成員國內著書立說，都沒有作者能夠從中抽身而出。19世紀下半期的政治氣候平靜一些，1848年后的政治低迷逐漸讓位于經(jīng)濟的和自然科學的進步樂觀精神，以及帝國建立的民族興奮。在帝國建立的每一個階段，一般國家學說、國家法學說、行政法學說都與政治的和社會的發(fā)展過程進行著對話，發(fā)表的著作汗牛充棟。其中，德國的政治文獻和國家法文獻卷帙浩繁。另一方面，專業(yè)分化方興未艾；學科之間的界限比以前更為明確，公法的子學科更加明晰，還不乏學科內部的反思和公法學史的總述（如莫爾［R. v. Mohl，17991875］、伯倫知理［J. C. Bluntschli，18081881］、施廷青［R. v. Stintzing］和蘭茨貝格［E. Landsberg］的著作）。

至于方法上的確信，我在卷的導言中已談到過。在本書中，公法學史與憲法史、政治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之間的聯(lián)系十分緊密，以至于在一般國家學說、國家法和行政法領域中的學科討論都依賴于其外部條件，它們又相互影響。這自不待言。因此，公法學史的內容，換成另一種說法是對方法和對象、學科研究規(guī)范中的獨立地位以及專業(yè)人士之間的成果批判交流進行一致的研究定義，不是方法論貶義上的觀念史。本書在某種程度上追尋了史料中獨立的知識和影響、某種觀念的興衰。觀念史也不單單是對政治史、社會史和經(jīng)濟史進行非自主的精神反映的歷史。本書首先把過去的法學嚴肅地當作以前問題見解的文本資料。通過介紹前往19世紀國家學內部狀態(tài)的入口，這些文本資料引向問題自身，這聽起來或許自相矛盾。歷史顯然不能被理解為簡單事實（factum brutum）當然也不能主張一種被各種主觀主義凈化了的客觀性，但事物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語言構建起來的，對以前語言的分析可以幫助澄清，在語言上如何理解過去理性的與感性的世界解釋和世界經(jīng)驗，以及現(xiàn)實。19 世紀的憲法斗爭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現(xiàn)實權力的斗爭，但在有形暴力外部，它的媒質是話語。對人權、公民權、君主制原則、人民主權、大臣責任制、法治國（Rechtsstaat）、法律與法規(guī)、行政司法以及其他核心話題所談論的東西，是引導行動的現(xiàn)實。這決定了君主和大臣，同樣也決定了街壘上的革命者、資產(chǎn)階級報刊讀者、政治教授、議員及其選民。就此而言，公法學史顯然只是挖掘已泛黃的文本中的隱晦解讀，挖掘人們過去的真實行為態(tài)度方面。其中，或許還存在著重新獲得被遺忘的、受排擠的、被忽略的進路和問題的機會，重新獲取被掩埋的研究視野。但這不是本書的顯著動機。歷史學家想從19世紀國家思想的關系中獲取更多的了解，希望以間接的和歷史傳授的方式為當今定位做出貢獻，這種好奇心和希望倒是本書的顯著動機。

由于本書的內容比開初所安排的要多，因此有必要對幾處框架中的界線進行說明。本書論述的核心問題是國家法、行政法和一般國家學說。因此取消了按照舊術語和對公法的廣義理解仍被認為是公法的主要領域。這些領域是采邑法、正在消亡的學科分支、王室法（Privatfrstenrecht）、總的訴訟法、刑法以及國際法。其中，王室法直到1918年仍存在，它與國家法學家，尤其是評閱專家有關。而對國際法來說，有能追溯到18世紀的奧普特達男爵（D. H. L. Frhr. v. Ompteda）和坎普茨（C. A. v. Kamptz，17691849）的文獻概要，還有克呂貝爾（J. L. Klber，17621837）的《國際法體系》（System des Vlkerrechts），該書擁有豐富的參考文獻。從那時起，就不再有綱要性的國際法著作，而是存在著完全獨立的教科書傳統(tǒng)，它淘汰了大多數(shù)由刑法學家參與論述的國際法。

還有一個重要的領域，本書也未論述，那就是天主教教會法和新教教會法；19世紀，教會盡管在總體上和它的下屬單位一樣冠有公法社團法人名稱，但是教會法比以前更少地被理解為公法。19世紀的公法是國家的法，或者是被納入國家效力意志中的法。從這個意義上講，直到今天的國家教會法是純粹的公法，它在19世紀還提供了扣人心弦的視角，其中有圍繞宗教協(xié)定所進行的許多爭論、科隆動蕩、保羅教堂的相關討論以及文化斗爭。這在本書中沒有述及，算是一個遺憾，而只有對整個內容進行實際考慮才能對此加以解釋。

后，如果在文獻史上補進屬于國家學的政治學、統(tǒng)計學、國民經(jīng)濟學、財政學、警察學專業(yè)，以及眾多技術、醫(yī)學和社會政治類型分支，那么，這將是對集中于公法的論述的過高要求。誠然，所有這些領域都與國家有關，如果不看這些內容，公法是不可理解的。但是，由專制主義國家思想聚集而成的總國家學天地在19世紀解體了。這些專業(yè)相互分離，并都擁有了自己的歷史。然而，只要牽涉到追尋從警察學以及從警察學到行政學說的轉化中脫離出來的行政法，若不超越這些邊界，也是不行的。

我只有在19901991學年才可能撰寫這本書，因為州和大學批準了額外的研究時間。我獲得了圖書館、大學檔案館以及許多人的支持。一群年輕的同事和助手們給出了意見，提供了幫助，他們?yōu)槲野膊灞愫灒�并設法獲取圖書，尤其在交談中促進了我的工作（迪納斯［Peter Dieners］博士、克里斯蒂安·凱勒［Christian Keller］、保利［Walter Pauly］博士、舒克［Gerhard Schuck］、和仁陽教授）。凱勒（Natalie S. Keller）在文獻搜集和引文核查方面提供了大量幫助，尼克拉斯（Cornelia Nicklas）認真地檢查了修改內容，并制作了索引。后，我要特別感激兩位讀者的支持，他們是我的友人及同事：科隆大學的盧伊格（Klaus Luig）教授和貝克出版社的維肯貝格（Ernst-Peter Wieckenberg）博士。我感謝他們兩人的熱心參與。

米歇爾·施托萊斯

1992年7月20日于法蘭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