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在2000年以前主要從事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2000年以后才逐漸轉(zhuǎn)到黑水城文獻研究方面，近年又側(cè)重于古籍公文紙背文獻的研究。
　　筆者從事黑水城文獻研究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說，對黑水城文獻的興趣起初純粹出于偶然。記得2001年冬天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敦煌吐魯番學資料中心查閱資料時，隨手翻閱看到《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彩色插頁上的宋代軍事文書圖版，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難道黑水城文獻也有如此多的漢文文書，甚至有筆者一向感興趣的軍事文書？因為在筆者的意識中，總是將黑水城文獻與西夏文和西夏文書相聯(lián)系。從這一刻起，那些宋代軍事文書彩色圖版的影像就永遠定格在自己的腦海中，這大概就是筆者研究重點轉(zhuǎn)向黑水城漢文文獻的最初沖動。必然性是說，此時恰逢自己正在苦尋新的學術方向的關頭。筆者從20世紀80年代初還是研究生時，選擇的碩士論文題目就是《從吐魯番所見的唐代前期行軍制度》。后來留校工作再到調(diào)入河北社科院，2000年以前從事研究的范圍主要是敦煌吐魯番文書與隋唐史，先后發(fā)表的一系列論文基本上都匯人到了《唐代行軍制度研究》《敦煌吐魯番所出唐代軍事文書初探》《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和《河北新發(fā)現(xiàn)石刻與隋唐史研究》等書，全都屬于隋唐史和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范疇。由此不難發(fā)現(xiàn)，這一時期自己的研究范圍和論題基本上屬于碩士學位論文基礎上的擴展和深入，其局限性不言而喻。2000年前后，筆者也時常在思考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如何跳出已有的局限？如何拓展新的學術空間？開辟新的研究領域也由此成為自己科研潛意識的一部分。不難想見，是國家圖書館翻閱《俄藏黑水城文獻》的偶然興趣與多年對學術新路的追求將自己引向了黑水城文獻研究之路。
　　僅有興趣和追求未必一定成就夢想，成就夢想需要創(chuàng)造條件。自己在黑水城文獻研究領域一路前行的一個主要條件，是爭取到了國家社科基金的及時支持。我們知道，國家社科基金制度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一項重要的制度創(chuàng)新，對推動新時期社科研究事業(yè)的發(fā)展與文化學術的繁榮發(fā)揮了巨大作用，受到社科研究領域廣大科研工作者的歡迎。當然，同任何一項制度都不可能盡善盡美一樣，社科基金制度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也不可能毫無瑕疵，近年來不斷有人提出批評建議也屬正常。不過，這一制度的基本面和對我國社科研究發(fā)展的正面作用則無可置疑。國家社科基金制度對我個人從事科研和黑水城文獻研究的影響主要有如下三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