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改革開放作為中華民族復興進程中的一個關鍵拐點，它所產生的威力，像騰空的火箭，一舉扭轉了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衰退之勢，使中國重新走向了世界政治經濟舞臺的中心。時至今日，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世界大貿易國、世界大吸引外資國、世界第二大對外投資國……在國家發(fā)展的歷史大潮中，無數人的命運也隨之發(fā)生巨大的轉變。作為一個20世紀50年代生人，我身上有著這個時代的一些特殊烙印。父輩經歷過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烽火，對國家的和平與發(fā)展懸懸而望；而我在長身體的時候遭遇了三年困難時期的折磨，在學知識的時候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殘，隨后作為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當農民，對中國底層的農村、農民、農業(yè)和積貧積弱的現實有著親身的體驗。改革開放后，我于1983年1月公派自費出國留學。與我一樣，許多當時出國的留學生都是生在紅旗下、長在紅旗下，受惠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國策才得以負笈海外，實現人生軌跡的改變和躍遷，大家都懷有一顆熱愛祖國、報效祖國之心，有一種希望中國盡快振興的強烈使命感。

我關注及研究中國改革與發(fā)展迄今已有35個年頭，始于初到美國留學時所見所聞給我?guī)�來的兩個強烈感受：一是震撼，二是痛苦。在此之前，我一心沉醉于我自己的學業(yè)，對其他事情基本上是漠不關心。當時讓我感到震撼的是，一個國家原來可以這么富有！痛苦的是，為什么我們中國人這么勤勞卻那么貧窮？臺灣地區(qū)那時人均GDP已經超過八千美元，而大陸只有三四百美元，一個臺灣地區(qū)的GDP就幾乎相當于整個大陸地區(qū)的GDP，當時有些臺灣留學生對我們大陸留學生的調侃稱呼就是窮鬼。窮鬼這樣的稱呼的確讓人難受，卻又不知如何反駁。為什么我們大陸就不能富起來？出現這樣巨大差距的原因何在？這些感受是我思考研究中國經濟問題及其改革的原點，從那時候起，我就開始思考中國改革何去何從，關注中國改革進程和發(fā)展了，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學、所思來研究中國的改革與發(fā)展。

直到當前，國內一些人仍然有一種看法，以為留學生和海歸出國幾年后西化了，不愛國了，但我的看法恰恰相反。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與發(fā)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國人在海外留學時遭受歧視，改革開放40年中國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時也認識到，中國與發(fā)達國家相比，在許多方面仍然還有較大差距，絕大多數留學生和海歸都非常熱愛祖國，都非常關注祖國的進步和發(fā)展，希望祖國盡快強大起來。我記得剛到美國時，我們留學生經常從晚上六點鐘吃飯開始，一直爭論、辯論到第二天早上八九點鐘。對于一個國家的成功或失敗，有人歸結于科學技術，歸結于李約瑟之謎。但是，我通過理論邏輯和對眾多國家?guī)浊�年縱橫比較深度研究后所得出的結論是：國家之間的競爭，根本的是制度和人才的競爭。此二者是中國實現國家富強和長治久安必須高度重視的，也是我在隨后幾十年里為之不懈努力的兩個重要方面：一是聚焦制度平穩(wěn)轉型研究中國經濟改革與發(fā)展；二是推動經濟學教育改革為國引才儲才育才，因為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需要大量了解和掌握現代經濟體系的高層次創(chuàng)新型人才。

當時中美之間社會經濟發(fā)展的落差，使我關注制度的重要性，也堅定了自己從自然科學（物理、數學）向社會科學及經濟學學科進行學習研究的學科轉向。為此，在明尼蘇達大學讀博士期間，我特意選了機制設計理論之父、因其開創(chuàng)性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里奧尼德·赫維茨（Leonid Hurwicz）教授作為指導教師。在攻讀博士學位的四年時間里，我經常與中國留學生一起探討中國改革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及改革目標和發(fā)展趨勢。種種原因使得我的回國計劃一再被延宕。畢業(yè)之后，我留美任教并在較短的時間內相繼被破格提升為副教授和教授，獲得終身教職，我是改革開放之后國內留學北美的經濟學者中在美國大學早獲得終身教職、個成為教授的。盡管如此，我須臾沒有忘記自己的中華兒女情，通過研究和推動中國經濟制度的平穩(wěn)轉型，通過籌劃和參與中國大學杰出人才培養(yǎng)體制的改革創(chuàng)新，我一直在踐行著自己的中國夢。

在此過程中，我開始注意到理論與現實、歷史、傳統(tǒng)、文化、制度等諸多因素之間的互動影響，結合所能接觸的各種資料深入思考中國這一千載難逢的大變局，從而逐步認識到，經濟學原創(chuàng)性純理論研究與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還是有很大的差異，無論是側重點還是研究方法都非常不同。要解決現實問題，需要切換角度和角色，需要理論與現實相結合，不能唯書本和教條主義，不能過度理想化或過度意識形態(tài)化，更不能將理想狀態(tài)等同于現實去看待和解決現實問題，這樣不可能將事情做成。盡管原創(chuàng)性純理論，特別是經濟學基準理論具有很強的指明改革方向和現實指導作用，但理論背后的一些假設也許不是那么符合現實，所以其研究基本上都是務虛的，對一個問題或問題的某個方面（假定其他因素不變，現實中當然不是如此）往往研究得很細、很精，目的就是要弄清其內在邏輯關系，注重的是科學性、嚴謹性，聚焦的是點或局部，而不是面或全局，具體怎么去用。但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就大不一樣了，要將一件事情做成，要讓改革成功，要讓理論對現實有指導作用，需要因地、因人、因事、因時而用，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要綜合考慮影響其結果的各種因素，甚至還需要短期應對風險與發(fā)展的政策變量和中長期改革治理的制度參數具有自洽性和內在一致性，使之達到總體一般均衡和綜合治理，而不是只考慮某個點或單方面因素。這就像一個水桶缺一塊板或有縫隙，甚至有個小洞，也裝不滿水一樣，需要面面俱到。

特別是擔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后，在經濟學教育改革實踐過程中，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在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時，要特別注意這方面的差異性。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要將事情辦成，一定離不開理論邏輯、實踐真知和歷史視野這三個維度的結合。它們都是將一件事情辦成或解決好現實經濟社會問題的必要條件，缺一不可。但在現實中，許多人沒有明白這個道理，在分析問題時，不知不覺地只關注其中一個維度而忽視其他維度，或者由于理論背后的假設不是那么符合現實而完全地否定理論的導向作用，或者完全照搬理論的結論而忽視前提假設和實踐真知的重要性。的確如此，從事實踐工作的人往往容易忽視甚至否定理論的重要性，而從事理論研究的人往往容易教條化，脫離現實看問題，認為意識決定存在，而不是存在決定意識，將理想狀態(tài)等同于客觀現實。這樣的人大量存在，甚至其中一些人動不動就上綱上線，使得改革何去何從的問題時常歧見紛呈、莫衷一是。

當然，更多的人考慮問題是單向思維，不全面、偏激、走，強調一點，否定其他，往往是用一個命題或結論成立的某個必要條件反對其命題或結論成立的另外的必要條件。比如，一些經濟學家，在談到市場制度重要性的時候就一味地否定政府的作用，在談到政府作用時就忽視市場的作用，在談到工業(yè)革命重要性時就一味否定基礎制度環(huán)境的重要性；還有不少人缺乏基本的科學方法論，如在總結改革成就的時候不是試著去找出新的因素，而是強調本就存在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否定新的因素的重要性（比如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成就時往往忽視或否定松綁放權的市場化改革、民營經濟大發(fā)展的重要性）。類似這種偏激還反映到學科間的相互鄙視上。比如，不少學人文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的人會因自己所學而輕視其他學科。近幾十年來，國際上爆發(fā)的文化之爭人文文化與科學文化的爭論就是一個例子。學人文的看不起學科學的，覺得學科學的沒什么文化，懂點專業(yè)，怎么算有文化呢。如建構主義者尤其是社會建構主義者就極力張揚人文精神，對科學的真理性全面提出質疑。而學科學的卻認為，人文學者連科學的基本常識都不知道，怎么算是合格的學者呢？紐約大學有一位叫艾倫·索卡爾（Alan Sokal）的量子物理學家就認為建構主義者不懂科學卻經常引用科學來支持自己的觀點，有點兒欺騙讀者的意思，于是故意寫了一篇詐文登在權威的建構主義的期刊《社會文本》（Social Text）上，得到不少建構主義者的贊同。一個月后，他在另外一本雜志上說明那是一篇詐文，里面引用的所謂科學成果在科學界是些人所共知的東西，而這些成果根本推不出文中所指出的那些具有社會意義的結論，其中的推導完全是荒謬的，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來。

這樣的爭論也出現在關于經濟學是否是科學的辯論中，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當前國內經濟學界風氣確實不是那么端正，浮躁、浮夸、表面、虛的東西太多，而缺乏務實的、埋頭鉆研的精神。經濟理論和應用的學術研究及其討論本應是嚴肅的，但似乎越來越大眾化，甚至是娛樂化。不少人語不驚人死不休，說出的話沒有科學性和嚴謹性，給出的結論既沒有邏輯，又缺乏常識，也沒有實證，這說不定會影響到政策的制定，從而影響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大局。如有的學者提出的全面超越論、偉大的中國工業(yè)革命等，在國內外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這是我們學者特別需要注意的地方。另外，我個人信奉的理念是，可以不說話，但不說假話，即使真話有時不合時宜，出于公心也應敢于發(fā)聲。在這方面，我受父親的影響很大。在20世紀60年代初發(fā)生大饑荒的時期里，他冒著被撤職、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坐牢的風險，堅持真理，如實向上級反映農民們糧食將盡的事實，使得他所管轄的一方人免于餓死。

總的說來，理論邏輯維度注重的是科學性與嚴謹性，而實踐真知維度強調的是針對性和現實性，強調提出的方案要有可行性、可操作性、可執(zhí)行性、可實現性。然而，僅有理論和實踐還不行，弄不好會短視，可能只是短期或局部而不是長遠或全局，因而還需要采用歷史視野的維度來解決可能出現的短視問題，這樣分析和解決問題時才能有前瞻性和思想性。比如，一幅油畫，太近了看發(fā)現不了油畫的美，看到的也許都是坨坨點點，但拉遠距離來看可能就很不一樣了�？傊�，要做有思想的學術和立有學術的思想，就必須結合理論邏輯、實踐真知和歷史視野三維度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才可能做到科學性、嚴謹性、時代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的有機結合。我出國前學的是自然科學和數學，到美國后學的是經濟學，再加上上大學前幾年的知青生活和在上海財經學院從事經濟學教育改革實踐和行政工作，以及平時喜歡讀歷史和其他各種書籍，這些學習、生活和行政方面的經歷使得我越來越充分地認識到理論邏輯、實踐真知及歷史視野三位一體分析方法對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的重要性，因此我在做中國問題研究時，盡可能采用三位一體的研究方法，希望在研究和解決問題時盡量具有科學性、嚴謹性、針對性、現實性、前瞻性和思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