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

——劉大任《晚風習習》《細雨霏霏》序

王德威

“人心里可能真有些東西，連歷史都無法阻絕�！�

劉大任的小說久違了。在新作《細雨霏霏》里，劉大任寫出一則悼亡故事。母親逝世將近十年后，他回顧往事，懷念母親的音容笑貌，母親和父親不快樂的一生，還有六十年前一代外省人渡海來臺的種種悲歡離合�！都氂牿�霏》的題材不算新鮮，劉大任的敘述簡約低調(diào)，其中卻包藏一段驚心動魄的往事。小說本為虛構(gòu)，但對照劉大任以往的文字，《細雨霏霏》想來有不少自傳成分，而劉的行文夾述夾敘，幾乎有了抒情散文的氣息。

《細雨霏霏》必須和劉大任的《晚風習習》（1989）并讀，才能更體現(xiàn)作者感時傷逝的況味。《晚風習習》寫的是逝世不久的父親，以及他們那個充滿挑戰(zhàn)亂離的時代。父親是五四后的一代知識分子，在啟蒙革命的號召下走出窮鄉(xiāng)僻壤，卻因為性格和命運的撥弄，有志難伸。父親的一生是個節(jié)節(jié)潰敗的故事。及至他退守臺灣，事業(yè)每下愈況，他的失意困頓甚至已帶有國族寓言的色彩。與此同時，作為人子的劉大任逐漸長成。他對父親的叛逆和疏離依稀有著父親年輕時代的影子，但中年回首，竟一樣有了徒然的感慨。

然而父與子之間畢竟有著血脈相連的關系。那不只是至親的倫理關系，也是男性本能的默契和矛盾。劉大任寫小學六年級和父親洗溫泉，“第一次看見他勃起的陰莖”，從而“以最原始的方式創(chuàng)造了我這個意念便化為本能的羞恥，固結(jié)在我的意識里，開啟了我對他的叛逆”。性的啟蒙，生殖與創(chuàng)造，衰老與死亡，父親是以他的血肉之軀示范著什么是生命最根本的欲望，和欲望的沖動與不堪。

這一切以父與子的返鄉(xiāng)之旅作為了結(jié)。彼時兩岸隔絕，父親的輾轉(zhuǎn)回鄉(xiāng)因此更有了些冒險意味。當年迫不及待要逃離的故鄉(xiāng)，現(xiàn)在成為迫不及待要回歸的故鄉(xiāng)。人生一瞬，世事如煙，望著跪倒在先人尸骨無存的墳堆間、號啕不已的父親，劉大任寫道：“我至今也不明白，是什么力量讓我走向父親旁邊，屈膝跪下。一切發(fā)生得那么快，那么自然�！边@一跪無關封建禮數(shù)，而是更邈遠的、對生命賡續(xù)的直下承擔。在那一刻，父親和兒子“仿佛是在現(xiàn)世以外超理性的非空白里，會過一次面”。

對劉大任半生經(jīng)歷略有所知的讀者會明白，這一刻確是來得不易。劉出身臺大哲學系，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到加州柏克利大學攻讀政治。那些年美國學運反越戰(zhàn)，中國“文革”，法國工運，革命解放的呼聲甚囂塵上。劉未幾投身政治運動，因此放棄學業(yè)，甚至上了國民黨禁止回臺的黑名單。今天談海外左翼運動，尤其“保衛(wèi)釣魚島”那一段，不能不記上劉大任一筆。作為社會主義的信徒，劉大任曾唯科學理性是從。要經(jīng)過多少吶喊與彷徨之后，劉方才了解“在理性的窮途末路與超理性的雷殛電閃間，有一個曖昧領域”。而父親以他顛簸的一生，他的大去，引導劉大任進入這一曖昧領域。

《晚風習習》因此是劉大任試圖與他父親——和父親所經(jīng)歷的那一個時代——和解的嘗試。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主義與迷信、理性與原欲、此岸與彼岸這些對應都太“五四”，太簡單，難以解決其間的種種“曖昧”領域。革命和運動之后，千百萬的人生還要繼續(xù)過下去；狂飆的歲月已經(jīng)遠去，留下來的斷井頹垣卻得有幾代人來清理。晚風習習，中年的劉大任回憶暮年的父親，驚覺父子的路何其不同，又何其相似。他的不只悼念父親和他那一代人的灰飛煙滅，也更不免有了“此身雖在堪驚”的感喟吧。

《晚風習習》寫的是一位民國的父親。將近二十年后，劉大任以《細雨霏霏》為一位民國的母親作行狀。兩部作品雖然沒有刻意對應，有心的讀者還是可以看出種種關聯(lián)。母親來自書香世家，因為種種原因下嫁不算門當戶對的父親。戰(zhàn)爭和流亡逐漸磨洗母親的風華和志氣，到了臺灣，她成為一個子女纏身、鎮(zhèn)日為柴米油鹽打算的小公務員妻子。這是對同床異夢的夫妻，但是再大的爭吵似乎還不能動搖家的根本。故事中的劉大任兄妹是在既敏感又懵懂的環(huán)境中成長。

《細雨霏霏》寫外省家庭初到臺灣的艱難以及與本省家庭的互動，平實細膩；寫作者少年成長的部分則顯得平板。劉大任的風格從來是老成的，也許并不適合描摹青春期以前的那個世界。唯其如此，他敘事的距離感反而意外襯出故事的重點：對孩子們而言，終其一生，母親是個不能也不愿被理解的人。母親“不是個快樂的女人”；她甚至是個“不會哭的女人”。

母親何以不快樂？如果父親的失落來自一個時代的辜負，一種抱負的幻滅，母親的抑郁則隱藏著更細膩的問題。劉大任娓娓訴說種種可能：也許是因為當年下嫁父親的委屈，也許是受夠了遷徙流離的痛苦，也許是生下原本不想要的小女兒，也許是父親與鄰居妻子外遇的結(jié)果，也許是父親肺病帶來的家庭危機。終于有一天母親崩潰，變成一個歇斯底里的女人。即使如此，母親沒有眼淚。

當父親的困頓遭遇引導讀者歸納出一個說法，甚至投向一則國族寓言時，母親的歇斯底里癥卻是那樣線索分陳，拒絕任何表面敘述的可能。由此引出的性別與敘事的差距，已經(jīng)耐人尋味。但劉大任毋寧是借此試探另一種想象、回顧歷史的方式。母親日后在宗教中找到救贖，但癥結(jié)并沒有解開——直到劉大任又寫出了一段返鄉(xiāng)探親的情節(jié)。

在兩篇分別關于父親、母親的小說里，劉大任都以返鄉(xiāng)作為情節(jié)的轉(zhuǎn)折點�！锻盹L習習》里的父與子返鄉(xiāng)為的是回溯家族譜系因緣；《細雨霏霏》父與子(還有小妹)返鄉(xiāng)則為的是重會當年留在大陸的大女兒。在結(jié)構(gòu)上劉將同樣的故事主題重寫了一次，但重點何其不同。如果《晚風習習》的返鄉(xiāng)代表男性的宗法關系的完成，《細雨霏霏》所描寫的家族團圓之旅則指向更深一層的離散和創(chuàng)傷。這趟返鄉(xiāng)之行缺了一個要角——母親，理由是她不愿意重回傷心地。當父親抱著一個生在大陸，一個生在臺灣的女兒大哭，“嗄啞蒼老，夾雜著喘氣干咳，重復不停，就一句話：‘對不起你呀，對不起你呀……’”原應是小說的高潮。但故事并未就此打住，我們終于知道大陸女兒的父親其實另有其人。

《細雨霏霏》里冷淡的夫妻生活原來埋藏了一段不可告人的秘辛。母親曾經(jīng)出軌，因為她不甘心只做妻子做母親， 她要做女人。這是典型的《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故事了，但劉大任志不僅在此。如果母親曾經(jīng)不貞，父親也曾有外遇，他們的婚姻何以竟維持下來？何以父親又如此不辭辛苦找尋母親的女兒，而且重逢之際如此真情流露？更重要的是，作為人子，他要怎樣地面對他的父親母親？

《晚風習習》中那個把玩雞血石，核雕密戲的父親到了《細雨霏霏》中更是不堪。晚年他在理發(fā)廳按摩解決性欲需要，成為笑柄，而母親結(jié)扎了輸卵管，并多年為風疹塊所苦。禁錮的欲望，被結(jié)扎了的本能；劉大任筆下的父親和母親在倫理角色背后，掙扎作為一個男人和女人。當他們的痛苦內(nèi)化成為病，為怨懟，為歇斯底里時，任何的國家民族大義似乎都顯得無關緊要了。

然而劉的筆鋒一轉(zhuǎn)，他真正要叩問的是，在歷史的虛無和混亂之后，在欲望的廢墟間，是否還有些東西留得下來？《細雨霏霏》中痛哭擁抱妻子私生女的父親，豈不比《晚風習習》中痛哭在故鄉(xiāng)墳場中的父親，更來得撼人？陡然之間，他晚年猥瑣的形象開始熠熠發(fā)光。而不愿見到女兒的母親在病危之際，終于在其他子女的安排下，在臺灣見到女兒。她最后的期望是，“把爸爸的那張(遺照)照片帶來”。這又意味什么樣的罪與贖？父親與母親一輩子不投緣，卻有道是無情更有情的擔待，也有愛屋及烏的義氣。劉大任曾一度獻身的社會主義信仰，竟然在父母悲歡離合的人生里，找到不可思議的例證。

回到《晚風習習》那句引人深思的話：“在理性的窮途末路與超理性的雷殛電閃間，有一個曖昧領域�！眲⒋笕卧�借著悼念父親，試圖涉足那個曖昧的領域。二十年之后，借著悼念母親，他更進一步進入那個領域。他必須對他父親母親那一代做出更私密，也更包容的觀察。那真是歷經(jīng)重重憂患的一代，而憂患又何嘗止于國仇家恨而已？

比起《晚風習習》，寫《細雨霏霏》的劉大任少了些“抉心自食，欲知本味”的凌厲，但是創(chuàng)痛仍然在那里。俱往矣，父親和母親那輩民國兒女，他們的歡樂，他們的憂傷。在一切的不圓滿之后，劉似乎體會了革命啟蒙、男歡女愛以外的情義，不是一兩句話說得清的：“人心里可能真有些東西，連歷史都無法阻絕�！彼麑W會了尊重那個“曖昧的領域”。而從《晚風習習》寫到《細雨霏霏》，劉大任自己也漸漸老去。他的風格依然冷冽，但你也感覺得到一股深情依然在他字里行間流淌。

《晚風細雨》自序

抗戰(zhàn)一代人

劉大任

《晚風細雨》由《晚風習習》和《細雨霏霏》兩個中篇合成，實際上可以看成一個長篇�！都氂牿�霏》的寫作時間是二〇〇八年，晚于《晚風習習》幾近二十年，但刊登時，編者視為“聯(lián)作”，即明白表示兩者之間的“同質(zhì)”關系。這個看法，我是同意的。

無論如何，兩個中篇各約五萬字，格式也一樣，都由五十個短段組成，明白表示了我的心意，李商隱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

我跟我的父親和母親，在這個世界上共同度過的歲月，大約就是半個世紀。

那么，不少人會說：這是你的自傳嗎？

卻不能同意。

確實，故事中有不少題材（百分之五十左右吧），取自我的父母，然而，時間順序、細節(jié)與邏輯因果關系，又好像另成系統(tǒng)。小說素材的來源多樣，有的取自道聽途說，有的來自閱讀經(jīng)驗，當然還包括杜撰和虛構(gòu)，這是常識。一般而言，從常識出發(fā)，一旦進入小說的世界，就得服從某種更高的規(guī)律，依附小說本身所以能夠生成和存續(xù)的哲學和邏輯，也就是小說的規(guī)律�；蛟S有人會問：你究竟要寫什么呢？

父親和母親過去后，寫點東西紀念他們，的確是驅(qū)動我提筆的最初動機，然而，提筆之后便發(fā)現(xiàn)，我真正面對的，絕不止個人的追思、悼亡。在我個人的傷痛追悔中，無法制約地，整整一代人，整整一個時代，像集體記憶即將消失的莫名恐懼，隨他們的往生，排山倒海而來。

我不能不面對，也不能不寫他們那一代人，那一個時代。然而，我所謂的“那一代人”“那一個時代”，對祖國大陸讀者而言，可能不太好理解。

這是《晚風細雨》第一次正式在大陸出版，我必須向大陸的廣大讀者做一些交代。

首先必須說明：那是什么樣的一代人，又是個什么樣的時代？重大的歷史事件，可能產(chǎn)生社會的主流思潮，從而形成占主導地位的一代人。在中國現(xiàn)當代的歷史發(fā)展中，五四運動是個明顯的例子。五四運動的影響絕不止于一九一九年前后的所謂新文化運動，更不限于所謂的“德先生”和“賽先生”。五四運動產(chǎn)生的是所謂的“五四的一代”，他們生活在二十年代中國以來的政治、社會、經(jīng)濟和文化生活的各個層面，基本上支配了中國以后至少三十年的走向和軌道，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蔣介石敗退臺灣。

但我寫的不是“五四的一代”，而是“抗戰(zhàn)的一代”。

如果抗戰(zhàn)始于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我父親那年剛好二十歲，正在武漢大學讀預科，準備讀土木工程，計劃著他以現(xiàn)代工程技術挽救落后貧窮國家的一生。大學畢業(yè)后，他回到江西老家的省政府建設廳工作，不到兩年，盧溝橋事件爆發(fā)，從此投身救亡圖存。

抗戰(zhàn)期間，除了躲警報、逃難，他帶著一家人，積極參與抗日救亡，在贛南幫蔣經(jīng)國修筑機場；以資源委員會廣西龍州站站長身份，負責將稀有金屬運往當時仍為法國殖民地的越南，換取武器彈藥，支援抗戰(zhàn)；后又轉(zhuǎn)往昆明，任空軍少校工程師。

父親在青年時代就努力鉆研美國的田納西水文計劃，他的一生志向就是建三峽大壩，實現(xiàn)中國的現(xiàn)代化。不幸的是，他在蔣介石跑到臺灣前一年，就因就業(yè)而去了臺灣，永遠失去了參與三峽計劃的機會。不過，似乎是作為補償，卻也曾小試身手，作為主要的工程師之一，他參與建設了臺灣第一座綜合水力發(fā)電工程，石門水庫。父親的后半生在臺灣度過，幾近四十年的專業(yè)生涯中，臺灣從南到北的水利工程建設中，留下了他的身影。

所謂的“抗戰(zhàn)一代人”，在現(xiàn)代歷史上，應該就稱為“建設派”。

什么叫作“建設派”呢？

簡單說，這是一批專業(yè)知識分子，他們雖然感受到五四的影響，卻沒有投入改造世界的事業(yè)，而在國弱民貧、外侮壓頂?shù)奈＞种�，基本上只依靠自己的專業(yè)知識和技術，力圖避免亡國滅種，設法逆勢扭轉(zhuǎn)國家的命運。

孫運璇應該是他們的代表�？箲�(zhàn)勝利臺灣光復后，日本殖民者臨去之前，破壞了臺灣的電力系統(tǒng)，并揚言：中國人沒有能力，臺灣三個月之后就將進入黑暗世界。孫臨危受命，帶了一批年輕的工程師，在不到五個月的時間里，恢復了臺灣百分之八十的電力供應。蔣經(jīng)國過世前，原規(guī)劃讓孫接班，不料他因中風而半身癱瘓，才讓偽裝手法一流的李登輝，鉆了空子。

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父親帶著全家赴臺就業(yè)，在上海等船，那將近一個禮拜的時間，我們在上海玩。奇怪的是，那時不過八九歲的我，留下了一個非常特別的記憶——母親的手。雖然在抗戰(zhàn)期間也跑過半片江山，母親從來沒到過上海那樣的國際大都會。我的印象深刻，尤其是穿過車水馬龍的街道，母親緊緊抓住我，我的手仿佛被鐵手掐入骨髓，不得不跟隨她那既不敢慢又不能跑的蹣跚步伐過街。直到有一天看見了母親從不示人的“解放腳”，才恍然大悟。

這種“解放腳”，是在裹腳進行到相當程度的時候，突然中止，那雙腳的形狀，介乎天然與人工之間，雖然保持腳的大致原形，卻失去了腳的大部分功能，母親是一輩子沒有辦法跑步的人。她那一代人，如果沒有祖蔭，又沒有獨立的經(jīng)濟能力，便只能像她的“解放腳”一樣，步履蹣跚地度過一生。

我的父親和母親，便是這樣的一代人。

正如王德威教授所指出，兩篇小說的敘事，都以回大陸老家祭祖、探親、訪友等情節(jié)為重要轉(zhuǎn)折。但我必須說明，敘事的時間點很關鍵，小說人物看到的中國大陸，是一九八五年的大陸。

一九八五年的大陸，是個什么樣子？ 現(xiàn)在的很多人，可能都無法記憶了。來自臺灣的小說人物，是在兩岸交往尚未解禁（一九八七年秋） 之前，必須設法繞過臺灣當局的阻撓干涉，類似冒險犯難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實現(xiàn)幾十年政治關山阻隔的回歸之旅。

一九八五年的大陸，改革開放政策雖已確定，各地的執(zhí)行與實踐，仍在摸索階段�！耙�致富，先修路”還未開展，特別是偏遠落后地區(qū)。小說中表達的，某省的一級公路上，居然出現(xiàn)農(nóng)民曬谷、老牛睡覺的現(xiàn)象，現(xiàn)在聽來，不僅天方夜譚，更像是故意誣蔑。然而，那是實情，是我親眼看見的。

小說人物，特別是“父親”那個角色，對那個時代的西方現(xiàn)代建設，顯然有一定了解。他的觀感，不能視為單純的失望或反感，讀者應該設法深入他的內(nèi)心，看到沉痛底層的恨鐵不成鋼。那也是作為“建設派”的我父親，終身愿望落空下的痛苦表現(xiàn)。

多么遺憾，我父親在那次回歸后，當年便像完全用光了所有精力，泄了氣的氣球一樣，突然過世了。他如果活到今天，面對死亡時，或許不至于那么蕭條落寞吧。

抗戰(zhàn)一代的“建設派”和他們的接班人，今天終于站在時代風浪的前端，在全國各地，甚至在“一帶一路”沿線，在亞非拉眾多落后地區(qū)，正式站穩(wěn)了落實夢想的腳跟，這是何等重大的歷史大轉(zhuǎn)折！

我在《晚風習習》的結(jié)尾，特別為那位父親取了個意義深長的名字：袁軒。

不妨點明，袁軒不就是“軒轅”兩字的倒裝，象征著歷史文化不絕如縷的脈絡，綿延五千年的傳承。

二〇一七年三月八日雅各溪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