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書的版是根據(jù)五年前，我在德國將軍被俘后不久與他們討論時收集到的資料編寫的。從那時開始，我收集了大量的新材料，其中許多材料來自我在1945年時沒有機會見到的將軍們，同時我也得以通過參考文獻記錄來核對這些證據(jù)。
在本書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中，將領們的證詞是用他們自己的話來闡述的，大部分章節(jié)都被擴大和修訂了，同時還增加了三章新內(nèi)容。在部分，即我自己對事件和人物的總結中，修改的內(nèi)容并不多，但增加了一章新內(nèi)容關于古德里安，雖然他在1940年不過是個下級指揮官，但他對德國當年的勝利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即使是在更完整的形式下，本書也不是在努力書寫歷史。現(xiàn)在編纂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歷史還為時過早應該等到證據(jù)更加完備的時候再說。在本書中，我所關心的是收集并以一種可理解的形式向公眾展示歷史必需材料的重要部分。作為撰寫一場大戰(zhàn)歷史的準備，沒有什么比從對立面收集證據(jù)更重要的了。因為只從自己山的這一邊去觀察一場戰(zhàn)爭，必然會產(chǎn)生片面的觀點。
在我早先研究次世界大戰(zhàn)歷史的過程中，這一教訓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僅就軍事領域而言，我發(fā)現(xiàn)，任何戰(zhàn)役或事件的記載，除非是在了解敵人的意圖、決定、資源和行動的情況下寫出來的，否則都必然會產(chǎn)生偏差。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一結束，我就立刻抓住機會，借親自審訊德國將領的機會，在他們對事件的記憶還沒有消失，在他們的印象還沒有受到戰(zhàn)后知識或趨勢的影響之前，探尋山的另一邊。
毫無疑問，德軍將領終將出版自己的回憶錄和敘述，許多盟軍將領已經(jīng)這樣做了。就前者而言，由于戰(zhàn)后的長期監(jiān)禁和對自由的各種限制，回憶錄的寫作被推遲了，還有一些人的回憶錄的寫作仍在推遲。從歷史學家的角度來看，這種延遲或者說，歷史材料出版的任何延遲都是令人遺憾的。另外，必須認識到，自傳的作者通常更關心自己的利益和名譽，而不是為歷史服務。任何國家的政治家和將領，在以自己的時機和方式編纂自己的回憶時，都會對自己的行動的記錄進行精心的構思沒有什么比這更具有誤導性了。對他們質(zhì)疑，再加上逐步探索其他資料來源以提供對照檢查，才有更好的機會獲得真相。
我的這本書，通過收集他們對許多不同問題的答復，盡可能客觀地介紹了他們回答的精華內(nèi)容。如果把材料原汁原味地呈現(xiàn)出來，不僅會讓本書篇幅太過龐大，而且會讓讀者感到困惑更何況，在探尋真相的過程中，穿透防線的好辦法就是改變切入的方式。任何一個有經(jīng)驗的審問者都知道，讓審問斷斷續(xù)續(xù)、聲東擊西，就更有可能引出一些本來可能被掩蓋的事實。平心而論，我必須說，在面對那些難以處理的問題時，這個辦法被多次證明有效，這也讓我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我原來的看法特別是他們的證據(jù)常常被繳獲的文件所證實時。
他們的證據(jù)的準確性和誠實度因人而異。但根據(jù)我的經(jīng)驗，我發(fā)現(xiàn)德國人在討論專業(yè)問題，比如軍事行動的過程時（這是本書探究的主題），他們往往比大多數(shù)人更客觀。此外，他們中的許多人熱衷于事實的精確性，盡管他們的結論可能像啤酒上的泡沫那樣淺薄。這種對事實精確性和對詳細記錄事情的熱衷，導致許多與1944年反對希特勒的密謀有關的人被發(fā)現(xiàn)并被絞死。 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熱衷是一筆財富。
同時，我還盡可能地從其他來源核實這些將領的陳述和回答。本書中使用的大多數(shù)陳述都經(jīng)過了這種交叉檢查，例外情況也在文中得到了注明，特別是在證據(jù)有分歧的地方。
自然，將軍們傾向于為自己在希特勒侵略中的角色開脫但他們并非在狡辯。在這一點上，我對戰(zhàn)前的情況比紐倫堡的檢察官們更熟悉，因此在我開始戰(zhàn)后的調(diào)查前，我就已經(jīng)意識到他們的哪些觀點是錯誤的。
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間，作為軍事記者，我的工作要求我密切關注歐洲的發(fā)展。我總是設法了解德國的形勢變化。由于我自己的軍事書籍被德國的很多人閱讀，一些主要的軍人甚至親自將我的書翻譯成德語，這讓我有更多的機會與他們?nèi)〉寐?lián)系。
大多數(shù)曾關注過我戰(zhàn)前著作的人都知道，我曾警告過納粹將帶來的威脅，也堅定反對綏靖政策。甚至在希特勒上臺之前，我就指出了危險的跡象。同時我也清楚地看到，與德皇時期相比，德國總參謀部對希特勒的影響很小，對希特勒的侵略計劃來說，它們的作用與其說是推動，倒不如說是抑制。
繳獲檔案中的文件充分證實了這一事實，戈培爾的日記更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那里面充滿了對將領們的痛斥，因為他們總是反對希特勒和納粹的信條。
德軍將領們大多是急于為國效力的愛國者，但一方面盟軍要求他們無條件投降，另一方面希特勒對國防軍有著驚人的控制力（在暴君的警察和特務系統(tǒng)的支持下），這令他們處于兩難境地。我曾在書中批評他們視而不見，但我也懷疑其他國家的將領們?nèi)绻�處于類似的情況下，是否還會為推翻這樣一個政權去做更多的事情呢？
比起將領們對希特勒的屈服，他們在軍隊中設法保持的軍人的體面更令人矚目雖然這種體面與納粹準則總是發(fā)生沖突。許多盟軍戰(zhàn)俘都曾證明這一點。此外，戰(zhàn)后我在訪問法國、比利時和荷蘭時，經(jīng)常有堅定的反法西斯戰(zhàn)士坦率地告訴我，德軍在當?shù)氐恼碱I軍的行為（黨衛(wèi)軍除外），比前來解放他們的盟軍的行為要得體。對于這一點，必須對將軍們，特別是對倫德施泰特給予應有的贊譽。
德國將領們應該受到的公正批評是，他們往往對納粹的胡作非為置若罔聞，而且在面對自己不愿做的壞事時，他們往往缺乏抗爭的勇氣當然也有一些例外。然而，很多研究都可以證明，如果不是指揮官們默默地無視或偷偷修改了希特勒的殘暴命令，希特勒的暴行以及被占領國家的苦難將會變得更沉重。
并非所有軍隊都有抗爭的勇氣。我見過許多盟軍方面的將軍，他們私下里對盟軍轟炸政策的不人道性表示遺憾，因為這種政策的主要目的是恐嚇平民，但我不知道有誰敢就此提出公開或正式抗議。同樣，他們對盟軍其他野蠻的事例也往往視而不見。然而，即使他們進行抗爭，至多也只是仕途受挫，而不是像德國將領們那樣要冒生命風險。

伍爾沃頓公園
白金漢郡
1950年6月

初版序言

英國政治家、文學評論家和作家約翰·威爾遜·克羅克在其《書信與日記》中曾敘述過這樣一件事：他曾與因在滑鐵盧擊敗了拿破侖而聲名遠揚的威靈頓公爵一同旅行。在旅途中，他們通過猜測路上每座山的另一邊的國家是什么樣來打發(fā)時間。威靈頓公爵的猜測總是精準得出奇，這令克羅克大為驚訝，對此威靈頓公爵卻回答說：你不必為此驚奇。為了猜測山的那一邊的情況，我已付出了畢生的精力。
此后，威靈頓公爵的這句話被引申到軍事上，用于闡釋指揮作戰(zhàn)所必需的對敵情的推測能力，廣義上，則指揣度山的那一邊敵對陣營后方形勢以及敵人頭腦中的計劃。同時，這也成為軍事情報的代名詞。
在1944年到1945年，戰(zhàn)爭即將結束之際，我有幸搶先一步，抓住探尋山的那一邊的良機。在英國海軍部工作的職務便利，使我長期擁有與德國將軍和英國海軍將領們頻繁聯(lián)絡的機會。多次的交談使我有機會及時收集與戰(zhàn)事相關的證據(jù)，以免它們因記憶衰退而逐漸消散，或因事后的顧慮而偏離真相。
研究這些德國將領的經(jīng)歷，傾聽他們的敘述，有助于了解二戰(zhàn)的全貌。在他們之中，只有少數(shù)人是符合人們印象中嚴苛、冰冷的普魯士軍官形象的，倫德施泰特略有接近，但他風度翩翩，還不失幽默感，與人們的刻板印象大相徑庭。即使身處困境，他也能保持著貴族風范，在條件惡劣時依舊神態(tài)自若，毫無怨言，在英軍對戰(zhàn)俘的待遇頗不值得稱道的情況下也能如此。這令曾與其有過接觸的英國軍官無不肅然起敬。與之對比鮮明的是，一些憑借納粹的恩惠飛黃騰達的德軍年輕將領則是咄咄逼人，粗野無禮。
但大多數(shù)人均與這兩類人不同，他們從不頤指氣使，而像是本應出現(xiàn)在會議桌前的銀行經(jīng)理或土木工程師。他們本質(zhì)上是技術人員，專注于自己的專業(yè)領域，對外界的復雜一無所知。在他們身上不難看出，希特勒曾經(jīng)操縱他們、蒙蔽他們，將他們視為便利的工具。
了解戰(zhàn)前的軍事形勢，有助于理清這些將領的證詞，這不僅可以節(jié)省時間，而且可以避免那些在戰(zhàn)后仍然流傳的許多誤解。比方說，有觀點認為，德軍總參謀部在侵略過程中像一戰(zhàn)中那樣發(fā)揮了主導作用。紐倫堡審判就深受此觀點影響，德國有軍事支持的反納粹地下運動更是深受此害：他們一直在謀劃推翻希特勒的獨裁統(tǒng)治，受此觀點影響的英美政府卻沒能及時有效地支持他們。其實，那些曾長期追蹤德軍運作的人早已清楚，總參謀部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傳言總是無法消除，謬見根深蒂固，終造成了不幸的負面影響希特勒的倒臺被延誤了。直到今天，歐洲才開始意識到：本來，戰(zhàn)爭是可以提前幾個月甚至幾年就結束的。
在我開始探究二戰(zhàn)的戰(zhàn)事時，有不少人曾經(jīng)幫助過我，他們富有歷史的探求精神，我在此向他們表示感謝。F.S.金斯頓上尉精通德語，善于團隊協(xié)作，為我與德軍將領的討論做出了巨大貢獻。此外，在我編著本書的過程中，許多山的那一邊的德軍軍官也對我熱心相助，并且在事件的討論中也展現(xiàn)了客觀的態(tài)度，幫助我完成了這項歷史研究，我對此深表感激。后，我要感謝少將珀西·霍巴特爵士，切斯特·威爾莫特，G. R. 阿特金森和德斯蒙德·弗勞爾在這本書的籌備過程中給予的寶貴意見和建議。

B.H. 李德·哈特
蒂爾福特寓所
蒂爾福特
194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