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文學地理學研究概述（代譯序）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空間轉向以多種方式被推至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矚目的前沿，文學批評也越來越多地使用地理學的方法和工具來分析文學在空間中的存在以及空間在文本中的呈現。正如當代法國知識界舉足輕重的思想者之一、《論辯》（Le Débat）雜志主編馬塞爾·高歇（Marcel Gauchet）所說：1996年，我們都參與了社會科學的某種地理學轉向，這絕不是指外部的、眾所俗稱的地理概念，而是由內而生的空間轉向。文學有地理，就如同文學有歷史一樣靈感、創(chuàng)作、出版、接受、翻譯都有其地方性。如何顛覆時空的層級、重新思考和評估文學與地理學之間的關系，成為法國為數眾多的學術研究機構和出版機構近年來的關注目標。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又稱巴黎新索邦大學）的米歇爾·柯羅（Michel Collot） 教授2014年發(fā)表的理論著作《文學地理學》 可謂是這一領域的集大成之作。書中他為大家詳細梳理了法國文學空間與文學地理學研究的基本概念和發(fā)展狀況，列舉了多位重要學者關于人文地理地理詩學地理批評虛構地理等新型文學批評形式的創(chuàng)見和推動，以期用地理學的視角，幫助讀者重拾長期被忽視的小說與空間的方方面面、千絲萬縷的關系。法國文學批評界對于文本空間所呈現出來的強烈興趣，正是呼應了法國文壇自二戰(zhàn)以來在創(chuàng)作實踐上的某種繁榮和趨向，給予了空間和地理元素以突出的啟示性地位。近半個多世紀以來，逐漸呈現上升趨勢的原法屬殖民地的作家們的產出，其豐富性甚至超過了法國本土文學，這一點能夠體現法國文學批評界的某種地理學現象，因此關于這一領域的文學研究還具有明顯的地緣政治的價值。下面，我們按照時間的順序來簡單地梳理一下文學地理這個新詩學概念在法國的發(fā)生、發(fā)展情況。

法國人文地理新思潮的開拓者之一是埃里克·達代爾（Eric Dardel）。1952年，他在一篇短文（《論地理現實的本質》，初發(fā)表時絲毫未引起學界注意，近年來卻大放異彩）中將人與地球之關聯表述為一種作為存在與命運方式的人的地理性，強調地理學家筆下的描述無疑是詩人的語言。后輩學者如加拿大渥太華大學的馬克·布羅索（Marc Brosseau）教授在這一思潮中發(fā)現了某種現象學的目標，旨在將曾經倍受冷落的主體、意義和價值重新納入地理學的中心：與空間地理相對立的，是專為人而設的地理。地理學意義的空間是一個可被洞察的空間，一種被生活過的空間。支持這一思潮的地理學學者紛紛轉向文學，以期為地理現象尋找人文和主觀維度的表達。

地理詩學這一術語的發(fā)明者是米歇爾·德吉（Michel Deguy），他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沿海德格爾的路子將詩與棲居問題密切關聯，重新考量了笛卡爾我思與我在之間的區(qū)別，同時又背離了結構主義的所謂符號與封閉文本之間的任意性原則，設想在世界經驗與語言經驗之間存在著某種連續(xù)性。米歇爾·德吉還重新書寫了poétique這個詞，中間多加了一個字母h：poéthique，這也意味著給詩添加了一層倫理的維度，為人與物提供了更加多維的存在空間。他說：我以為某些物的布局相當具有寓意。地理詩學好比有待考察的地貌，呈現出隱喻或轉換的姿態(tài)，那是詩學的空間。米歇爾·德吉認為，一切邏各斯都具有拓撲性質:語詞在述說大地的經驗，既擁有地質地貌的意義，同時又具備拓撲學意義。相比一切其他的表述，德吉為詩這一本體拓展了初的象征意味，其本質上是空間的。在當時的背景下，大多數法國哲人秉持語言至上、符號任意的觀念，拋棄傳統(tǒng)的參照系而強調延異，而米歇爾·德吉越來越堅持藝術創(chuàng)造中詞語的回歸，探究其與物分隔的空間。2007年，德吉再次強調詩學有它的地理邏輯，大地的各個方面都是種種邏各斯的載體，專屬于詩人，詩人再用自己的語言來闡釋。另一位原籍蘇格蘭、后來長居法國的詩人肯尼思·懷特（Kenneth White），自1979年以來也頻頻使用這個術語，為一種新的詩歌態(tài)度命名，那就是他自己創(chuàng)造的文體way-book一種閑庭信步式的地理詩學游記，一種能夠糅合外部風景與內心感悟、地理空間與心智空間、實際地形與想象畫面的文體。懷特所提倡的地理詩學概念極為寬泛，超出了詩歌與文學的范疇，目標直指創(chuàng)造一個嶄新的文化空間。相對于德吉，懷特似乎更關注世界的物理維度，各個物質根據一定的法則來組織，與人類息息相關。文化誕生于自然的延長線上，與大自然一起，構成一種生態(tài)宇宙詩學的統(tǒng)一體。關于我思（cogito）的內在確定性已經動搖，唯有向外部世界打開，那是一種被空間化的我，必須參與到外部世界的能量場中。懷特接近了一種關于意識的在世（tre au monde）的現象學定義，與德勒茲（Deleuze）和瓜達里（Guattari）的某些理念相吻合，其目的是建立一種地理哲學，其思想體系將在領地與大地的關聯中自然形成。

地理批評這個詞的發(fā)明者是貝特朗·威斯特法爾（Bertrand Westphal），他主張地理批評的目的是恢復參照物并重新評估空間在文學中的作用，簡而言之，該是要考慮文學及其周邊關系的時候了……我們研究的對象不是對文學空間表征的審視，而是考察人類空間與文學之間如何產生互動。 威斯特法爾認為地理批評不是研究文學中的地理，其參照物不具客觀性和模仿性。文本并不直接指代現實，而是指代一種真實的現實經驗。文學并不描述現實，而是再敘現實：文學里的地點是一個視覺世界，以靈活的方式與參照物世界之間進行互動。虛構并不是要再生產出現實，而是將一些至今未能表達出來的潛在可能性進行現實化，然后與真正的現實進行互動。就在地理批評這個新概念發(fā)生、發(fā)展的過程中，我們注意到貝特朗·威斯特法爾和本書作者米歇爾·柯羅教授的意見略有分歧，他們兩人關于文學地理這個核心術語的理解也有偏差。威斯特法爾的著作《地理批評：真實與虛構空間》出版于2007年，早在2011年就被翻譯成英文，因而在世界范圍內影響較大。他主張的地理批評，旨在考察文學及其周邊關系，反思人類空間與文學之間的聯系。米歇爾·柯羅教授指出其理論的局限性在于：過于強調地理參照物的落腳點，有可能會排除掉某些文學文本，或者說不適合針對某些想象空間的文學創(chuàng)作手法進行合理的批評。 柯羅教授認為地理參照、上下文背景和文本與現實的互動固然很重要，但文學創(chuàng)造始終是一種自我的地理（égo-géographie)，是關于地點的書寫，是語義構造的特殊形式，其間含有他者主體的觀點，是他者主體對于空間的一種批評式的閱讀�？臻g的文學再現，明確地存在于想象世界的建構，必是立足于一個主體的視角、一個文本的結構。文學景觀，不是地理參照物，是一種主體視線里的建構想象的形式。柯羅教授進而提出真正的文學地理批評，不是作者經歷過或游歷過的地點，而是重新書寫。比如所謂夏多布里昂的風景，是作者在他的生活中、繪畫中、閱讀中復雜的想象與重新構寫。顯然，柯羅教授的研究秉承了西方經院哲學的現代闡釋學傳統(tǒng)，遵循了結構主義以降注重文本解讀的文學研究范式。

虛構地理（或稱想象地理）也是為數眾多的法國學者們重點研究的對象，經典的有讓·魯多（Jean Roudaut） 的《法國文學中虛構之城市》，以及包含有800多個詞條的《虛構地詞典》［由阿爾貝托·芒古埃（Alberto Manguel）和嘉尼·瓜達魯皮（Gianni Guadalupi）主編，其中收集了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們筆下創(chuàng)造的虛構之地、幻想之地］。尤其需要重點關注的是一篇題為《想象的地理論二十世紀幾位新世界的發(fā)明者》的博士論文，作者是皮埃爾·茹爾德（Pierre Jourde），他從幾位經典作家格拉克（Gracq）、博爾赫斯（Borgès）、米肖（Michaux）和托爾金（Tolkien）等人的典型語料庫中提出了對文學地理想象的非常全面的思考。該文一開始便強調：任何國家、任何作品中的任何空間都是虛構的，虛構地理的特殊性在于，它不可能精確地存在于那個作者創(chuàng)作時就已經是的那個世界。它好位于遙遠的、鮮為人知的地區(qū)：讀者的相關地理知識越少，作者虛構世界的存在可能性似乎就會增加；一個虛構世界存在的可能性隨著其能夠定位的可能性增大而減少。但這并不妨礙想象力受到真實的地理和人文數據的啟發(fā)，由此進行轉化和綜合：它由一些現實組成。或更確切地說，它由一個復雜的變形和交叉作品構成，不僅由出現在地圖集和百科全書中的現實構成，而且還包括神話、傳說和所有現存的宇宙想象。皮埃爾·茹爾德的結論走得更遠，他認為虛構從根本上來說是空間的：它以空間為生，用以抵抗時間和生命力的衰退，在空間之中構筑生命的存在。這種賦予空間的特權也是因為它是屬于可構思的、可想象的卓越領域。每一個想象的空間基本上都是主觀性的：虛構的地理學必然是內部空間的表達：主體是在空間中進行構思。所謂他處，就是主體再出發(fā)，重新聚焦的那個空間。藝術家或作家所表達的，是他們所聽到的宇宙，并將它從自身投射出來的模式。

法國有不少地理學科的博士論文，以文學素材作為研究對象，如弗朗索瓦·貝甘（Fran?ois Béguin）和馬克·布魯索（Marc Brosseau）。后者以現當代小說為研究對象，開創(chuàng)了地理學科一種依從于文學特殊性的新思路關注文學能給地理帶來什么。在馬克·布魯索看來，不該僅僅把目光關注在小說的地理內容上，而是應該考察小說中獨有的如何做地理的方式，或至少是如何書寫人類的空間與地點的方式。作者認為，所謂小說的空間思想 ，與文學形式本身密不可分。小說的空間研究吸引了相當一部分的法國地理學者，他們關注到從前被忽略的空間與地點的某些方面；反之，地理學的視角也能夠幫助讀者重拾長期被忽視的小說與空間千絲萬縷的關系。當代文學對于法國的地理學家們來說不只是一份資料，更是以其自有的方式成為地理學的。

法國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經歷了文本主義與形式主義的浪潮，到八十年代開始表達出一種向世界重新打開文學的需求。例如1985年出現了一本名為《另類》的文學雜志專號，呼喚作家們進行另類書寫：此刻，我們看到許多作家在試圖更新我們的想象，重新賦予一種全球化維度，一股風氣，一種消失了差不多有四十年的視野……仿佛，現實愈發(fā)變得狹隘之后，我們要重新找回地平線。

與此番呼喚相對應的是1993年愛德華·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提出擁抱整個世界 的文學雄心計劃。2007年，一個由27位法國作家集體簽名的《文學世界宣言》發(fā)表，號召法語文學邁出狹隘的六邊形疆域的局囿，走向世界。再加上半個多世紀以來，文學方面呈現上升力量的曾經的法屬殖民地，以及來自那些國家和地區(qū)的作家們的文學產出，是能夠影響法國文學批評界的地理現象，研究界不得不重視地理背景完全不同于法國本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以及源自那里的文化和語言。與法國本土相比，那些作品常常與土地有著難以割舍的關系；通過寫作，那些作家又重新回到祖國，重新喚醒早已失去的、曾經飽受壓制的民族身份認同感。

后，回到我翻譯此書的目的。二十世紀的后二十年，中國文學終于也進入了世界文學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前后，針對中國文學的空間批評話語、中國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和發(fā)展顯然是缺失的。法國的文學地理學能給我們帶來什么？作為一種新的批評方法和視角，我們該如何結合中國的語境實現理論和文學批評實踐的本土化建構？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陳引馳教授曾經說過：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的萌生空間基本是在中國的域外。我們再聯想到中國遠古神話這樣的文化創(chuàng)造，源初也都是區(qū)域性的、地方性的內容，南北離合，南北分流，之后才逐漸整合到中國文化的整體之中。針對中國文學這部分長久以來明顯被忽視、亟待補充的理論空間，我相信米歇爾·柯羅教授的這部《文學地理學》無疑是重要的參考，一定能帶給學界耳目一新的啟發(fā)。

袁莉

2021年初，識于復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