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生于武則天長安元年(701)，卒于唐肅宗寶應元年(762)。除后八年身經(jīng)安史之亂外，他一生基本上是在唐代盛世度過的。

關(guān)于李白的家世和出生地，至今仍是未解之謎。照李白的說法，他應是西漢名將李廣的二十五代孫。從唐人有關(guān)記載可知，他的祖先是在隋末因罪謫居條支或被竄于碎葉的，故其出生地可能在條支或碎葉。條支、碎葉均屬西域，而同屬西域的碎葉有三處之多。李白究竟生于何處，實在難以定奪。從學者們的討論來看，似乎出生于中亞碎葉(今吉爾吉斯共和國托克馬克附近)的說法較為可信。

從五歲到二十五歲(705724)，李白在蜀中讀書、習劍、任俠。一方面遍觀百家之書，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長史書》)。另一方面又喜好劍術(shù)，以俠自任。在此期間，他曾與東嚴子隱居岷山之陽，向善為縱橫學、任俠有氣的節(jié)士趙蕤從學一年有余，還曾任俠，手刃數(shù)人(魏《李翰林集序》)。

唐玄宗開元十三年，李白懷著四方之志，辭親遠游。他經(jīng)長江三峽來到江漢平原，在江陵見到與陳子昂、盧藏用等同為方外十友的茅山派著名道士司馬承禎。然后漫游荊、湘、江、浙一帶，定居于安陸。在與故相許圉師孫女成婚后，他在安陸大約過了十年。在安陸，他曾多次干謁當?shù)毓賳T以求援引，事未成，反而得罪安州刺史，以致謗言忽生，眾口攢毀。大約在開元十九年(731)，李白初入長安，隱居終南山。他希望得到玉真公主和駙馬張的薦引，結(jié)果事與愿違，卻遭到斗雞之徒的凌辱。于是西游州、坊州，繼而應元演之邀，與他同隱嵩山。不久回到安陸，又出游江夏、南陽等地，并與元演同游洛陽、太原，同到隨州訪問道士胡紫陽。許夫人去世后，李白于開元二十八年(740)移家東魯，客居任城。不久即與孔巢父、韓準等人隱于徂徠山，日以沉飲為事，號稱竹溪六逸。

從四十二歲到四十四歲(742744)，李白在長安待詔翰林。唐玄宗征召李白，是由于玉真公主的薦引。據(jù)說玄宗初見李白，禮遇非常，但不久就遭到張等人的讒毀。因為青蠅間白，帝用疏之，為紓憂解愁，他便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游(李陽冰《草堂集序》)�？赡苄�宗認為他放蕩不羈的性格不宜作近臣，于是賜金放歸。待詔翰林，是李白一生引為榮耀的輝煌經(jīng)歷，放歸山林使他在仕途上一蹶難起，但他仍然長期對為君所用抱有希望。

李白離開長安，在齊州紫極宮，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箓。雖然入了道士籍，可是重入君門之心并未泯滅，這正是他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書情贈蔡舍人雄》)耐心等待機遇的重要原因。此次漫游，以梁園、東魯為中心，南至吳越，北上幽燕。特別要提到的，一是他與杜甫在將近兩年交往中結(jié)下深厚友誼，二是天寶十一載(752)冬天，他在幽州見到安祿山的反叛跡象，為國有大難不勝憂慮。

安史亂起，兩京失陷。李白攜宗氏夫人由梁園西上華山，接著南下宣城、溧陽，到越中避難，繼而隱居廬山屏風疊。當永王李璘率水師經(jīng)過潯陽時，李白應邀成了他的幕僚。他是懷著誓欲清幽燕的宏愿踏上李璘戰(zhàn)船的，誰知從此卷入上層統(tǒng)治者內(nèi)部斗爭的漩渦。李璘被殺，李白入獄。幸虧宋若思等人營救，才免一死，終被流放夜郎。唐肅宗乾元二年(759)，李白在流放途中(奉節(jié)白帝城)遇赦，返回江夏，后又重到潯陽，過金陵，徘徊于歷陽、宣城一帶。當他聽到太尉李光弼率大軍出征東南的消息，興奮不已，主動要求從軍，為平定史思明之亂盡力，可惜因病半道而還。第二年冬天，竟一病不起，卒于當涂。

李白年輕時就為自己確定了人生目標和處世方式。概括言之，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一身；具體說，則是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shù)，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qū)大定、�？h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后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不足為難矣（《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為王佐之臣，建不世之功，然后功成身退，這便是李白的人生方案。聯(lián)系他不屑于通過科考步入仕途，而熱心隱逸以求名震士林為君王所知，和由這種做法顯現(xiàn)出來的宏大抱負、強烈的自信心、張揚自我的為人風格以及不循常規(guī)的思維方式，可見李白實乃盛唐一位高自標置，而為人豪邁、不守故常的人物。其所以如此，固然與他生活在東風動百物，草木盡欲言（《長歌行》)這樣一個生機蓬勃、催人向上的時代有關(guān)，但也離不開多種思想對他的影響。

在李白思想中，明顯含有儒家、道家、墨家、縱橫家以及法家、釋家的思想質(zhì)素，但起主導作用的是儒家思想。李白對儒家思想的吸納是有選擇的，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有關(guān)大同理想、王道仁政的觀念和積極用世、建功立業(yè)、憂國憂民、安邦濟世的精神。他崇仰儒家圣人堯、舜、孔子，但更欽佩歷史上以大才大智富國安民的大臣；他歌頌儒學的偉大，卻唾棄迂腐、冬烘、不能為時所用的儒生；他贊成遍覽五經(jīng)舉其大略、觀其大義的學風，反對只知在字句上探討經(jīng)義的章句之學。

李白一生所交道友甚多，受道家、道教思想影響很深。這種影響，既表現(xiàn)在他取用老莊的無為而治和儒家的王道仁政來構(gòu)建其政治理想，也表現(xiàn)在他對人生方式的選擇或?qū)θ松�境界的追求中。至于其文化心態(tài)的形成、人生藝術(shù)精神的確立，以至審美趣味的產(chǎn)生、思維方式的變換，表現(xiàn)尤為突出。要指出的是，道教，特別是茅山道派對李白的影響，主要是它熱心帝王之術(shù)、參政意識強烈、以入世為本、出世為跡的傳統(tǒng)，和以元化之道決定天運盈縮、萬物變化的觀念，以及順應天運盈縮的循環(huán)規(guī)律而確定出處行藏的思維特點，而不是煉丹、服丹之類的求仙之術(shù)。

在李白思想中占有一定分量的，還有出于戰(zhàn)國策士的縱橫家思想和出于豪俠之士的俠義思想。他性倜儻，好縱橫術(shù)，喜談王霸之道；立論恒殊常調(diào)，好作大聲壯語；自信、自負、自尊，而又遍干諸侯，歷抵卿相，熱衷于游說、干謁，渴望一鳴驚人。他少以俠自任，重然諾；輕財好施，存交重義；隱以待出，總想風云際會，乘時而為，然后功成身退。這表明縱橫家思想和俠義思想對李白人生理想、處世之道和個性特征的形成，都起有重要作用。

李白志向高遠，主體意識強烈，為人狂放不羈，顯得超曠、灑脫。在他身上有儒士氣、道士氣、隱士氣、俠士氣、策士氣，集中表現(xiàn)為豪放飄逸的詩人氣質(zhì)。龔自珍說：莊、屈實二，不可以并；并之以為心，自白始。儒、仙、俠實三，不可以合；合之以為氣，又自白始也。其所以為白之真原也矣。（《錄李白集》)可見李白其心其氣即其思想氣魂、氣概風骨，乃是多種思想交相為用的結(jié)果。其實，這種博采眾說，不拘一家的思想修養(yǎng)方法所帶來的綜合效應，不但顯現(xiàn)在李白的人生藝術(shù)精神中，還顯現(xiàn)在他的詩論主張和詩歌創(chuàng)作風格中。

李白是繼陳子昂之后又一位自覺以改革唐代詩風為己任的詩人，二人復古以求新變的改革方式大體相同。李白在《古風》其一中，說要像孔子修《春秋》那樣總結(jié)古代詩歌發(fā)展的歷史經(jīng)驗，實際上是借對歷代詩歌的評價為唐詩發(fā)展指明方向。又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與!(孟棨《本事詩·高逸》)那么究竟什么是李白所要復興的古道和通過復古所要開創(chuàng)的詩風呢?從他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diào)俳優(yōu)哉（《本事詩·高逸》)，以及丑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古風》其三十五)，可知他要恢復的是《詩經(jīng)》大雅正聲關(guān)注社會政治現(xiàn)實問題的傳統(tǒng)、興寄深微的藝術(shù)特性，和詩歌風格的自然、天真。而從他宣稱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和肯定盛唐詩人乘運躍鱗以變詩風(見《古風》其一)，以及盛贊韋太守詩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贈汪夏韋太守良宰》)，可見他倡導的詩風，是以文質(zhì)相炳煥的藝術(shù)風貌和清真、天然的審美屬性為條件的。顯然這種詩論主張和審美要求，與盛唐詩歌發(fā)展趨向一致。就李白而言，他能提出此類見解，自與其本于儒學的社會觀、本于道家、道教的宇宙觀對其文化心態(tài)、審美趣味的形成所起的支配作用密不可分。像《古風》其一，不要說思想觀念，就是詩的構(gòu)思和表述方式，也受到茅山道派天運循環(huán)、當乘時而為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

李白的詩是典型的抒情詩，它們從多方面表達了詩人的思想觀念、人生感受和生活情趣。其中有對盛唐國勢雄壯的謳歌，也有對大難將至的憂慮；有對社會弊病的揭露，也有對君王倒行逆施的鞭撻；有對政治理想、人生追求的表白，也有對仕途蹭蹬、理想難以實現(xiàn)的慨嘆；有對身為近臣的歡喜和憶念，也有對良辰難期、懷才不遇牢騷情緒的傾瀉；有對自我主體意識的張揚，也有對自由人生境界的向往；有對賢愚倒置、青蠅污白社會現(xiàn)象的憤恨，也有對仙家生活、山林隱居的迷戀；有對王侯貴臣的調(diào)笑，也有對普通勞動者的禮贊；有對朝廷窮兵黷武政策的譴責，也有對安史叛軍禍國殃民罪惡的痛恨；有對征夫、思婦飽受征戍之苦的同情，也有對軍民蒙難生靈涂炭的浩嘆；有對人間友情、愛情的歌頌，也有對祖國河山的熱愛。凡此種種，無不映現(xiàn)李白的人生藝術(shù)精神和個性特征，無不映現(xiàn)盛唐的社會風貌和時代精神。而這些對李白詩歌藝術(shù)風格的形成，起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

豪放、飄逸，是李白詩歌藝術(shù)風格的總體特征。這一風格特征除植根于儒學和道家、道教相關(guān)人生理念的人生藝術(shù)精神外，主要是通過思落天外的想象、生動美妙的比喻，聳人聽聞的夸張等藝術(shù)技巧，和跌宕開合的結(jié)構(gòu)、縱橫馳驟而又自然有序的節(jié)奏、動人心魄的豪言快句，以及高華放逸的格調(diào)、超曠蕭散的意趣表現(xiàn)出來的。李白為詩，或突發(fā)奇感，或逸興飛，或抽思繹志，率皆縱逸，無不任性而發(fā)。吐詞或大聲壯語，或出語清新明麗，多率然而成。起支配作用的，就是包含在詩人為人氣概、人格精神、性情才調(diào)中的氣。當詩人將其作為人生精神力量的氣貫注或融會在詩中，就轉(zhuǎn)換成了詩的奇氣、逸氣、豪氣，成了詩美結(jié)構(gòu)中極為活躍的美學質(zhì)素。

前人早已論及李白反氣運詞創(chuàng)造詩美的特點和作用，趙翼即謂(白)詩之不可及處，在乎神識超邁，飄然而來，忽然而去，不屑屑于雕章琢句，亦不勞勞于鏤心刻骨，自有天馬行空；不可羈勒之勢（《甌北詩話》)。所謂神識云云，說的是以氣運詞帶來的形象轉(zhuǎn)換頻繁，出語跳躍性強的特點。所謂自有天馬行空云云，說的是以氣運詞產(chǎn)生的氣勢美�？梢姡�李白詩的內(nèi)外之美，都因氣的鼓蕩而彰顯特色。正因詩以氣勝，故李重華說太白妙處全在逸氣橫出（《貞一齋詩話》)。胡應麟說讀李太白詩，當?shù)闷錃忭嵵�美（《詩藪�?。

李白雄才縱逸，為詩兼擅眾體。所作詩歌藝術(shù)成就很高的詩體，主要是五古、樂府、歌行和絕句。

五古以《古風》五十九首為代表。這組詠懷詩，繼承的是以阮籍《詠懷》、陳子昂《感遇》為代表的五古詠懷詩的藝術(shù)傳統(tǒng)，但在詩的內(nèi)容、表現(xiàn)藝術(shù)及藝術(shù)風格方面，又自有特色。阮籍《詠懷》主要抒發(fā)的是詩人身處恐怖政治年代的憂生之嗟，純用比興手法，言在此而意在彼，因而詩風含蓄隱晦，所謂厥旨淵放，歸趣難求。陳子昂《感遇》所寫內(nèi)容，由慨嘆個人命運拓展到對國家政治和民生疾苦的關(guān)心，雖然仍用比興手法，但詩意顯露，風格質(zhì)直平淡。李白《古風》，表達他對現(xiàn)實政治、社會文化(包括文學)現(xiàn)象以及人生境遇的種種感受，就內(nèi)容豐富與言多諷興而言，《古風》與《感遇》相近；就藝術(shù)方法而言，李白則對阮籍限于比興、象征的習慣做法有很大突破，較之陳子昂偶爾吟史以抒懷，和作比興兼吟史以寄慨，也不一樣。

李白也用比興，也講興寄，但他是通過安排場景、描寫人物行動、敘說故事情節(jié)來顯示其意。其中有氣氛渲染、聲色描摹、細節(jié)展現(xiàn)。像《古風》其十，借對魯仲連的稱頌表達詩人志趣，不但作比展開來寫，用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耀這一生動形象顯示其為人的特高妙，而且寫一細節(jié)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以傳其神。說明李白《古風》雖自《詠懷》、《感遇》中來，卻也吸收阮籍之后諸如曹植、左思、郭璞、陶淵明、鮑照、庾信等人用五古抒懷的藝術(shù)經(jīng)驗。李白《古風》雖以興為主，卻能以興御景御人御仙，思想傾向和情感流向十分明顯。它們在藝術(shù)精神和興寄特色方面與《詠懷》、《感遇》一脈相承，但在思想內(nèi)容的豐富性、表現(xiàn)形式的多樣性、形象描繪的生動性和逸氣橫出等方面，都遠遠超出阮、陳之作。

同樣具有復古革新特點的，是他的樂府創(chuàng)作。李白是盛唐寫古題樂府多的詩人，所作漢魏古題樂府１２２首，占現(xiàn)存初盛唐詩人所作漢魏古題樂府總數(shù)(400首)的百分之三十。李白積極在樂府創(chuàng)作中復古以求變革，一方面是對陳子昂以后盛唐詩人復古以求新變傾向的自然順應，另一方面也是他將復古道變革意識在創(chuàng)作中的反映。漢魏樂府多緣事而作，刺時疾邪，感慨良多，每一題都有特定的意旨或內(nèi)容，總體風格則古樸自然，謠諺味濃。漢魏以后，擬作古題樂府有幾種情況：一是仍能保持原題寓意和藝術(shù)風格；二是舍棄原題寓意，以舊題寫新意；三是經(jīng)六朝到初唐，擬作語言漸趨畢靡，句式日漸律化。李白樂府創(chuàng)作的復古，根本的是對漢魏樂府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人生境遇這一詩歌藝術(shù)精神的恢復和顯揚。具體創(chuàng)作則表現(xiàn)為：一、依古題原詞寓意構(gòu)思新作(如《烏夜啼》)，和在新作中恢復古題原詞寓意(如《戰(zhàn)城南》)。二、雜取古題原詞和擬作內(nèi)容，形成完整主題(如《長干曲》)。三、完全不受古題原詞寓意拘束，僅從題面字義引入而另有寄托(如《遠別離》)。四、無論寓意如何，都盡量恢復樂府原詞自然、古樸的風格。對一些在初唐演變?yōu)槁审w的古題樂府，李白又將其還原為古體。鍛造句子，極少使用律句。五、一方面恢復樂府古樸的藝術(shù)風貌，同時大膽采用古詩、古賦，古文的修辭技巧，以豐富樂府的表現(xiàn)藝術(shù)。不要說長篇樂府如《蜀道難》《梁甫吟》等，就是短篇，也有修辭如古文者，方東樹即謂太白層次插韻，此迷人，真太史公文法，玩《烏棲曲》可悟（《昭昧詹言》)。前人多認為李白深于樂府，其古樂府，窈冥惝恍，縱橫變幻，極才人之致(王世貞《藝苑卮言》)。若能明白樂府古詞寓意，了解李白復古以求變革的寫作態(tài)度及其身世遭遇，和他因事傅題、借題抒懷的特點，且能熟讀騷、賦、詩、文，不僅易明其立意，還能于縱橫變幻中看出其段落脈理所在。

在李白詩歌中，藝術(shù)成就足以與樂府并論的是歌行。歌行本出于樂府，指事吟物，凡七言及長短句不用古題者，通謂之歌行。題名有作歌、行、吟、引、哀、怨、別、詞、謠、弄、操者。唐人歌行，多為七言古詩。初唐歌行靡縟，沈、宋欲約以典實而未能也，李、杜一變，而雄逸豪宕，前無古人矣(胡應麟《詩藪》)。大約歌行之法，變于李、杜，亦成于李、杜，后人無能出其范圍矣(殷元勛等《才調(diào)集補注》卷二引馮班語)。杜甫之變，見于其即事名篇創(chuàng)為新題的樂府。它們不但體制新，而且直指時事、皆關(guān)世道，開一代詩風。李白之變，在于繼承《小雅》、楚辭、三曹樂府、漢人歌謠抒懷言志、泄憤吐怨不掩真我的精神和慷慨悲涼的藝術(shù)風格。既取用鮑照的遒逸，也容納徐、庾的綺麗，創(chuàng)造出瑰瑋奇麗的藝術(shù)境界。細讀《廬山謠寄盧侍御虛舟》、《夢游天姥吟留別》，以及《當涂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等，頓覺詩中氣足神旺，行文縱橫宕逸，窮極筆力，論美則風神、氣概，在在有之。和作樂府相似，李白作歌行也是以氣運詞，興到筆到，詞隨氣涌。或不以詞接而以神接，不以詞轉(zhuǎn)而以氣轉(zhuǎn)；或有不接之接、不轉(zhuǎn)之轉(zhuǎn)，章法與散文相通。故前人說李白之才盡于歌行(胡應麟《詩藪》)，李白歌行，純學《莊子》(徐增《說唐詩》)。和樂府偏于諷興有異，李白歌行抒情達意，多直言盡言，且說得酣暢淋漓。突出的是既具縱橫排蕩之勢，又有抑揚頓挫之奇；出語如風馳雨驟，急管繁弦，又得其天然合拍之音節(jié)；骨力雄健，豪放中別有清蒼俊逸之氣。

絕句之作，也是李白對唐詩發(fā)展所作重要貢獻之一。絕句源于樂府、古詩。盛唐絕句，名家輩出，惟李白高于諸人。李攀龍即謂太白五七言絕句實唐三百年一人，蓋以不用意得之。即太白亦不自知其所至，而工者顧失焉（《唐詩選序》)。李氏從自然天成不假雕飾而自有天然真趣，即無意于工而無不工的角度，概言李白絕句創(chuàng)作特點，誠屬有見。若論李白絕句冠絕時人處，尚有兩點不可忽略。一是在絕句中保留五古、歌行特色，或謂有意取用古詩、歌行本色以為絕句。王夫之說：五言絕句自五言古詩來，七言絕句自歌行來。（《薑齋詩話》卷二)李白作絕句之所以愛用古詩、歌行作法以創(chuàng)造藝術(shù)美，自與其將復古道有關(guān)。二是以氣為主。王世貞曾說七言絕句，盛唐主氣。葉燮則謂盛唐主氣之說，謂李則可耳，他人不盡然也（《原詩》外篇下)。的確，主氣應是李白絕句區(qū)別于其他盛唐名家的一大特征。他的以氣為主，一則出于為詩以得古調(diào)為美的審美取向，和創(chuàng)作古詩、歌行的習慣性作法。二則他將絕句視為吐氣抒懷靈便的詩體，興會既至，即以氣運詞。三則絕句一句一意，意斷終須過脈相連，李白以氣相承相續(xù)，正有益于圓融之美的生成。大抵李白作絕句，乃是氣來神來，神托氣而行，故其絕句超逸中內(nèi)含神味。至于意興飄渺，神思驟發(fā)；語秀氣清，意遙境遠；率爾道出，自覺高妙；或放言無理，反成奇趣，以及善于在第三句開宕氣勢，在第四句發(fā)揮情思，應是李白絕句的一般特征。若論五絕突出特色，或如徐增所言：吾言絕句，惟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美之稱太白者在是。（《說唐詩》)陰鏗詩聲調(diào)既亮，而琢句抽思，務極新雋；尋常景物，亦必搖曳出之，務使窮態(tài)極妍，不肯直率(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卷二十九)，李白五絕構(gòu)思、造句之妙，有類于此。七絕的突出特色，胡應麟說是寫景入神(與王昌齡言情造極相對而言)（詩藪》)。沈德潛則謂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主。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太白有焉（《說詩晬語》卷上)。

此外，李白的律詩，特別是五律在藝術(shù)上也頗有獨到之處。除格律嚴整者(如《送友人入蜀》等)外，不乏破格出律之作(如《夜泊牛渚懷古》等)。無論嚴守格律或破格出律，都有一氣呵成、氣象雄逸的特點。

本書選詩一百六十多首，約占李白現(xiàn)存詩歌的六分之一。原文以王琦注《李太白全集》為底本，參用相關(guān)文獻資料。書中注釋和賞評借鑒或取用了古今眾多專家的研究成果。在評注過程中，閔澤平、戴紅賢兩位博士曾協(xié)助我寫出注釋初稿，閆方、鄒文榮兩位碩士曾代為錄入和校對，在此謹向他們致以謝忱。

熊禮匯

二○○四年四月于武漢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