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傳入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展影響深遠，顯著的表現(xiàn)之一便是直接或間接催生了諸多新的文體樣式，敦煌功德記即為其中的典型代表。
　　功德一詞本指功業(yè)和德行，佛教借入后作為常用術語泛指從事念佛、頌經、設齋、供養(yǎng)、布施、修寺、建塔、造像等善事。功德有大小輕重之分，諸善事中以造像受佛家的推崇和鼓勵。佛教認為，佛像具有住持佛法的功能。在佛事活動中，僧俗信眾正是通過觀像才得以瞻禮，體味佛陀的體貌相好與佛國的莊嚴美妙，進而感悟佛心，凈化靈魂，消減罪業(yè)而獲得福報。因此，設像行道成為佛家傳道弘法的基本方式。佛像既是一切佛教活動的中心，造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關于中國古代的造像，武樹善先生指出：元魏以來，造像滋多。綠佛教初盛，于中國且干戈紛擾，迄無寧歲，故民人救死不惶，相率祈靈于佛氏，一家造一像，或數(shù)十家造一像。佛像之外，遍鐫邑子道士、曾祖、父母、兄弟、妻、嫂、子女姓名，以為國興、家祈、安謐之福。有或鎊于佛座佛背，或有序贊，或第姓名，固屬無聊之迷信，亦時輿地使。南北朝時期，頻繁的戰(zhàn)亂導致民不聊生，困苦無依的民眾轉而向佛陀尋求精神上的慰藉。于是，造像之風盛行，一種專門記錄造像之事的題記便隨之出現(xiàn)。初的題記皆附載于佛像的臺座或背部，一般僅記有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以及所發(fā)愿辭等極為簡略的內容。隨著造像題記的大量創(chuàng)作，其內容不斷豐富，逐漸形成了以散文體式述及造像時間、造像者身份、造像動機、造像題材、佛像名稱、發(fā)愿物件、所發(fā)愿辭等較為固定的內容，并終發(fā)展出獨立的造像碑記。
　　由于地理環(huán)境、地質條件以及傳統(tǒng)建筑風格等方面的顯著差異，佛教造像在中國的南北方形成了各自的特點。南方采取寺廟造像的方式，北方則繼承了古印度石窟寺的傳統(tǒng)，即在造像之初，預先選擇適宜的山體崖壁開掘出佛像容身的洞窟，由此形成了集開窟、造像和彩繪于一體的石窟造像藝術風格。敦煌是古代河西地區(qū)的佛教文化中心，其開窟造像活動自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起，經北凍、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鵑、西夏和元等十一個時代而延續(xù)不衰，故而迄今仍保留著全世界規(guī)模宏大、歷時久遠、內容豐富、保存完整的石窟造像藝術寶庫。不僅如此，開鑿洞窟需要耗費大量的人財物力，遠非普通民眾所能負擔，因此，敦煌石窟基本都由歷代的地方大族籌措完成。尤其是晚唐以來，為了祈獲開窟造像的巨大福報，敦煌大族在掌控開窟造像活動的同時，往往憑藉其權勢和社會影響力將所造之窟據(jù)為本家族的家窟，妄圖使之成為子孫后代累世揚威于敦煌的依托和象征。勒刻石碑是敦煌自古即有的傳統(tǒng)，每造一窟必要豎碑記事，而對家窟之主而言，所豎之碑自然就成為其炫耀家族史跡、彰顯家族權威的名片。眾所周知，一種文體的形成、發(fā)展和演變總是離不開特定的社會文化需求。開窟造像本是純粹的佛教信仰實踐活動，卻因敦煌大族的一己私欲而摻雜了世俗的功利色彩。于是，原本以記事為主的造像碑記中加入了大量宣揚家族歷史和家族成員事跡的世俗內容，其宗教色彩陡然弱化，進而演變?yōu)橐杂浌�為主的功德記碑�?br />　　在敦煌大族壟斷石窟寺之外，基層鄉(xiāng)里的社邑組織或家庭單元則會在宅地或耕地上修建一些相對簡易的小型佛堂、佛塔或佛寵等，內供佛像，以便百姓日常修行禮佛之用。因此，敦煌文獻中還保留了許多記載基層民眾從事佛教營建活動的功德記。較之敦煌大族的鴻篇巨制，這些功德記通常篇幅短小，由于沒有贅述家族歷史之需，故在內容和體制上較好地傳承了造像碑記的寫作特點。所不同的是，這些功德記所記之事不再局限于單純的造像，舉凡修建佛塔、佛堂、佛寵，繕補塑像、彩繪，乃至于維修佛教建筑的梁棟、門樓、兩廊等皆有反映。
　　敦煌本功德記文書是敦煌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一種實用文體，敦煌功德記較為全面地記載了晚唐五代時期敦煌各階層從事開窟造像等佛教營建活動的真實面貌，其內容涉及中古敦煌的政治、經濟、宗教、民俗、世家大族、民族關系以及石窟考古、佛教藝術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對于研究中國古代佛教以及中古敦煌的社會生活都具有極高的文獻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