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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分為三冊，選收唐詩名篇1100余篇，由蕭滌非、程千帆、馬茂元、周汝昌、周振甫、霍松林等古典文學專家撰寫賞析文章。所收唐詩作品面廣，各種藝術(shù)流派的詩篇兼收并蓄，較全面地展現(xiàn)了唐詩絢麗多彩的藝術(shù)風姿。插配了當代國畫家如劉旦宅、賀友直等著名畫家的數(shù)十幅彩色詩意圖，令讀者獲得更佳的閱讀體驗。

序言
程千帆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
唐詩是中國五、七言古今體詩的高峰。
這座高峰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的。它有多方面的原因：從七世紀初建國到八世紀中葉安史叛亂之前這一百多年，唐帝國的經(jīng)濟一直是上升的。經(jīng)濟的發(fā)展必然導致文化的繁榮。即使在安史亂后，由于南方的開發(fā)與南北交通保持暢通，經(jīng)濟和文化增長的勢頭也沒有停頓下來。這個社會，正是整個唐代文學藝術(shù)的溫床。此其一。其次，由五胡十六國極其紛擾混亂的局面到隋唐統(tǒng)一，是一個國內(nèi)各民族由斗爭而融合的過程。國內(nèi)各民族的融合，還加上當時日趨頻繁的國際文化交流，都使得各階級階層的生活變得豐富復雜，為作家們的修養(yǎng)和創(chuàng)作提供了多種多樣的養(yǎng)料和素材。其三，在長期南北分裂以后建立起來的唐帝國，對各種思想，也和對各族文化一樣，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態(tài)度。例如儒釋道三教就是始終并存的，雖然有的時候也因人主的好惡，不免軒輊。因此，唐人思想比較活潑，言行較少拘束。這就為詩歌創(chuàng)作和流行提供了方便，從而形成了唐詩的群眾性基礎(chǔ)。大家都愛寫詩，愛讀詩。這，對于唐詩的發(fā)達，詩人的成長，是不可能不發(fā)生積極作用的。其四，唐帝國為了鞏固其統(tǒng)治，制定和執(zhí)行了通過科舉從庶族地主中選拔人才的制度，以打破高門大族對仕途的壟斷。進士是科舉中貴重的，而進士的考試以詩賦為主要內(nèi)容。這種決定士子前途的考試和因之而派生的行卷之風，也直接促進了詩歌的創(chuàng)作。后，就詩歌本身而論，經(jīng)過八代先驅(qū)者的努力，五、七言古詩已經(jīng)成熟，律絕詩也基本上跨越了它們的試驗階段，足供唐代詩人自由采用。前輩們積累起來的藝術(shù)經(jīng)驗，充分表現(xiàn)了漢語之美的多種樣式，都使得他們易于借鑒昔賢，馳騁才力，發(fā)抒性靈，來擴大詩的反映面，提高詩的表現(xiàn)力。所有這些原因綜合起來，就使得唐詩盛況空前，后難為繼。
以下，試將唐詩的流變勾畫一個輪廓。
自公元618年唐帝國建立后，初三十余年，詩壇上仍舊彌漫著梁陳余風。形式上講究調(diào)聲、隸事和內(nèi)容上沿襲宮體，是其主要特征。只有王績在追蹤晉宋間獨來獨往因而不免于寂寞的陶淵明。他雖以此為后世所稱嘆，但在當時，也同樣是寂寞的。
武則天于公元655年立為皇后。在她當政時期，唐詩開始呈現(xiàn)了自己的面貌。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沈佺期、宋之問和杜審言等，陸續(xù)登壇。這些人，在當時封建秩序以及道德規(guī)范、審美觀念逐漸恢復正常的基礎(chǔ)之上，改造了宮體詩，并繼承了南朝詩人對于詩形的研究，完成了五、七言律體（包括律化了的絕句小律詩），完善了七言古體。經(jīng)過他們的努力，題材和主題由宮廷的淫靡改變?yōu)槎际械姆比A和正常的男女之愛，由臺閣應(yīng)制擴大到寫江山之美和邊塞之情；風格也由纖柔卑弱轉(zhuǎn)變?yōu)槊骺烨逍隆?br />同時，陳子昂卻走著與這些人在方式上看來相反，而在效果上相成的道路。四杰等用改造宮體詩的方法結(jié)束了六代淫哇，而陳子昂則從漢魏風骨中汲取養(yǎng)素來開辟唐詩的疆域。他是一位能夠把握住對超現(xiàn)實的向往和對現(xiàn)實的執(zhí)著這一基本矛盾，并且用新的語言和形象來加以表現(xiàn)的詩人，上承阮籍、曹植，下開李白、杜甫。
如果承認唐詩是中國詩的高峰，那么，就不能不進而承認：盛唐詩乃是這座高峰的頂點。
從玄宗即位到代宗登基（712762），這半個世紀通常稱為盛唐。但在公元755年安史亂前和亂后，詩壇的面貌是并不一樣的。在這次戰(zhàn)亂以前，詩人們在其創(chuàng)作中都發(fā)散著強烈的浪漫氣息�；蛘弑憩F(xiàn)為希企隱逸，愛好自然，詩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隱士；或者表現(xiàn)為追求功名，向往邊塞，詩中的代表人物形象是俠少。這，實質(zhì)上也就反映了他們由于生活道路的千差萬別而形成的得意與失意、出世與入世兩種互相矛盾的思想感情。不同的生活道路與不同的生活態(tài)度，使他們或者成為高蹈的退守者，或者成為熱情的進取者，或者因時變化，兩者兼之。前人所謂盛唐氣象，在很大的程度上，指的就是這種富于浪漫氣息的精神面貌。
孟浩然、王維、常建、儲光羲等的許多作品，都極為成功地描繪了幽靜的景色，借以反映其寧謐的心境。這種詩使人脫離現(xiàn)實斗爭，但對于熱中奔競、趨炎附勢者流，也具有清涼劑的作用，而其所提供的自然美的享受則是不可替代的。這些人是以寫田園山水詩得名的陶淵明、謝靈運、謝朓的后繼者，氣象的渾穆或有不及，而措語的精深華妙則有過之。其后的韋應(yīng)物、柳宗元在這方面是他們的追隨者。
但王維卻在描摹自然、歌頌隱逸之外，還曾將其詩筆擴展到更廣闊的生活領(lǐng)域。在另外許多同樣成功的篇章中，他反映了當時人們的進取精神和悲壯情懷。王維在高蹈者孟浩然等和進取者高適、岑參、李頎、王昌齡等之間，恰好是一座橋梁。所以有些評論家就一方面將其與孟浩然相提并論，合稱王孟；而另一方面，又將其與高適等相提并論，合稱王、李、高、岑。當然，這種提法也包含有對詩歌樣式的考慮在內(nèi)。王維是兼有五、七言古今體之長的，而王孟并提，偏指五律；王、李、高、岑并提，則偏指七古。
集中反映了盛唐時代積極進取精神的，是出自王、李、高、岑等人之手的邊塞詩。這類詩篇，塑造了許多邊庭健兒的英雄形象。詩人們歌頌從軍報國、建功立業(yè)，卻并不無原則地謳歌戰(zhàn)爭，往往還反對開邊。在寫勝利的喜悅或失敗的痛苦時，也反映了戰(zhàn)爭對廣大人民和平生活的干擾和破壞。這些詩交織著英雄氣概與兒女心腸，極悲涼慷慨、纏綿宛轉(zhuǎn)之情。其源出于鮑照、劉琨，更上一點，還可以追溯到建安作家群，雖然那時寫邊塞的作品還很缺少愛情成分。
借詩中隱士和俠少的形象來說明安史亂前的浪漫傾向，并不等于認為當時詩歌中所反映的僅止于這兩類人的生活，也決非那些詩人描寫的題材如此狹窄。否則，許多繁麗的社會風光和莽蒼的邊塞景色會出自佛教徒王維和道教徒李頎筆下，而著名的七絕組詩《從軍行》和《長信秋詞》乃是王昌齡一人的手筆，就不免費解了。
但浪漫主義詩歌的成就卻不能不推李白。自從賀知章稱之為謫仙人，后人又尊為詩仙，這就構(gòu)成了一種錯覺，好像李白之所以偉大，就在他的人和詩具有他人所無的超現(xiàn)實性。這是可悲的誤會。事實上，沒有一位偉大的浪漫主義者是超現(xiàn)實的，李白何能例外？開元、天寶時代的其他詩人往往在高蹈與進取之間徘徊，以包含希冀的痛苦或歡欣來搖蕩心靈，醞釀歌吟。李白卻既毫不掩蓋他對功名事業(yè)的向往，同時又因為自己無法接受那些取得富貴利祿的附加條件而棄之如敝屣。他熱愛現(xiàn)實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而對其中不合理的現(xiàn)象毫無顧忌地投之以輕蔑。這種已被現(xiàn)實牢籠，卻不愿意接受，反過來卻想征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乃是后代人民反抗黑暗勢力與庸俗風習的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這也許就是李白的獨特性，和杜甫那種始終以嚴肅的、悲憫的心情注視、關(guān)心和反映祖國、人民的命運那種現(xiàn)實主義精神，是相反而又相成的。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轉(zhuǎn)衰的界標，也是唐代文學發(fā)展的一個轉(zhuǎn)折點�；顒佑陂_元、天寶時代的重要詩人，除孟浩然外，大都死于亂后。他們都經(jīng)歷了這場由于統(tǒng)治者的昏聵荒淫而造成的地方軍閥叛亂。在亂前，他們當中的多數(shù)人為社會表面的安定繁榮所迷惑，一意追求自適其適的浪漫生活，亂后卻喪失了過那種生活所憑依的許多條件，就轉(zhuǎn)為意志消沉，再也唱不出熱烈高昂或悠游自在的歌了。而另外少數(shù)人，則亂前原就比較清醒，在朝野沉酣中，對潛在的嚴重危機已有預感。殘酷的戰(zhàn)爭、苦難的環(huán)境使他們受到鍛煉、教育，使他們在經(jīng)歷危機的同時也產(chǎn)生了希望，使他們終于敢于正視慘淡的人生，堅決地站出來，為國家的安危、人民的哀樂而歌唱。杜甫，就是這少數(shù)人中的杰出代表。他以積極的入世精神，勇敢而忠實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即使在大局危急的情況之下，也從來沒有失去信心。而其所具有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的高妙藝術(shù)手段，又足以充分地將這種高貴的思想感情表達出來。在我國詩壇上，杜詩的認識作用、借鑒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都是難以企及的。這就是后人尊之為詩圣，將其作品尊為詩史的理由。
李詩大源出于《楚辭》，杜詩大源出于《詩經(jīng)》和漢樂府，二人又在不同方面受到《文選》很深的影響。安史亂前以李白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和亂后以杜甫為代表的現(xiàn)實主義雙峰對峙，在詩歌創(chuàng)作方面，顯示了盛唐之所以為盛。
代宗大歷時期（766779）的作者，由于生活在一個遭受了極大破壞的社會里，物質(zhì)精神兩方面都未免貧乏。他們既不能如杜甫那樣，在困厄之中依然奮發(fā)，所以便繼承了王維、劉長卿諸人作品中適合于他們生活情調(diào)的那一部分，而著眼用力于寫日常生活。時序的遷流、節(jié)物的變化、人事的升沉離合等方面的描繪，貫串于憫亂哀時的情緒之中，便形成大歷詩歌的基調(diào)。詩人們對這些方面具有特殊的敏感，寄以沉重的感慨，體物甚是工致，抒情頗為深刻，因而其作品富有人情味。那是一個從噩夢中醒來卻又陷落在空虛的現(xiàn)實里因而令人不能不憂傷的時代，詩人們具有這樣的心情，是不足為異的。錢起、郎士元、李端、韋應(yīng)物、司空曙、盧綸、戴叔倫、李益等的作品，雖然各有自己的個性，卻都帶有這種烙印。而韋應(yīng)物之澄澹，李益之悲慨，尤為后人所稱賞。
由德宗到穆宗約計四十余年，這時，一度中衰的詩壇又逐漸重振旗鼓。其中憲宗元和時期（806820）為興盛，所謂詩到元和體變新。雖然白居易所說新體可能僅指以自己為代表的那一類詩，然而按照我們今天的理解，元和新體主要指兩個詩派：一派以白居易為首，元稹、張籍、王建、李紳等為羽翼；另一派以韓愈為首，孟郊、賈島、盧仝、李賀等為羽翼。其源都出于杜甫。從此以后，杜甫在祖國詩壇上的影響就變得非常突出，而且歷久不衰。
白派詩人對杜甫的繼承側(cè)重在他敢于正視現(xiàn)實、抨擊黑暗這一方面，并且進一步努力使自己的語言變得更為通俗流暢，生動感人。他們的樂府敘事詩，無論在題材的廣闊上，或組織的復雜上、風格的平易上都有所發(fā)展，因而容易為讀者所愛好和接受。與此相反，韓派詩人則繼承了杜甫在藝術(shù)上刻意求新，富于創(chuàng)造性的精神，而特別致力于在杜甫胸中筆下還沒有來得及開拓的境界。在內(nèi)容上，他們寫險怪，寫幽僻，寫苦澀，寫冷艷，甚至寫兇狠。在形式上，他們以散文句法入詩，并且大量使用一些非前人詩中所習見的詞語。他們想通過自己的創(chuàng)造，迫使人們同意詩是可以這樣寫的。這個愿望，到了宋朝，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獲得了部分詩人的承認。在韓派中，李賀在意境和語言上的創(chuàng)新顯得比他家更為突出。除了這兩大派之外，柳宗元、劉禹錫也是這一時期有成就的詩人。柳詩峻潔而清腴，模山范水之篇，上承謝靈運。劉詩簡練而沉著，諷刺時政之作，下啟蘇東坡。
文宗到宣宗（827859）的三十余年里，是杜牧和李商隱活躍的時代。杜牧出于杜、韓，而在風格上將清新峻拔熔為一爐方面有新的發(fā)展，這正適合于表達他詩中較為豐富的政治抱負和激情。李商隱則尤長于七律，在這種樣式已經(jīng)杜甫作了多方面開拓之后，還有可喜的發(fā)展。他以精心的結(jié)構(gòu)、瑰麗的語言、沉郁的風格發(fā)抒自己的身世之感、宗國之哀，足以接席杜甫而無愧。雖然有時措意過深，不免晦澀難懂，和李賀一樣被人所詬病，但懂與不懂，不單是作者一方面的問題，讀者也有一個正確對待和習慣于新的表現(xiàn)手法的問題。與李商隱齊名的溫庭筠，情思才力，都比不上李，但其輕艷的作風對唐末詩人頗有影響。
懿宗即位以迄唐亡（860906），詩人雖多，成就不大。其間不少作者，追蹤元白，以通俗的語言反映社會問題，如杜荀鶴、羅隱、于、聶夷中等；還有一些人則以凄婉輕艷的風格傷悼亂離，如司空圖、吳融、韓偓、韋莊等。而皮日休和陸龜蒙則每于吟詠個人生活的悠閑時，顯出不忘世事的沉痛，有異于其他作家。但這些人都無法和他們的前輩較量。到了北宋，五七言古今體詩才又以一種新的面貌出現(xiàn)。
以上，是對唐詩流變的一個掛一漏萬式的敘述，聊供讀者參考。
時代與時代之間，作家與作家之間，從主體看，盛衰、高下的差別當然是存在的。但就每一位詩人來說，卻總有一些很好的或較好的作品，足供后人欣賞。這部《唐詩鑒賞辭典》就旨在介紹唐詩之精華。它搜集了一百九十多位詩人的一千一百余篇作品，出自大家、名家之手，流傳萬口的名篇，固然都在網(wǎng)羅之列；同時，也選采了許多不見錄于一般選本的遺珠。這樣，就較為完整地體現(xiàn)了唐詩的風貌。這是值得重視的。至于賞析文字頗多勝解，而且清晰明了，繁簡適中；正文之外，又附錄了唐詩研究參考書目等多種有用的資料，也頗有特色，頗為可取。
總之，這是一部有益的書。它反映了我國唐詩研究者近年來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引下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
這本書將獲得讀者的歡迎，是無疑的。
1982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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