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宴之敖或者許霞

學者陳明遠，在一冊叫作《文化人的經濟生活》的書中，詳細地計算了魯迅一生的收入：魯迅的收入前期從1912年至1926年離開北京前，平均月收入折合今天人民幣9000元；1926年至1927年在廈門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期間，平均月入為1.4萬元；1927年至1936年去世，在上海期間平均月入2萬元以上。那么，魯迅一生的總收入有文字記載的已經達到408萬元人民幣。

關于魯迅的收入，陳明遠雖然算得仔細，卻忽略了魯迅放棄的收入。1927年4月，魯迅因為營救被捕的學生未遂，又加上在廈門大學的顧頡剛要來中山大學任教，憤而辭職。從1927年6月至年底，魯迅沒有任何固定收入。

當時魯迅在中山大學的月收入2萬多人民幣，然而，魯迅絲毫也沒有在意，提出辭呈之后，不論是在廈門大學還是中山大學都被多次挽留，然而，他均是決意得很，從未被一些修飾詞所打動，更未被利益所驅動。

在中山大學或者廈門大學這樣的名校做教授，其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從魯迅書信集里，便可以看出。譬如在廈門大學期間，魯迅致章廷謙的一封信里，提到顧頡剛推薦他的朋友來代替孫伏園的工作。當時孫伏園去廣州中山大學開會，尚未回來。顧頡剛便在廈門大學造謠說孫伏園不回來了。到后來，孫伏園還沒有確定要離開廈門大學時，顧頡剛又讓他的朋友先到了廈門大學，代替孫伏園在廈門的一個寺院里教授一些費用低廉的課時，以候孫伏園確定離開后取而代之。

中山大學則更是誘人一些，且不說魯迅進入中山大學以后將自己的老朋友許壽裳調進來，就連在廈門大學的顧頡剛等人也想著法子要調進來。然而，魯迅根本不留戀這一種學院派的生活。這一方面源自魯迅有豐富且連綿不斷的稿酬來維持一份體面的生活，另一方面則源自他那份骨子里的真實與清高。

魯迅不喜歡依靠什么職位或者別的什么修飾性的身份來炫耀自己，北大也好，中山大學也好，包括1929年或1932年回北京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的學生和一些舊同事以及彼時已經是北大清華兩校領導的老友紛紛邀請魯迅留下來教課。這些情節(jié)在《兩地書》中皆有大量的敘述。

關于魯迅對學院派的鄙視，曾任魯迅博物館館長的孫郁在《周作人和他的苦雨齋》一書里時有閑話，譬如在劉半農一節(jié)里這樣寫道：周作人對其評價較高，對魯迅的判斷多有不滿�！栋朕r紀念》似乎是專為反駁魯迅的那篇《憶劉半農君》而作，以為魯夫子貶低辱罵了劉氏，不平之態(tài)，躍然紙上。其實在對待友人的時候，魯迅偏于直，爽快而熱情，但對缺點絕不忌諱。周作人則有點溫暾，所謂睜一眼閉一眼是也。魯迅之看人，以精神的純而真為標準，對世俗中的雅態(tài)、地位、名氣不以為然。苦雨齋中的人，教授氣過重，民間的苦痛自然感受不深。魯迅憎惡劉半農后來的變化，雖然這是朋友式的飛來，但根柢在思想境界上存在差異。1933年10月，劉半農在招生閱卷時，發(fā)現學生的錯別字，便撰文大加嘲諷，教授氣味濃濃。魯迅在幾篇文章提及了此事，以為過矣。魯迅看人，與知堂不同，是非上毫不含糊，對劉半農飄飄然生優(yōu)越之感殊有反感。

我也不知道從哪里看到了魯迅的此種氣味，便開始細細地閱讀魯迅書信集。

一開始看的，便是《兩地書》1932年的版本，這是經過刪節(jié)后的凈本。朦朧中，除了魯迅的幽默和時不時的孩子氣，還有的，便是前面所說的真。魯迅的真是一種難得的文人情懷，在諸多的利益或者十字路口面前，魯迅不會因為利益而違背自己的良心。譬如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提名，譬如離開廈門大學和中山大學，等等。

這是一種獨立審視的人格。當時的學者和作家比比皆是，能做到這一點的非常之少，譬如他的弟弟周作人，便舍不得既有的利益，在日本攻陷北京的時候，他幾乎沒有任何民族的氣節(jié)。

魯迅的坦蕩，不只表現在利益上，甚至包括欲望上面。作為一個沒有情感慰藉的中年文人，在認識許廣平之前，他把自己的內心染成了黑色，他所有的文字都暗藏著失落、黯然神傷的無助甚至絕望。直到1925年3月11日，他收到一封崇拜者的來信，才略有改變。他的改變自然緣自內心的復活。身上的毒氣被一絲綠意傳染，一點點往純真的方向轉變。但坦蕩是依舊的，譬如魯迅不會因為有一個年輕姑娘曖昧的暗示而假裝正經、深沉、純潔抑或是其他高潔的品格。他依然故我，只是偶爾被這個小姑娘信里的幼稚氣逗笑，順便浮她一大白，如是而已。

作為一個長在新中國的大學中文系的學生，我對魯迅先生敬而遠之，除了在中學時寫作文抄襲過魯迅先生的不必說……不必說……也不必說……和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的句式，基本上，我極少消費他。

次對魯迅先生的私生活感興趣是看蕭紅寫的那篇《回憶魯迅先生》，我覺得那是我看過的好的一篇回憶文字，以至于多年以后，每一次翻到這篇文字都會贊嘆不絕。再后來，我看到了魯迅的一個筆名：宴之敖。這個筆名早一次為大家所知，是許廣平向蕭紅講的，大致是拆字，宴字拆開來，是家字的頭、日字和女字。敖字拆開，則為出字（變形了）和放字。這樣，便可以顧名思義，宴之敖就是被一個日本女人從家里逐出來了。

國內魯迅研究界有數百人甚至更多，他們日復一日地查閱資料，想知道周氏兄弟反目，是不是因為魯迅調戲了周作人的老婆羽太信子。然而，這個問題其實魯迅已經回答了，只用了三個字：宴之敖。

若是單純地看《兩地書》，會發(fā)現有許多被處理過的模糊的事情。譬如三一八慘案，譬如魯迅的醉酒，譬如魯迅在廈門大學的一些瑣碎事。自然，要看一下魯迅同一時間寫給其他人的書信。還有，魯迅同一時期的日記，當然，還要看一下同時期魯迅創(chuàng)作的作品。

這些都是對《兩地書》的補充，但依然還不夠，后來，又看了一些回憶錄。

關于魯迅的文字大多不可信，因為，魯迅去世之后，大量的文字都失傳，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一些回憶錄因為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幾乎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忘記如何說真話了。即使是說一些真話，也都像一個孩子藏壓歲錢一般，分別藏在不同的段落里，讓人讀來云霧不已。

在魯迅的作品中，若是細心地閱讀，也會有很多發(fā)現。譬如同樣是爭吵時所寫的文字，1925年以后的文字，因為有了一個溫暖的地址，而多了些溫和的人間煙火氣。譬如戀愛以后被高長虹辱罵時所寫的文字，魯迅一開始不知底細，并沒有惱火地像以往一樣，予以迎頭痛擊。這已經有些改換風格，他幾乎是輕松地給許廣平寫信：長虹在《狂飆》第五期上盡力攻擊，自稱見過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則推廣《狂飆》的銷路，其實還是利用，不過方法不同。他們那時的種種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還料不到，他看出活著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殺了煮吃，有如此惡毒。我現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倆發(fā)揮到如何。

在《兩地書》的原信中，因為未想到以后會發(fā)表，所以，魯迅寫信從不客氣，文字十分地不留情面，然而，對于正在上海奮力罵魯迅的高長虹，他并沒有斤斤于高長虹的小聰明，而是像一個識破了孩子陰謀的長者，微笑一下，說，先不管，看看再說。

這枚叫作高長虹的兄臺，我認為，他是中國暢銷書的一個早期制造者。當年，他眼看著李小峰在北京吃魯迅的版稅，雖然他也參與了《莽原》雜志的編輯，可是出版方畢竟是李小峰。而后，魯迅到廈門大學，李小峰到上海。李小峰甚至還有閑錢泡女人。高長虹便有了鋌而走險的沖動。他是一個聰明的男人，這樣的男人可怕的地方就是：有一天如果不能按期實現愿想時，他會不擇手段。在五四前后，魯迅在回答《新潮》雜志提問時仿佛說過，刊登罵我的文章容易賣。十年后，高長虹在上海創(chuàng)辦了《狂飆》周刊，為了刊物的發(fā)行量，他開始試著罵魯迅。魯迅并沒有反應，又或者在廈門那個孤島上，還沒有看到消息。但刊物的發(fā)行量的確有大幅的提升。于是，他便一篇一篇地寫下去了。杜撰的情節(jié)自然有很多，他很快便嘗到了把魯迅存進銀行的好處，他拿到源源不斷的利息。這讓他有些頭腦發(fā)熱，甚至以為文壇不過如此，罵人原來可以出名，而一旦出名，便可以有源源不斷的錢財。然而，他的文字越來越蒼白，虛構畢竟不能支撐一本雜志的生存。很快，那些有偷窺欲的讀者便看穿了高長虹的口袋，見他長時間掏不出魯迅的隱私了，便轉身而去，向更為低俗下流的小報而去。

然而，這所有現象的背后一直還隱藏著一個秘密：直到1926年底的時候，魯迅才知道，高長虹罵他是由于月亮的緣故，而報告這個內情給魯迅的，是韋素園。

韋素園是魯迅非常信賴的一個年輕人，此人性格穩(wěn)重、內向，不善于處理人事關系，更不善于挑撥人際關系。所以，魯迅對他的話非常信任。

關于高長虹，近有不少學者試圖為此人翻案。因為隨著被神化的魯迅漸漸被祛魅，仿佛之前魯迅罵過的人或者和魯迅作對的人，都有了身價。這一點顯得極其荒唐。只能與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共依存的東西的確不可能維持太久，但魯迅的文字成就無可比擬，魯迅1936年去世，他成名于五四時期，并在和許廣平戀愛時達到。

被神化的魯迅其實同時也被遮蔽。幾乎所有1960年代、1970年代出生的人對于魯迅的理解都僅僅限于他的那個木版畫的形象：橫眉冷對千夫指。念中學時，就連他的錯別字，老師們也都牽強地解釋為通假字，這真真是一種絕妙的比喻。如果不是說這個時代對此人偏愛，那么則一定證明，這個時代的瘋狂。

是啊，那是一個文化相對封閉的時代，但，我仍然以有幸遇到了魯迅的作品為驕傲，不是周作人的文字，不是其他才華橫溢的歐美學派的文字，而恰恰是這個周樹人兄的文字。

他的文字里有一股子讓人難以忘懷的人味兒。讀多了魯迅，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會鄙視那些裝逼的文字。

我是在魯迅書信集里見識到魯迅的幽默、趣味、幼稚、熱愛生活、寬容、性情的，如果我愿意，我還可以繼續(xù)列舉下去。但是，上面列舉的這些魯迅骨子里的優(yōu)點，在《兩地書》里，均可以找到。

我閱讀的趣味是在近些年變化的，我越來越不喜歡讀虛構的文字，尤其不喜歡那些累積詞語的寫作。書信則通常排斥這些，一個人在書信里所表達的都是即時的真性情，可以說，書信比日記更貼近寫作者本人。

當我讀到魯迅寫給內山完造的有病不求醫(yī)，無聊才讀書時，當我看到魯迅在致章廷謙、孫伏園、韋素園、許壽裳等人的書信里大罵顧頡剛的惡毒及偏執(zhí)，當我在《兩地書》里看到魯迅向許廣平發(fā)誓不看另外的女學生的情景，當我在蕭紅、郁達夫、錢玄同或者林語堂等人的回憶錄里深情地憶念魯迅的大或小時，我看到了活著的魯迅，這枚魯迅一邊談戀愛，一邊寂寞地在一個小島上教書，有時候，還會在某個地方當當名人，實在是坦蕩得很。

因為時局的原因，魯迅在發(fā)表文章的時候，用了很多筆名，譬如有些名字為人所知：唐俟，這個名字發(fā)表的文章很多，唐弢在一篇回憶文章里也寫到過這一點。隋洛文，是因為浙江省政府通緝魯迅，并冠之以墮落文人的稱謂，于是乎，魯迅便高興地接受了。豐之瑜，也是因為有人寫文章罵魯迅為封建余孽。魯迅本來也是筆名，皆因為此名字太有名了，而被魯迅用得多一些。1928年，已經與許廣平結婚的魯迅曾經用許霞為筆名，許霞是許廣平的小名，由此名，則可以窺出魯迅對許廣平的愛了。后來魯迅又用許遐，因為音同。

在中國，魯迅是一門顯學。我曾經對友人說過，究我們一生，讀魯迅先生的作品，可以讀無數遍，但若是讀別人寫魯迅的文章，一輩子也讀不完。然而，多數研究魯迅的人，都是把魯迅供在高處，給他的眉毛描粗一些，表情涂上憤怒與絕望。

通常情況下，我們看到的魯迅，并不是真的魯迅，不過是別人演繹的魯迅，或者魯迅的文學作品。然而，有一個真正的生活的、可愛的，甚至是幽默而幼稚的魯迅，一直躲藏在他的書信集里，在他的《兩地書》里。

這一次，我試著打碎了魯迅的神像，擦拭魯迅臉上被刻意涂抹的嚴肅。我試著一點點還原魯迅，把他放回1925年3月，他收到一個小鬼的封信，便于當天晚上回復。1926年9月，他攜許廣平離開北京赴上海，并在上海分開。1927年1月，他從廈門大學乘船至廣州，終于可以牽許廣平的手。

在這樣一件用時間織就的毛線衣里，我看到了魯迅被溫暖的模樣。如果我們認真地閱讀《兩地書》，我們會在兩個人的情話里一件件脫下魯迅的衣服，我們會發(fā)現，魯迅不僅吃草，他還食用月亮、孩子氣和相思。

那天我打電話給一個戀愛中的朋友，告訴他，我發(fā)現一個特別會談戀愛的人，推薦給他。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我推薦的人不是徐志摩，不是沈從文，不是胡蘭成，而是魯迅。

我告訴他，不信，你去看《兩地書》，要看兩遍。

戀愛中的魯迅，實在讓人感覺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