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從接受美學的視野來看，明代詩學對中古詩人、詩歌的接受，既是探討明代詩學特點的一種方式，也是研究中古詩歌后世影響的一種途徑。這里所謂的中古，特指漢魏六朝時期。中古屬于詩學的轉(zhuǎn)折期，與“人的覺醒”相伴隨的是“文學的自覺”，一方面“詩緣情”成為新的共識，另一方面詩人擺脫政治倫理束縛，加強了對格律、麗藻等詩歌形式因素的探討與實踐，推動了近體詩體制的形成。而明代尤其是明中后期，也是詩學的轉(zhuǎn)折期，王陽明心學的興起為理學壓迫下的文人提供了新選擇，縱情任性，人性解放，詩寫性靈，成為這一時期的新面相。明代文人與中古文人，所屬歷史語境不同，但“詩寫性靈”與“詩緣情”亦有異代共鳴之處。
明代詩學領域的崇尚復古和追求性靈，成為今人理解的一種對立，且多以為后者勝于前者。然而歷史的真相或許并非我們臆測中的二元對立，而是更為復雜的多元融合。以“前后七子”為代表的復古派，也有詩寫性靈的主張；以“公安三袁”為代表的性靈派，也有崇尚復古的根基。只不過，他們基于不同的旨趣各有側(cè)重而已。明代詩學對中古文學的認識，既有袁宏道所謂“六朝無詩”，也有楊慎所謂“詩之高者，漢魏六朝”，其中的理路何在？又展現(xiàn)了明代詩學的何種審美旨趣？這值得深入探討。
如果我們把崇尚復古視為向詩歌傳統(tǒng)尋求作詩軌范，而把追求性靈視為探尋詩歌的心源依據(jù)的話，二者或許并不是對立的：詩歌軌范的形成是詩人群體一代人或數(shù)代人探索、認同的結(jié)果，作為“有意味的形式”，其中折射出詩人群體對某一軌范的情感認同；詩歌心源不僅是詩人個體的性靈，其中也積淀著中華民族的集體無意識。莊子說“通天下一氣耳”，從心靈史的角度而言，通天下亦一心耳。
正因為軌范與心源密不可分，本書考察六位明代詩論家楊慎、謝榛、王世貞、胡應麟、許學夷、袁宏道，不以所謂的復古派與性靈派為歸類標準，而是以齒為序，分別探討他們對中古文學的接受情況，這或有助于對明代詩學的中古接受問題之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