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隔離與斷片（再版序言）

（一）

《牛津筆記》初版 3 個多月，要再版，當然高興。據(jù)說賣得不錯，書評不少，都很鼓勵，還多次入圍國內年度好書榜，我沒想到。好幾回，邂逅素不相識的讀者，或找回了失散多年的老友，更是驚喜。有位寧波的讀者喜歡此書，訂購了 100 冊分送愛書的朋友。對寫作者來說，這是難得的禮遇了。書出版后，有簽售會、讀書會、音樂朗讀會。寫書累，其實簽名也不輕松。

在杭州良渚簽售時，堆滿書的桌子扛不住，居然塌倒，頗有喜感，只好自嘲。很多讀者要我把書題簽給他們的孩子，有的在英美留學，有的快要出國，但遭疫情阻礙。有的還在小學，家長要我寫幾句鼓勵的話，為日后考牛津“討個吉利”。我最享受的是讀者與書評人提的問題或見解，他們讀出很多我的潛意識以及我的性情與內心。趁出典藏版的機會，一并作答。

文字這東西，易造成錯覺。一位老朋友讀書后微信我：“一個人，心得多靜才能寫出這樣的韻味呀！……”不少讀者覺著我的文字“靜水深流”。其實我是急性子，加上有點完美主義，心靜更難一些。不過，我作文時，樂于編織自己的精神庇護所，躲進去暫別外邊世界的喧囂�，F(xiàn)在一早醒來，我們把自己掛在朋友圈和社交網(wǎng)絡上。不知不覺間，它們肢解了我們的時間，平庸了我們的情趣，挫敗了我們曾有的定力與自律。我們忘記了等待的美感，變得焦躁、無耐心。當關閉手機和微信，我對世界的體驗才變得真實些。若筆端仍能流出一些寧靜文字，無非是在負隅頑抗，強弩之末，緩解日益惡化的焦慮和內心分裂罷了。

不少書評提到，《牛津筆記》兼有中國士大夫筆記或英式散文的意趣。對那種文字，我確實是心儀的。我出生在蕩滌一切舊式文化的年代，士大夫和英式文字早不走運，是詛咒的對象。我們 20 世紀 60 年代生人的語言習得，始于語錄、口號標語以及軍事化的修辭表達。集體記憶中，我們握拳吼叫，那時的語言以粗鄙暴力為美�！杜＝蚬P記》只是我人過中年后試圖找回曾遭貶、失落的日常語言，平實、干凈而溫情，發(fā)自內心與直覺。胡適、林語堂、周作人那代人豐沛的，正是我們稀缺和饑渴的。

有讀者問，在牛津寫這本筆記時，有沒有想過出版？我想過的。一開始它就不是秘不示人的文字。多篇書評提到，此書可愛在人性的祼露。我自認最多裸了一半，不敢以全貌示人。書中的事實部分，我倒是認真核查過的。在牛津的幾個月，除了每天記流水賬，幾乎所有的收據(jù)、出行票證都留底備查。我對自己的記憶不自信。對舊事，翻過當年的日記、筆記，或找旁證、資料。畢竟學的是新聞，懂得“事實”兩字。

前不久，我在復旦上通識課，講題是“我們的語言出了什么問題？”學生來自全校各系，不少是理工科本科生。作為過來人，我告訴他們，盡早忘卻高考作文的文章做法，告別“中心思想”，忌用陳詞濫語和大話，棄用無生命的成語，遠離形容詞，說自己的話。無論生活，還是文字，平實的，讓我覺著安全。

（二）

書中提及的“文字速寫”，很多讀者感興趣。這是我多年來即興的寫作練習。對文字，我既感其魔力，也知其局限。若沒有手把手的演示，僅用文字說明讓孩童學用筷子、系鞋帶都是件極為艱難的事情，更何況討論抽象、形而上的概念或思想。文字速寫，于我是對少年時代母語先天不足的補救，它或限于自然主義的意識流記錄，但磨煉了我對真實世界的觸覺，對文

字的敏感。對愈加依賴互聯(lián)網(wǎng)的生存方式，我雖抱有警覺，但又陷入其中。極度媒介化的生存方式已變成一種“文化的肌膚”（德克霍夫語），只能借由它的毛孔汗腺體驗世界。惟因如此，面對真實世界以五官呼吸自然山水與人性，才是“皮膚下”的血肉生命。

在世界各地旅行時，我時常在黃昏的大街上看路人。每個人都匆匆歸途，不知他們有怎樣的人生、家庭，會回到一個怎樣的家。在布拉格、耶路撒冷、佛羅倫薩、哈瓦那、圣彼得堡、赫爾辛基，路過居民樓窗下，我總好奇窗里的人和生活。記得在巴黎住在老城酒店，推窗就是人家的天井和窗，像是上海的弄堂。窗臺上有鴿子，驚了飛起，但不走遠，落在隔壁窗臺和水落管上。一次，我見到窗內有男人走動。沿街樓房的燈光，無論慘白、柔黃，都讓我有難以抑制的好奇心。如果老天爺把我拋在此地，我能生存嗎？旅行本身，就是體驗的速寫。下面抄錄一則“速寫”，記于美國舊金山半月灣。

2016 年 9 月 2 日?? 半月灣，海灘，下午 15:20。騎車。悶雷聲，風裹著，近海岸。合唱低聲部。油鍋的滋滋聲，節(jié)奏。由遠及近。突然很猛烈的一擊。威脅。

十多只鷗鳥，停在海灘的邊緣。潮退時，沙灘泛光。鳥兒自在，聽任漫卷而來的潮汐吞沒它們的細爪。縮著脖子，并不言語，盯著眼前的海沙，希望潮水捎帶上晚餐。

太陽反光。刺眼，疼。天際線上，寬銀幕。舞臺上，布景是超現(xiàn)實主義的：由淺藍到淺綠。細長一條，浪翻卷白浪，內卷著，滾向前。云遮太陽，海上現(xiàn)出一片金色光區(qū)。云一走，

跳躍滿目金點。

右側海灘，應該是一對父女。女孩十一二歲，玫瑰紅外套，正奔向海邊，踩水。見浪沖來，尖叫奔回父親。她追趕海鳥。鳥不在乎，只是小碎步挪開幾步，不跟孩子計較。旁有剛挖好的沙丘城堡。

我左邊，原先只見一對小夫婦坐著。從背影看，放松的樣子。女著黃衣。短短十多分鐘，跑攏來十多位散步者。沙是白的，顆粒粗。一根巨大漂流木擱淺，底下暗流。赤腳，提鞋走過。

一不明年齡女士，太陽鏡、灰衣，有些神秘。不走直線，像在低頭尋東西，挎布包。

太陽眼睛一閉，海邊立時降溫，風烈了，像有開關。左側遠方的白燈塔，開始模糊。一只大鳥，低低從頭頂掠過，只是滑翔，看得見它的眼珠。降落前，閃了數(shù)下翅膀，在沙上跳幾跳，落地。海水咸味。野黃花甜味。

自行車擲于沙灘。頭墊在車輪上。突見身后十多米處，大大小小上百個沙坑，每個坑都趴著一只海鳥。像是一個集體，我靠近，它們撤退，飛后幾步，總保持著等距離。它們的安全距離。它們中間，也有牛頓？

大自然，最神奇是光線和聲音。太陽說落就落了。海平線上，最后一點橘紅落下，天幕玫瑰了。

（三）

2020，很糟糕的一年，還沒怎么用，就在隔離或隔離的焦慮中度過了。世界成為疫界。疫界重新劃分了世界。歲末，《劍橋英文詞典》公布了 2020 年度詞：quarantine（防疫隔離）。數(shù)據(jù)說，此詞是《劍橋詞典》當年搜索量最多的詞匯，擊敗了“封鎖”（lockdown）和“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

7 月下旬，滯留美國 7 個多月后，我由休斯敦飛紐約，再從肯尼迪國際機場轉機回上海。休斯敦登機前，一位七八歲的女孩子沒戴口罩，我上前問她母親是否需要口罩，她擺擺手，

謝謝我。紐約的老同學怕我住機場旅館感染，幫我在新澤西訂了酒店過夜，次日再送我上機場。五星級酒店前臺說，客房率還不到 10％。候機大廳人跡冷清，只有中國東航柜臺前擠滿了人，彼此打聽著核酸檢測和健康碼。候機時，我留意了肯尼迪機場一側的起降，二十多分鐘里，僅見一次起飛。這本是世界上起降最繁忙的航空港之一，現(xiàn)在它迫降了�？崭凼乾F(xiàn)代世界秩序的意象，此刻我只感麻木。

登機后，航班未準時起飛。問了空姐才得知，一位中國外交官登機時遇到了麻煩，美方正在小房間對他盤查詢問。特朗普治下，中美關系已跌至建交四十年來的冰點，一直認定“壞

也壞不到哪里”的中美關系還是跌破了底線。過了十多分鐘，航班起飛，那位中國外交官沒有登機。在此兩天前，美國剛關閉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很快中國回擊關閉了美國成都領館。

這幾年在休斯敦過春節(jié)，應邀去中國總領館出席過新年聯(lián)歡晚會，吃地道的水餃、烤鴨。休斯敦是 1979 年鄧小平訪美時設立的首個中國總領館。航班上，我戴兩個口罩，雙保險。孩子為我準備的防護面罩，操作復雜，我放棄了。有的乘客穿著防護服，從頭裏到腳，像化學武器部隊。座位上，每人兩包干點。裏著白色防護服的空姐僅露出雙眼，對我說，干點不大好吃。若不吃，途中就別脫口罩了，忍一忍，到上海就好了。夜間抵達浦東國際機場，十多個小時飛行，人近極限，昏睡中有些興奮。這是第一次以這種方式回到故土。下機時，機艙內比平時沉默許多。在機場接受核酸檢測后，防疫人員把我和一位留學生送往隔離點，整個大巴僅我們兩人。到隔離點已深夜，雙方簽收，把我們交接。隔離 14 天，7 天酒店，7 天家中。這或是出生后我獨處時間最長的一次。家門外走廊上，裝了探頭和紅外探測儀，貼了布告，怕隔離者溜走。大疫之下，信任變得奢侈而可憐。每天防疫人員上門測溫，其間里弄干部、民警造訪，地區(qū)防疫干部電話詢問。一切有序。我問當?shù)嘏笥眩�這樣密集的防疫措施，國家要用多少預算�；卮稹安幌С杀尽�。隔離結束當天，確切時間應是晚間 7 點整。剛過 7 點，一紙蓋了紅印的證明書送達，我“解放”了。

滯留休斯敦半年多，除每周去超市一兩次，雷打不動的是跑寵物店，為家中的蜥蜴、樹蛙買口糧，如蟋蟀、蚯蚓。蜥蜴不好伺候，只吃活物。蜥蜴本身身價不高，蟋蟀卻要價 40 美分一只。在美國，法律規(guī)定，寵物店是日常生活必備，疫情期間也必須開門。疫情暴發(fā)后，美國人和當?shù)厝A裔的情緒也變得格外敏感。某日，一位復旦老友沮喪地說，剛從銀行回來，平時很客氣的經理表情異常，有點打發(fā)他。我叫他別太敏感。他說，他的感覺是對的。

在美期間，我最冒險的出行是接連兩天采訪黑人喬治·弗洛伊德的告別儀式和葬禮。其時，新冠病毒已在德州蔓延，我猶豫了幾天，怕出門染上。最終記者的職業(yè)本能勝出，我前往現(xiàn)場。弗洛伊德是休斯敦人，在明尼蘇達謀生，被一白人警察跪喉 9 分多鐘后身亡，56 歲。美國各地爆發(fā) BLM（Black LifeMatters）抗議運動。

6 月 7 日，我排隊步入贊美之泉教堂大廳，悼念者每人相隔一米。弗洛伊德躺在金色棺木中，著灰色西裝。因燈光或化妝，臉色灰白了些，神情安然，像是睡著了。他的棺木比常見的長很多。他身高 6.6 英尺，相當于 1.98 米。他的男性親屬在一旁為他守靈。正在競選總統(tǒng)的前副總統(tǒng)拜登也到場吊唁。吊唁者中黑人為多，也有不少白人，共數(shù)千人。幾位黑人領袖在外面大聲講演，高亢而富韻律，讓我想起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不遠處，一個黑人小伙子在草坪上突然單膝跪地，握緊右拳伸向空中，凝固了。我和一群白人太太聊天。她們舉著自制標語牌，表示與黑人兄妹團結一心，反對種族歧視。當日酷熱，組織者備了礦泉水，現(xiàn)場有鮮花賣。我買了印有弗洛伊德肖像的紀念口罩和 T 恤。他并非天使，曾犯事入獄。中學時，他家住在休斯敦以毒品、槍擊事件出名的貧困帶。但他在光天白日下喪命，激怒了美國民意。

次日下午是他葬禮，在休斯敦紀念花園墓地。午時 12 點，我趕到墓地外，已有數(shù)百人聚集。當值警察多半是黑人。落葬儀式原定下午 2 點開始，因上午追思會超時 3 小時，馬車載著棺木抵達墓地時，路燈已亮起。一黑人青年與黑人警察發(fā)生肢體沖突遭逮捕，一時空氣緊張。下午氣溫高達 41 攝氏度，隨身攜帶的一盒萬金油融為液體。人近中暑，只能用冰水澆頭降溫。周邊至少四人因高溫暈倒，被抬到樹蔭下。在現(xiàn)場，我取下口罩散熱，一時忘了新冠的事。身邊是紐約飛來的法新社記者。不遠處，一對白人父女。女孩僅五六歲樣子，在父親懷里，嘬著手指。弗洛伊德的男性家屬身著黑色西服，烈日下堅持隨馬車步行完最后一英里。很多人覺得，有過前科的弗洛伊德只是受害者，并非英雄。但很多黑人心目中，弗洛伊德是殉道者。次日，我前往當?shù)蒯t(yī)院做緊急核酸檢測。陰性。

10 月份，我從上海坐高鐵到武漢，去珞珈山上武漢大學做講座。1 月下旬武漢緊急封城后，我曾許愿，大疫過后一定要去武漢，上黃鶴樓留個影。一位武漢出租車司機告訴我，他已習慣外出戴口罩，感冒也少了，不戴反而不自在。一位記者朋友陪我上黃鶴樓，途中武漢終于又堵車了。她說，武漢人現(xiàn)在耐心許多，對堵車不再抱怨、摁喇叭。再堵，總比死城一座要好。

聽到此，我有些哽咽。黃鶴樓前，我得知為感謝全國人民支持，湖北決定 2020 年向外省游客免費開放所有景區(qū)。一場大疫，讓城市一切可炫耀的魔力變得蒼白、死寂和絕情�？吹轿錆h又有了人氣，市面興隆，餐廳開始等位，活過來了。

離開休斯敦前，決定將喂養(yǎng)的二十多只蜥蜴全部放生。我將玻璃缸搬到后花園，輕輕打開門，期待它們重回大自然。5 分鐘、10 分鐘、15 分鐘、20 分鐘……毫無動靜。最后一只綠蜥蜴爬至玻璃門邊，探了探頭，又縮回去。無奈之下，我掀開頂蓋。漸漸地，它們猶豫良久后，慢慢爬出，生怕是個騙局。它們不敢投奔大自然，是懼怕嗎？短短幾個月，難道它們的野性、生存直覺已退化？玻璃缸里，它們失去了自由，但不愁飽食終日，免除了捕食辛勞。與野外的同類相比，它們的體態(tài)明顯肥碩不少，甚至有肥胖癥嫌疑。它們有自己的生存與“制度選擇”嗎？

（四）

我對 2021 年也無特別憧憬。不僅因為新冠大疫，更因為世界的分裂，常識的倒塌。若干年后，歷史學家不知如何評價2020 年。中國是當下世界最安全的地區(qū)之一，健康碼與旅行追蹤已是常態(tài)。一些省份因幾例疫情，就宣布進入“戰(zhàn)時狀態(tài)”。這讓我擔心，密集強勢的管控是否會使日常生活失去本意。正常的社會，一定是風險社會。美國疫情的失控，令我想起愛德華·霍普（Edward Hopper）的畫，空曠、孤單、黎明前的清冷，紐約街道的大峽谷，迫使我重新思考兩種制度下風險與日常生活的邊界。

《牛津筆記》出版后數(shù)月，書中我的忘年交布里坦爵士因病在倫敦去世，享年 86 歲，未能熬過 2020 年。傅聰先生因新冠肺炎也在倫敦離世，也是 86 歲。與他僅一面之緣，但印象刻進腦海。他一生內心掙扎、悲憫。他說話時聲如宏鐘，有回聲，激動處多是“唉”和“唉呀”的喟嘆，伴之沉默。去世后，對他的悼念追思在中國刷屏，但也被不少年輕人罵上熱搜，指責他當年“叛國”。如果他在那里聽見，除了長“唉”一聲，會說什么。2020 大疫，也讓“隔離”這個詞脫了敏。我們越來越習慣在線上（Online）日常生活，在微信朋友圈和 App 上覓友、相戀、親熱或反目�；ヂ�(lián)網(wǎng)賦予了人類從未有過的便利、選擇和自由，也在急劇放大人性之平庸、人性之惡。

2017 年底，中國大學人文代表團訪英，在牛津開學術研討會。這是客座后半年重返牛津。復旦去了幾位教授，包括我。研討會上，我的演講有關清末思想家、中國新聞之父王韜和他的英國合作者理雅各（James Legge）傳教士、翻譯巨匠、牛津首位漢學教授。理雅各生于 1815 年，1897 年與王韜同年去世。王韜當年留亡蘇格蘭，成為在牛津演講的首位中國人，都得理雅各之助。

會后我想去拜謁理雅各的墓，就在離牛津城數(shù)英里外的沃爾佛考特墓園（Wolvercote Cemetery）。一早，空氣里憋著雪象，暗灰天色，壓著刺骨的寒。早餐時，與外文系褚孝泉教授說及理雅各，他有興趣同行。這是牛津城外最大的公共墓地，足有數(shù)千個墓碑，灰白一片。雪花開始飄落，帽子頂上全白了。我們毫無目標地東奔西突，匆匆掃視每一個碑文。雪大了，眼前數(shù)米，已成白霧，墓地散發(fā)著死氣。我們縮著脖子，準備撤退但心有不甘。見到一所小屋，撞見一掘墓人。他給墓地管理處打了電話，查了花名冊和墓碑位置，把我們帶到理雅各墓前。我問了他名字，給了他一些錢致謝。理雅各當然不知道我們去看他。掃墓的事，是念想。光有念想還不夠，還得受累，才是誠意。大雪彌漫日，趔趄找墓地，向先賢鞠躬，也是對自己的辛苦致意吧。

寫牛津，免不了說及大學。近日中國有大學宣布已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啞然。獎章不能自頒。大學為知識與思想而立。王國維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燕京大學校訓“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大學的光芒與存在感在此。

張力奮

2021年1月31日 上海?? 復旦

這本碎片式的隨筆錄，得到很多讀者與朋友喜愛，給了他們片刻愉悅，甚至“若受電然”之悟，出乎我意料。不過，我猜想，在當下這個混沌而喧囂的世界，人們渴望安寧、純粹與庇護，文字雖脆弱，一棟紙屋，畢竟還住得下疲憊的心，度風雨后的時光。

序

牛津大學在 1685 年迎來了第一位來自南京的中國客人沈福宗，他為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中國藏書編制了目錄。沈先生之后，諸多才華橫溢、富有觀察力的中國友人都曾到牛津 大學考察交流。我所在的新學院（New College）于 1379 年建院，正值英王理查二世時期、中國明朝洪武年間。雖然學院與中國早期交集甚少，但若追本溯源也有些年月了。

承前啟后，我院有幸于2017年迎接力奮博士訪學。力奮很有才華，好奇尚異，很快融入了牛津這個有些古怪的地方。他 1988 年來到英國留學，早就是個“英國通”了！從英國的教育到時而晦澀的英式幽默，從美食美酒到政商各界，力奮都拿捏有度，游刃有余。在院士休息室里，幽默常伴著力奮，大家都喜歡與他交流。

力奮是一位優(yōu)秀的記者和作者，這點眾所周知�！杜＝蚬P記》也將展現(xiàn)力奮在文字之外作為攝影師的才華。他的照片捕捉到了牛津的夢幻與現(xiàn)實，榮光與弱點，是牛津真善美的詮 釋，直戳心靈。

我曾旅居中國多年，這段經歷讓我認識到英中文化有一個 相似之處——那就是崇尚“入鄉(xiāng)隨俗”�！叭豚l(xiāng)隨俗”讓我們既正視與前人的差距，又期待未來，在尚學、求知的環(huán)境里探索 我們的學問。力奮是這種精神的代表。

我院有件中國青瓷器，于中世紀來到英國，是歷史上最早抵英的瓷器。如今絲綢之路重啟，本書作為英中文化的完美紐帶，從深度和廣度兩方面詮釋了英中文化各自的深邃與相輔相成。世界各地通過交流，相互學習，才能打造更美好的未來。牛津大學新學院院長楊名皓 （何流??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