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導論 阿倫特對社會科學的批評（節(jié)選）

彼得·貝爾（Peter Baehr） 菲利普·沃爾什（Philip Walsh）

漢娜·阿倫特（1906—1975）是社會科學的堅定反對者。她不斷指責社會科學的方法，嘲笑其目標。社會學更是她憤怒聲討的對象。但她此刻卻出現(xiàn)在這里，成為“圣歌社會學指南”叢書的作者之一。沒有比這更反諷的了，這該如何解釋呢？
阿倫特出現(xiàn)在“圣歌社會學指南”叢書既不是對一個學科難堪之事——“經(jīng)典的”女性理論家罕有其人 —— 的體面改正，也不是唯利是圖的營銷策略。今天，越來越多的社會學家聲稱阿倫特屬于社會學， 正如過去很多人聲稱馬克思屬于社會學一樣。不只是她對科學、工作、能動性、權力、革命和人類社會本質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社會學家可以直接從中獲益，還有更加根本的東西。阿倫特的挑戰(zhàn)促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正在做什么。她促使我們完善、修正或放棄我們過去的某些最基本的知識影像。
僅僅 20 年前，阿倫特還是人文學科諸多領域中一個深奧難懂的作者，在社會科學中則幾乎不被閱讀。想起這點未免令人吃驚。即使在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 —— 這是她最為接近的學科 —— 中，阿倫特也是一個邊緣形象。但是 20 年后，她的地位得到穩(wěn)步提升，從知識討論的邊緣進入中心。許多因素可以解釋這個動態(tài)變化：作為一個致命的政治概念的“極權主義”的復興，非洲、巴爾干和中東地區(qū)的種族大屠殺的出現(xiàn)，與之相伴隨的意識形態(tài)和恐怖的新形式，國家的內爆以及無國家民族的悲劇性重現(xiàn)，人權話語的興起，對國家勢力及其對私人領域入侵的新的擔憂，經(jīng)典共和主義作為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政治替代的復興等。所有這些都激發(fā)了阿倫特的概念和主張的活力。更有進者，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最近一些年出現(xiàn)的互滲，作為跨學科研究驅動的結果，極大地激勵了學術界跨越知識邊界。阿倫特，一個涉獵范圍極大的思想家，對政治、社會、歷史、美學、哲學和教育都發(fā)表了大量看法，自然成為這個過程的受益者。

生平概述

阿倫特有幸生存下來并成為著名的理論家，本身就是一個小小的奇跡。她 1906 年 10 月 14 日出生于德國的漢諾威，是一個世俗猶太人中產(chǎn)階級家庭唯一的孩子。父親在她七歲時去世，留下瑪莎·阿倫特在柯尼斯堡撫養(yǎng)孩子 —— 這個家庭于 1909 年搬遷到那里。從早年開始，阿倫特的母親就鼓勵她免于受害者心態(tài)的影響。即使受到孩子們反猶言論的嘲笑（并不是說這很常見），阿倫特這位年輕的女孩也被認為能夠保護自己。這種期待培育了道德的和心智的堅韌，她的一生都帶著這種堅韌生活。阿倫特的母親不關心政治，即使大戰(zhàn)的風暴也沒有對柯尼斯堡這個小城產(chǎn)生太大的影響。阿倫特一開始也對政治問題不感興趣，她的知識激情緊緊黏著于歐洲文學、哲學以及古代希臘羅馬的經(jīng)典作家，她作為大學預科學生 —— 德國中學的最高學術等級—— 學習了后者的古代語言。
隨后是大學教育。在馬堡，阿倫特師從存在主義大師馬丁·海德格爾，并與之相愛。他對她的思想影響被證明是持久的，但具有腐蝕作用。在阿倫特看來，海德格爾是康德以后最偉大的哲學家。但是他后來擁抱國家社會主義對她而言是一個范例性的教訓，它表明：當哲學家把他們的存在觀、真理觀、理性觀或善好觀強加于必然是不確定和不一致的政治時，將會發(fā)生什么。1926 年，哲學家和他學生之間的戀愛不得不中斷，阿倫特到海德堡大學并在雅斯貝爾斯非常不同于海德格爾的指導下繼續(xù)其學業(yè)。雅斯貝爾斯指導了其博士論文《論圣·奧古斯丁著作中的愛的概念》。
逐漸地，這些 1920 年代的學術經(jīng)歷 —— 結束于胡塞爾在弗萊堡大學的一個學期的講演 —— 使得阿倫特受到了極好的哲學訓練。但是，殘酷的政治現(xiàn)實突然降臨。魏瑪時期（1919—1933）是一個非凡的藝術和科學實驗的文化實驗室，其創(chuàng)造活力很少被打斷。1929年以后，阿倫特生活于柏林，與第一任丈夫、哲學學者君特·斯特恩（Günther Stern）結婚，并遭遇了巨大的動蕩—— 哲學對此顯得毫無辦法。特別是反猶宣傳，提出了急迫的、關于一個民族的命運問題—— 對于這個民族，阿倫特并不覺得和自己有多大關系。對此問題的一個堅定的應答就是猶太復國運動，其闡釋者為德國首席代言人和知識分子庫爾特·布盧門菲爾德（Kurt Blumenfeld）。阿倫特認為，一個猶太人的祖國應該保護猶太人免受歐洲反猶太主義的劇烈變遷的影響—— 更為急迫的則是免受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影響，希特勒在 1933 年當選總理只是加深了她的這個信念。受布盧門菲爾德的德國猶太復國組織的委托，阿倫特在普魯士國家圖書館收集反猶主義的文章，被蓋世太保逮捕。如果阿倫特的審問者當時沒有屈服于這個年輕女性的魅力和智慧，那么這將是人們得到的關于阿倫特的最后一個消息。拘留 8 天后，阿倫特被釋放。她決定逃離德國。這樣，一個難民的長途冒險跋涉開始了：布拉格、日內瓦，然后是巴黎。在巴黎，她與斯特恩重逢并重新開始猶太復國活動，一度伴隨一個年輕的猶太人移民群體到了他們在巴勒斯坦的新祖國。正是在巴黎，阿倫特遇到了海因里希·布呂歇爾（Heinrich Blücher）。在和斯特恩離婚后，阿倫特很快和他結婚。表面上看，布呂歇爾是一個直率的工人階級、前馬克思主義者，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的高等教育，并不是一個阿倫特這樣背景的博學女性的合適伴侶。但是他恰好有一種她所需要的勇氣，而且，當他們最初相遇的時候，他擁有比阿倫特更豐富的政治經(jīng)驗。作為一個在哲學領域自學成才的人，他果斷干練，在知識方面不懼權威。在后來的歲月里，當阿倫特因其飽受爭議的觀點 —— 特別是關于艾希曼審判 —— 而受到攻擊時，布呂歇爾總是獻計獻策、忠心耿耿。
隨著 1940 年夏天德國入侵法國，阿倫特在巴黎的旅居突然中斷了，她作為一個外國的敵人，在再次流亡前被短暫拘留。這次是與布呂歇爾一起于 1941 年移民美國（她的母親隨后移民），生活幾乎從零開始。當他們到達紐約時，這對夫婦不懂英語。但是與她的丈夫不同， 阿倫特很快學會了英語。先是實用主義地學，隨著時間的推移則逐漸變得精通，但總是帶著濃重的德語口音。“二戰(zhàn)”期間，阿倫特為移民報紙《建設》（Aufbau）寫新聞稿，這是一份面向說德語的猶太人的報紙，與此相結合，她也在歐洲猶太人重建委員會從事研究工作。1940 年代早期，也是死亡營的消息第一次被美國人所知的時期，當大屠殺的規(guī)模和殺人方法逐漸曝光之后，恐懼迅速取代了原先的不相信。其對阿倫特的震撼是巨大的。此后，解釋在歐洲發(fā)生的通過工業(yè)化的方式進行的種族滅絕，成為她研究的核心。其最先的成果是《極權主義的起源》（此前就有關于這個主題的預備性論文），出版于 1951 年， 同一年，她獲得了美國公民身份。這個雙重勝利開啟了光明的前景。
《極權主義的起源》確立了阿倫特作為這個主題的首席思想家的地位， 她也是被美國思想界談論的一個離經(jīng)叛道者。這是阿倫特一系列啟發(fā)、困擾，甚至有時冒犯其同時代人的著作中的第一部。這本《阿倫特指南》的很多讀者都是專業(yè)學者。隨著阿倫特在1950 年代名聲大振，她開始在普林斯頓、康奈爾、伯克利和芝加哥等地授課，后來成為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Committee of Social Thought）的定期訪問教授（1963—1967），此后才在紐約新社會研究院（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in New York）擁有了一個全職教職（1967—1975）。由于各種原因，阿倫特成為一位極富感召力的、要求嚴格的教授。她現(xiàn)在的遺囑執(zhí)行人杰羅米·科恩（Jerome Kohn）是阿倫特的一個研究生。阿倫特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避開了學校的雜務，并且終其一生也不適應大學的學術。在這方面，她類似于獨立研究員，比如托馬斯·曼（Thomas Mann）、阿瑟·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奧登（W. H. Auden）、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以及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這個名單還可開得更長，而它的成員—— 比如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麗貝卡·韋斯特（Rebecca West）以及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甚至沒有接受過大學教育。與那些給精英的政治哲學和哲學雜志或專業(yè)學術團體寫作的人不同，阿倫特把自己的著作定位于更多的讀者和聽眾�！对u論》（Commentary）、《匯流》（Confluence）、《異見》（Dissent）、《巴黎評論》（Partisan Review）、《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聽眾》（The Listener），特別是《紐約客》（New Yorker）和《紐約圖書評論》（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更能達到阿倫特的這一目的。阿倫特與自由的、生機勃勃的知識分子環(huán)境，而不是溫文爾雅的現(xiàn)代學術體制環(huán)境更為融洽。盡管如此，她的那些嚴密的學術著作，涉及大量的參考文獻，最好是在大學的小型學術沙龍談論，而本指南就是為這樣的小型沙龍準備的。


阿倫特對社會科學的評價

初一看，阿倫特對社會科學的態(tài)度似乎很簡單，即認為社會科學在知識上是名譽掃地的、以“暴露真相”自詡的還原論實踐，它把自己的研究對象極度簡單化和非人化。但仔細觀察，她對社會科學的反對、她的批判路徑，在其學術生涯中發(fā)生過重要的變化。她的相關評價涵蓋了五個領域和時期。第一，早期對卡爾·曼海姆的《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1929）的批評建立在對社會學之僭越的哲學批判上；第二，她戰(zhàn)后的極權主義研究挑戰(zhàn)了社會科學家?guī)�入其研究中的那些理解范疇；第三，在《人的境況》（1958）中提供的人類活動的本體論提出了對于“社會觀”（“social viewpoint”）的批判性解釋；第四，貫穿于其所有著作的對于政治之意義的理解角度，導致其與對政治事務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極度分歧；第五，社會科學發(fā)現(xiàn)人類行動規(guī)律的雄心，是阿倫特在其 1960 年代中期的數(shù)篇論文中批駁的主題。在此， 我們概括一下阿倫特在每一個領域關于社會科學的觀點的實質和優(yōu)點。

對曼海姆的批判

1930 年，阿倫特發(fā)表了對曼海姆的《意識形態(tài)與烏托邦》的批判性評論。這本書當時在德國備受關注。當它 1936 年翻譯到美國的時候同樣如此。在《哲學與社會學》這篇評論中，阿倫特捍衛(wèi)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哲學，攻擊曼海姆的社會學無法把握“基本的” 人類經(jīng)驗類型，而存在主義就是扎根于這種經(jīng)驗類型的。這個批駁的路徑在一定意義上預示了阿倫特后來對社會學的批判，這些批判都集中于社會學不能解釋人類現(xiàn)象的復雜性�！兑庾R形態(tài)與烏托邦》首先關注的是通過擴展和重構馬克思的“意識形態(tài)”概念，為知識社會學確立新的基礎，但是曼海姆還進入了另一個領域，論及理性化的（科學化的）政治的可能性、烏托邦和意識形態(tài)思想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用、哲學在理解人類事務中的作用等問題。對于曼海姆而言，標準的懶惰的哲學模式—— 它渴望產(chǎn)生出一種對于其他科學的理性化的正當性辯護 —— 是傲慢的，它不能收集自己的“存在的決斷”（existential determination）。換言之，哲學沒有也不能外在于對自己之主張的真理和價值的爭奪，而且，曼海姆還認為，這些主張涉及對于地位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的爭奪。哲學總是—— 有意無意地—— 參與到競爭之中，以使自己“關于現(xiàn)實的公共闡釋”（同上）成為被大家接受的闡釋。在這方面，它們和其他話語一樣“關聯(lián)于不同的社會情境”。曼海姆最為大膽地把存在主義作為知識上的幼稚的顯著例子挑選出來。
對于剛剛獲得博士學位、對自己兩位導師的思想極度認同的阿倫特而言，曼海姆的著作是一個強有力的挑戰(zhàn)。阿倫特的評論使曼海姆面對一系列問題，包括常常被認為是曼海姆知識社會學的阿喀琉斯之踵的東西：社會學的相對主義（阿倫特更喜歡“關系主義”這個術語），它所采取的關于“自由漂流的知識分子階層”—— 這個階層負有在對抗的政治視角之間進行協(xié)調的責任 —— 的假定立場。但是阿倫特的首要關切是曼海姆對哲學的界定，即后者認為影響日常生活經(jīng)驗和其他人文科學的社會力量、偏見以及意識形態(tài)教義，同樣制約著哲學。阿倫特認為，這個還原論的和廉價的立場不能區(qū)分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1927）中努力加以區(qū)分的本體和本體論。阿倫特堅稱， 這個差別不是哲學家自上而下強加的任意劃分，而是與人類的經(jīng)驗結構相一致的，在“人類公共生活”的日常模式—— 它表現(xiàn)于“理想化的交談”，即“與他人共存”—— 中，世界具有一個平凡、連續(xù)、內在的本體特征。但是如同雅斯貝爾斯和海德格爾共同指出的，這并不能耗盡所有的人類經(jīng)驗。相反，在世俗平凡生活被打斷的瞬間，人被曼海姆并不明確使用這個術語。盡管如此，它抓住了他的哲學的自我觀。約翰·洛克最早使用這個術語來概括認識論與科學之間關系的特征。
拋回到自我，“意識到人類情境的本有的不確定性”。這個時候，人對于自己“在世界中”的本真存在的知識變得可能了。對于雅斯貝爾斯而言，這個經(jīng)驗突然發(fā)生于他所說的邊界情境（border situations），“這是很少見的瞬間，只有在此瞬間，我們才經(jīng)驗到我們本真的自己”（同上）—— 這是所有人類都潛在地可能獲得的心智洞明的瞬間，因此它扎根于世界，而不是扎根于哲學家的反思性視角。但是曼海姆的社會學—— 以及更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學視角—— 太過死氣沉沉、整齊劃一和同質化，忽視了人類經(jīng)驗獨特的差異化模式，因此也忽視了與自我的對抗的可能性，更不能把握經(jīng)驗的本體論結構。對曼海姆而言，只存在本體（ontic），或他說的“生命的具體操作秩序”（1929/1936，193）。所有經(jīng)驗，包括那些包含了基本真理或核心價值的經(jīng)驗，都是依據(jù)社會壓力和社會地位解釋的。像阿倫特指出的那樣，這意味著，“社會學研究的是比心智更為原初性的現(xiàn)實，而所有的知識產(chǎn)品都從這一角度得到解釋和解構。解構在此并不意味著毀滅，而是意味著把任何關于正確性 / 有效性的主張追蹤到它所產(chǎn)生的特定情境”。
雖然對于本體論差異的參照不見于阿倫特后期的著作，但對于曼海姆社會學視角的批判卻來自對這一差異的堅守，而且這種批判遍及她對社會科學的其他批判（我們后面還會討論）。曼海姆對現(xiàn)象學基本觀點—— 經(jīng)驗是由一個復雜的、差異化的結構組成的，這個結構必須通過自己的方式得到分析—— 的拒絕，代表了社會學視角的片面性： 所有重要事物都歸因于一個外部的社會起源，而且全部都可以進行歸納判斷。這些判斷不考慮人類現(xiàn)象的特殊的、有時是獨一無二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