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序 何塞·多諾索與拉丁美洲“文學爆炸”

眾所周知，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拉丁美洲出現過震動世界文壇的“文學爆炸”運動，歷時十來年之久。其中的主將有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卡洛斯·富恩特斯、胡利奧·科塔薩爾、埃內斯托·薩瓦托、何塞·多諾索等人。他們都有過類似的經歷，他們之間有深厚的友誼，互相關心著對方的創(chuàng)作，對同行的作品發(fā)表很中肯的評論，因為他們這些人不但是記者、作家，而且還是文學教授和評論家，所以，這些行家里手的文學評論很有價值。感謝中國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學研究會的同志們對我的信任，把翻譯何塞·多諾索論文學創(chuàng)作的這部集子的任務交給了我。我去年在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講學期間，林一安同志又反復叮囑了幾次，使我能抓緊時間在彼完成了主要部分的翻譯，回國后在林一安和許鐸同志的熱情鼓舞下，我譯完了本書其他部分。

拉丁美洲“文學爆炸”對于中國讀者來說，已經不是一個陌生的名稱。從1979年起我們的文學研究會成立以來直至如今的十余年間是西葡語界翻譯拉美新小說的大好時機，一大批作品已經翻譯出版。但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運動起于何時？終于何日？它的范圍到底有多大？它的源頭在哪里？哪些作家屬于或者不屬于這一“文學爆炸”的范疇？由于“文學爆炸”令人矚目的成功和節(jié)日效應，作家們都一窩蜂地爭相擠上這輛華麗的彩車，出版商們也許出于商業(yè)目的，虛張聲勢，有意地把“文學爆炸”產生之時提前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簡直想把此后二十年間出現的一切拉美小說統(tǒng)統(tǒng)囊括進來。對這一系列問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多少年來是拉美文學界說不清的問題。

作為過來人，何塞·多諾索于1972年，即他認為的“文學爆炸”的源頭之一——1962年智利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識分子代表大會召開十周年之際，寫了一部《“文學爆炸”親歷記》。又過了十年，1982年，加西亞·馬爾克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轟動一時的“文學爆炸”已經成為過去，何塞·多諾索寫了《十年之后》作為《“文學爆炸”親歷記》的附錄。由于時間的間隔，再回顧那一段歷史，許多事情的輪廓更清楚了。此外，何塞·多諾索的夫人瑪麗亞·比拉爾·塞拉諾，幾十年如一日與丈夫同舟共濟，相濡以沫，她也是“文學爆炸”的見證人。她寫的《“文學爆炸”的家長里短》成為《“文學爆炸”親歷記》的生動補充和極好的注腳。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生動地描繪了包括她丈夫在內的幾位“文學爆炸”的巨匠在草創(chuàng)時期含辛茹苦、四處漂流的情景，以無限的深情記述了幾位拉美作家之間榮辱與共、休戚相關的真誠友誼。

《“文學爆炸”親歷記》（Historia personal del “Boom”）是一個古怪而又不好翻譯的書名，但這并不是何塞·多諾索的杜撰，而是他受到智利文學評論家阿洛內的啟發(fā)。阿洛內，原名為埃爾南·迪亞斯·阿列塔，是他頭一個支持了何塞·多諾索的第一部作品——短篇小說集《消夏》，使他能躋身智利文壇。阿洛內曾寫過一本《智利文學親歷記》，多諾索認為他發(fā)明的這種“親歷記”對他很適用，于是就把這個題目移植到自己的這本書上當標題。

可以說《“文學爆炸”親歷記》是一部記載“文學爆炸”的隨筆、回憶錄或文學評論，但又區(qū)別于上述各種體裁�？傊�，作者站在個人的角度回顧了1962年康塞普西翁世界知識分子代表大會以來十年間“文學爆炸”的醞釀、發(fā)生和發(fā)展的過程，記述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拉丁美洲作家、電影家、藝術家的人生足跡，他們的理想和奮斗、成功和失敗、欣喜和苦惱……用不同的筆調為“文學爆炸”的主將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科塔薩爾、富恩特斯等人描繪出一幅幅生動逼真的肖像。

在“文學爆炸”最興旺的時刻，許多人削尖了腦袋要擠進這光榮的隊伍，多諾索曾嘲笑過一位住在巴黎的巴拉圭作家。當后者獲得一次“美洲之家”發(fā)的獎時，欣喜若狂，正式宣布：“有了這一本書，我現在已經躋身‘文學爆炸’了�！倍嘀Z索說：“……真是個傻瓜……太天真了……”

別的文學流派，比如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都有其綱領和宣言，有核心人物，有較固定的活動舞臺和刊物，而拉丁美洲的“文學爆炸”卻沒有這一切，所以，哪些作家屬于“文學爆炸”，從來就沒有過什么一致結論。由于“文學爆炸”歷時較長，包括地域很廣，作家風格各異，實在難以概括分類。據多諾索看，專門寫印第安題材的何塞·瑪利亞·阿格達斯似乎與“文學爆炸”風馬牛不相及；胡安·魯爾福的《烈火中的平原》和《佩德羅·巴拉莫》分別發(fā)表在1953年和1955年，以后他就沒再寫過什么新東西；博爾赫斯也有近二十年沒寫過什么小說了；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里亞斯顯然對“文學爆炸”有成見，他說拉美新小說家們“純粹是廣告的產物”，而何塞·多諾索則反唇相譏，說“他感到時間的苔蘚開始掩蓋他那有血有肉有骨頭的華麗辭藻”。據多諾索看，“文學爆炸”小說家們所追求的就是要擺脫地區(qū)性的禁錮，用國際化的語言向全西班牙語美洲乃至全世界講話，像何塞·瑪利亞·阿格達斯那樣的作家似乎不宜算在“文學爆炸”的范圍之內。然而，乘著“文學爆炸”走紅之機，有人把他們全包括進來。而確鑿的事實是，他們的作品也乘著“文學爆炸”的風帆，一版再版，為“文學爆炸”壯大聲勢。

至于何塞·多諾索本人是否屬于“文學爆炸”？以他的代表作《污穢的夜鳥》的巨大成功而論，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是他卻保持冷靜的態(tài)度。雖然他完全有資格進入“文學爆炸”代表作家的行列，但是，在《“文學爆炸”親歷記》中，他卻有意地將自己放在外邊，他說：“雖然我認為，‘文學爆炸’的歷史就是我的自傳，可是，不要把這事看得過分要緊……”旁觀者清，這樣，他可以比較客觀地分析和判斷。十年過去了，“文學爆炸”已經成為歷史，1982年，多諾索在《十年之后》中已不必謙虛地斷言：“真正的‘文學爆炸’只有四把固定的交椅，屬于胡利奧·科塔薩爾、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還有一把不固定的椅子，有時是埃內斯托·薩瓦托坐，有時是筆者我本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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