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明代詩文風尚凡數(shù)變。弘治、正德年間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倡言復古，文宗秦、漢，詩法盛唐，在當時和后世均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明史·文苑傳序》云：“明初，文學之士承元季虞、柳、黃、吳之后，師友講貫，學有本原。……弘、正之間，李東陽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聲館閣。而李夢陽、何景明倡言復古，文自西京，詩自中唐而下，一切吐棄，操觚談藝之士翕然宗之。明之詩文，于斯一變。迨嘉靖時，王慎中、唐順之輩，文宗歐、曾，詩仿初唐。李攀龍、王世貞輩，文主秦、漢，詩規(guī)盛唐。王、李之持論，大率與夢陽、景明相倡和也。歸有光頗后出，以司馬、歐陽自命，力排李、何、王、李，而徐渭、湯顯祖、袁宏道、鐘惺之屬，亦各爭鳴一時，于是宗李、何、王、李者稍衰。”（《明史》卷二八五）《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七一《空同集提要》亦云：“考明自洪武以來，運當開國，多昌明博大之音。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制作。愈久愈弊，陳陳相因，遂至緩冗沓，千篇一律。夢陽振起痿痹，使天下復知有古書，不可謂之無功。”這些載述，不僅清晰地勾畫出明代前中期詩文流變的具體脈絡，而且對“前七子”領袖李夢陽在這場復古運動中的重要作用進行了充分肯定。至于李夢陽個人的獨特貢獻，《明史·李夢陽傳》還評價說：“夢陽才思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與何景明、徐禎卿、邊貢、朱應登、顧璘、陳沂、鄭善夫、康海、王九思等號十才子，又與景明、禎卿、貢、海、九思、王廷相號七才子，皆卑視一世，而夢陽尤甚。”（《明史》卷二八六）李夢陽“卓然以復古自命”，不但在文學上要恢復漢唐以來“格高調(diào)古”的審美品質(zhì)，而且在政治上要恢復漢唐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凜然正氣，堅決與社會黑惡勢力進行不屈不撓的斗爭。李夢陽以其卓越的才華，濟世救民的情懷，堅韌不拔的毅力贏得了人們的普遍贊揚，成為明代知識分子中少有的道德和文章、事功與人品相統(tǒng)一的杰出人物之一。其生平經(jīng)歷大致如下：

（一）成化八年（1472）至弘治十年（1497）：少年才子，鄉(xiāng)試第一。

李夢陽（1472—1529），字獻吉，原名孟陽，出生時其母夢見日墮懷中，故名夢陽，原字天賜，號空同子，慶陽（今甘肅慶陽）人。李夢陽出生在一個世代貧寒的家庭，其曾祖父入贅于河南扶溝王家。洪武初年，王家作為軍戶到慶陽花馬池戍守，曾祖也隨家前往，后來在戰(zhàn)斗中死去。祖父被仇家陷害，死于獄中（《空同集》卷三八《族譜·大傳》）。父親李正，早年十分貧窮，大雪天還穿著單衣，婚后還要靠妻子養(yǎng)雞、養(yǎng)豬和賣酒、賣醋補貼一部分家用。其家曾居住于慶陽府城，先祖墳塋也在慶陽府城周圍。當李夢陽出生時，母子倆睡的依然是沒有席子的冷榻（李夢陽《弘治甲子，屆我初度，追念往事，死生骨肉，愴然動懷，擬杜〈七歌〉，用抒憤抱云耳》）。李正后來任阜平（今河北阜平縣）縣學訓導，升任封丘（今河南封丘縣）溫和王府教授。李夢陽十歲時隨父徙居大梁（今開封市）。這樣的出身和幼年生活，使他比較容易了解政治的黑暗和民間的疾苦。李夢陽后來在詩文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悲天憫人的思想與憂國憂民的情懷，即與他這段凄苦的身世經(jīng)歷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

李夢陽少年聰慧，才名早著。早年時即隨父受毛詩，少長則游心六藝，工古文詩賦，梁人稱為“李才子”。在父親的督導下，他很早即習舉子業(yè)，潛心研讀時文，所作八股文迥出同輩之上，但第一次鄉(xiāng)試卻以失敗告終。十九歲時娶大梁名宦左夢麟之女為妻，左氏母為廣武郡君，屬皇親之流。左家以女妻之，主要是看中李夢陽的才華。

弘治四年（1491），李夢陽攜家眷歸慶陽老家，此時大學士楊一清為陜西督學憲副，見李夢陽而愛其才，延之門下，日從講肄，學業(yè)大進。弘治五年（1492），李夢陽舉陜西鄉(xiāng)試第一，與洵陽張鳳翔同榜。在此之前，李東陽曾與楊一清書云：“今年解首，將屬之華州張潛乎？”楊一清回信說：“若無李、張二生，潛不后矣�！卑癜l(fā)之日，夢陽名居第一，李東陽既佩服又感慨，認為楊一清果然有知人之明。弘治六年(1493)，夢陽中進士，觀政通政司。后因連遭父母喪事，在家守制六年。居家期間，以教授生徒為業(yè)，門下從學者甚眾。

（二）弘治十一年（1498）至弘治十八年（1505）：步入仕途，敢批逆鱗；詩文倡和，茶陵羽翼。

弘治一朝，是明代政治最開明的時期。孝宗皇帝即位以后，較能體察民情，勤于政事，親賢臣，遠小人。任用馬文升、何喬新、劉大夏、劉健、謝遷等一代名臣輔政，朝政為之一清。孝宗對這些元老相當尊重，經(jīng)常一起討論政事，傾聽他們的意見。對于朝臣的直言諷諫，孝宗也頗能容納。由于弘治君臣的勵精圖治，使得當時社會在經(jīng)濟、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呈現(xiàn)出興盛景象。李夢陽在《熊士選詩序》說：曩余在曹署，竊幸侍敬皇帝。是時，國家承平百三十馀年矣，治體寬裕，生養(yǎng)繁殖，斧斤窮于深谷，馬牛遍滿阡陌。即閭閻而賤視綺羅，粱肉靡爛之，可謂極治。然是時，海內(nèi)無盜賊干戈之警，百官委蛇于公朝，入則振，出則鳴珂，進退理亂弗嬰于心。蓋暇則酒食會聚，討訂文史，朋講群詠，深鉤賾剖，乃咸得大肆力于弘學。于乎！亦極矣�。ā犊胀�集》卷五二）社會的繁榮，文化的昌盛，使當時知識分子的精神大為振奮，他們認為恢復三代之隆、漢唐之盛的機會來到了。因此，當時的知識分子對現(xiàn)實政治充滿熱情，他們積極主動地參與社會現(xiàn)實活動，希望能夠建功立業(yè)。他們鄙視世俗之人蠅營狗茍的生活態(tài)度，為了實現(xiàn)理想，寧可置生死于度外。復古派的領袖人物李夢陽更是這批知識階層的典型代表。

弘治十一年（1498），李夢陽出任戶部主事，十四年（1501）奉命監(jiān)三關招商，因執(zhí)法嚴峻，請托不行，權(quán)豪勢要頗為不滿，遂捏造事實誣告之，李夢陽第一次被捕入獄。在獄中，他據(jù)理力辯，始終不屈。真相大白后，又官復原職。十六年（1503）奉命餉寧夏軍，曾協(xié)助邊帥抵御外敵。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皇帝下詔求諫，李夢陽感激思奮，作《上孝宗皇帝書》，其中談到當時有“二病”、“三害”、“六漸”之弊：二病者，一曰元氣之病，二曰腹心之病；三害者，一曰兵害，二曰民害，三曰莊場畿民之害；六漸者，一曰匱之漸，二曰盜之漸，三曰壞名器之漸，四曰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笾疂u，六曰貴戚驕恣之漸（《空同集》卷三九）。疏中詳細分析了各種社會矛盾，無疑為當時社會開出了一帖對癥良方。顧涇野曾說：“使弘治之疏行，則病害除而下可為民�！保ā独铋_先全集·文集》卷十《李崆峒傳》）足見此疏之價值。可是，賢明如孝宗者也將此疏留中不發(f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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