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元代散文上繼唐宋散文，自有它的發(fā)展歷程和特點。但長期以來，元文不為人看重，冷寂無聞。自清代以來，有一個古文選本名傳遐邇，幾乎家喻戶曉，那就是《古文觀止》，直到晚近，它依舊是和《唐詩三百首》一樣的暢銷讀物。這個選本自先秦著作開始選錄，依次有秦文、漢文、六朝文、唐文、宋文和明文，卻沒有選錄一篇元文。或認為輕視元文的觀點始自元人，因為元末的楊維禎就說過元詩不讓前朝，元文卻不如前朝的話。如果把楊維禎的話理解為元文的總體成就不如宋文，基本符合事實，在這個意義上，楊氏之言不為偏激。按諸史實，極端地貶低元文的言論，不是出自元人，而是出自明人，王世貞竟有“元無文”之言�？磥�，《古文觀止》的編者或者受到了王世貞的影響。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對元文頗多贊美之言，他尤其激賞姚燧和虞集這兩位元代散文家，甚至認為他們的文章勝過明文。黃宗羲所說的“明文”實際針對的是前后七子的膚廓文風和公安、竟陵的纖巧文風。黃宗羲是極力提倡經世致用之文的，其間有著特殊的時代緣由和個人因素�？磥聿⒉慌既�，他推崇元文也正是抓住了元文的一個特點——提倡經世致用，盡管元代散文家的經世致用觀點，在實踐上同黃宗羲的散文實踐并不完全一致，但“經世致用”這個主張卻是相同的。

文章之道要講究經世致用，這種觀點實際上早已存在，并不是元人的發(fā)明，但元人所說的經世致用卻也是同總結一種歷史經驗有關。這就要從宋代的“論理派”和“論文派”說起。自北宋理學家周敦頤提出“文以載道”口號后，到了程頤就變本加厲地認為“作文害道”，后來朱熹也說“文是文，道是道”，“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南宋后期，朱熹的再傳弟子真德秀把文章分為“鳴道之文”和“文人之文”，他在《文章正宗序》中說：“以明理義、切世用為主……否則詞雖工而不錄�！笔婪Q“論理派”。與真德秀年輩相仿的樓昉編《崇古文訣》，繼承著他老師呂祖謙所編《古文關鍵》的宗旨，著重講文章作法，世稱“論文派”。呂祖謙是和朱熹齊名的人物，但他不贊成“文是文，道是道”的觀點，據(jù)吳子良《筼窗續(xù)集序》中說：“自元祐后，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融會之�！北彼卫韺W對金代有影響，但金人大抵不接受理學家論文偏激的主張，劉祁為王青雄所撰小傳中記王“故嘗欲為文，取韓、柳之辭，程、張之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元初南方作家劉將孫也有類似的主張，“以歐、蘇之發(fā)越造伊、洛之精微”（《趙青山先生墓表》）。一取韓、柳，一取歐、蘇，雖有差別，但在主張古文理學合一這點上卻是一致的。毋庸說，這種主張也就具有調和“論理”、“論文”派的色彩。這種主張同呂祖謙“融會”說也很相似。

元初的戴表元和趙孟對理學家輕視文章都表示不滿，他們傾向于推崇歐陽修的重道又重文的主張。稍后的虞集就更明確地批評了“宋末說理者鄙薄文辭之喪志”的謬誤（《劉桂隱存稿序》）。

元代理學家中影響較大的“金華學派”中的人物如許謙，古文根底極深，時人將他和宋代呂祖謙相比。北方的理學家郝經論文，在“理為文之本”這點上和推崇古文的人的觀點無差別，在“法為文之末”這點上卻多少顯出輕文章之道的色彩，不過他這種觀點的最終落腳點是強調作家的主體精神，要求為文不“規(guī)規(guī)孑孑求人之法”，而要“自立其法”，不僅同“作文害道”的觀點有區(qū)別，同攻擊“文人之文”的論理派的主張也相異。因此，自宋代出現(xiàn)的理學家的鄙薄文辭的極端言論，到了元代，不僅已失去了勢頭，而且遭到了批判和揚棄。元代散文中的經世致用特點正是與這種情況相聯(lián)系著的。也就是說，元人強調文章要經世致用，具有調和“論文”、“論理”派的特點。

元末的文章家宋濂和王袆等人在入明以后奉命編《元史》，不設“文苑”傳，只列“儒學”傳，其間一個主要理由是不贊成把“經世”和“文章”分割，他們說：“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顓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fā)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由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边@個說明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視作是元人糾正宋代理學之弊，要把“道”與“文”相結合起來，使文章達到經世致用目的的主張的一種反映。

自唐代韓愈提出“文以明道”后，在“文”與“道”的關系上帶來了一些矛盾，至于韓愈的文論中就已出現(xiàn)的把文學與著述相混淆的偏向，更易于導致不重視散文的文學特征。但宋代理學家卻還是不滿于韓愈的“以文明道”，他們愿意保存韓愈講道的傳統(tǒng)，卻要拋棄韓愈講文的傳統(tǒng)。元代是理學成為官學的時代，但元代不少理學家和文章家揚棄了宋代理學家極端的輕文廢文觀點，他們在調和“論理派”和“論文派”觀點的同時，提倡和堅持經世致用的主張，也就在實際上維護韓愈以來古文家講文的傳統(tǒng)，誠是有其歷史功績的。

由于元代文章家提倡經世致用，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元文偏于記事作論，而乏繪句摛章。即以晚近文學史著作中所說的元代散文兩大家——姚燧和虞集的文章而論，大抵都是碑版?zhèn)饔浿�作。但他們確實都是堅持古文家的傳統(tǒng)，所不同的是姚燧偏于宗韓愈，虞集偏于宗歐陽修。

這里又涉及元文發(fā)展中的又一個特點，即宗唐和宗宋的相異主張和實踐，與此同時還有一個所謂“返古”的問題。

受金代散文家宗唐和返古觀點的影響，元初北方散文家中的姚燧和盧摯以及郝經，在不同的程度上也都具有這種傾向。姚燧曾自言他學文是學韓愈文開始的，他的一部分文章有雄剛古邃之風。但姚燧并沒有輕視宋文的言論。郝經的文章有峭健之風，但也不輕視宋文。盧摯則不同，他在《文章宗旨》中說：“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俊，而古作甚不多見�！彼�還認為，韓、柳雖為大家，“然古文亦有數(shù)”。因此他主張為文要直追先秦，即所謂“返古”。盧摯文集無傳，從留存的《華陰清華觀碑》和《翰林侍讀學士國信使郝公神道碑銘》等文看，卻有古奧之風，但并不比宗韓愈的姚燧之文更古奧。

元初以姚、盧為代表的宗唐返古文風，在當時北方文壇曾經成為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這是因為金代文壇宗歐陽修、蘇軾之風本占主導地位，被視為文壇盟主的趙秉文，元人稱他“金源一代一坡仙”，自蒙古王朝統(tǒng)一北方后，趙秉文的門生元好問在北方文人中影響很大，幾被視為傳授斯文命脈的宗主，而姚、盧論文傾向卻與趙、元相異。但姚、盧的文風并沒有構成巨大聲勢，更沒有左右文壇的作用，與他們同時的一些著名的北方作家如劉因等人，還是謹持由金入元的元好問宗宋文的傳統(tǒng)。

這種古文家內部的宗唐、尊宋的側重和傾向，在元初的南方作家中也存在，但就主要情況而言，元初南方作家大抵在承認以韓、柳為代表的唐文和以歐陽修、蘇軾等為代表的宋文為同一傳統(tǒng)的前提下，傾向于尊依宋文傳統(tǒng)，無論是以吳澄為首的江右派和以戴表元為首的浙東派，在這點上并無差別。江右派中還有虞集和揭傒斯等人，浙東派中還有袁桷和柳貫等人。在對宋文傳統(tǒng)的反思中，元初有的南方作家更傾向于欣賞歐陽修的文章風格，對待蘇軾之文多少有些冷落。這同蘇軾的文章在南宋風行的盛況有所不同。

到了元代后期，在散文方面宗唐宗宋的不同傾向不像前期那樣明顯，這時的一位有名的文章家蘇天爵并尊唐宋文，他的文章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更有宋文的特點。戴良論文也主張?zhí)扑尾⒆�，他力主“摛辭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氏”。這時還有一位為文不矯語秦、漢，惟以唐宋為宗的朱右，他編選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的文章為《八先生文集》（今無傳），可以看作在實際上是有元一代宗唐、尊宋兩種不同傾向的調和結局。如果說，元初以盧摯為代表的輕視唐宋古文而主張返回秦漢的觀點，是明代前后七子中一些人說“古文之法”亡于韓愈，“唐之文庸”，“宋之文陋”，從而倡導“文必秦漢”主張的先河，那么，元末朱右等人惟以唐宋為宗的主張實際上也開了明代“唐宋派”先聲，“唐宋派”的得名也就是由于他們推崇唐宋散文，并且有意識地把它們當作典范來學習。其代表人物之一唐順之選《文編》，在唐宋部分專選八家，與朱右《八先生文集》八家完全相同。另一位代表人物茅坤根據(jù)《文編》又編成《唐宋八大家文鈔》。自明至清，一直到近代，“唐宋八大家”之說一直流傳了下來。

以上述說了元代散文發(fā)展中的兩個基本特點。我們這個選集雖然不可能全面反映這種發(fā)展特點，卻也盡量收錄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如早期北方作家元好問、郝經、劉因、姚燧和盧摯的文章都有收錄，讀者把郝經、姚燧之文與元好問、劉因之文比較著讀，自可發(fā)現(xiàn)他們文風的相異。又如，元末的戴良是推崇宋文傳統(tǒng)的，這個選集選錄了他的四篇文章，可見出其風格。這個選本當然并非只選名家、大家之作，有的名篇雖非出自大家之手，當應選錄，如《文丞相傳序》等，即屬此類。還有的文章當時或許并不有名，它的作者也不以文章成名，但自有特色，因也酌量選錄，如杜仁杰的文章則屬此例。凡此等等，不再贅述。

關于入選作家和作品的具體情況，在各個作家小傳和各篇的內容說明中約略都有介紹，這里不再重復，但由某些入選作家、作品進而涉及選錄的標準的，這里還需作兩點補充說明。

其一，古來文章家重視應用文字，所謂“宗廟朝廷之典冊，公卿大夫之碑版”；古來文章家又重視史傳，關于史傳著作敘述事理所追求的“文質相稱”往往也就成為文章家的信條。但自南北朝時代駢文中出現(xiàn)描寫山水風景的佳作，唐宋散文中出現(xiàn)諸多游記名篇后，所謂“模山范水”實際上已不屬詩歌的“專利”，而已成為文章中的一個重要門類。因此，元代文章家重視經世致用，并不妨害他們寫作山水游記和園林記序。一般說來，散文中的那些誥敕、奏疏一類應用文字，雖也不乏文人的精心結撰，還可從中見到技巧和學問，即使可以劃入“雜文學”，但終究與那些描摹物態(tài)、馳騁議論和抒發(fā)性情的散文顯得不同，后者才多有佳言美象的文學語境。我們注意到文學史研究家關于古代散文范疇的討論和爭議。我們在編選這個選集時，盡管不打算以“美文學”或“純文學”作為標準，但我們還是縮小了“經世致用”的選錄范圍，著重挑選記載人物的碑傳，也選錄若干奏疏；對誥敕、文冊之類，概不予選。同時，我們也就選錄了不少山水游記和園林記序文章。這種選錄原則本已約定俗成，在此謹作說明。

其二，這個選集選錄了若干位由金入元（包括蒙古朝）的作家，如元好問和麻革等；也選錄了若干位由宋入元的作家，如王炎午和林景熙等。在通行的文學史著作中，這幾位作家往往被列入金代文學或宋代文學部分作論述。我們這個選集所選錄的篇章，都是他們在金亡或宋亡以后的作品。一并說明如上。

我于元代文學并無深入研究，當出版社約我編選元文集時，我頗躊躇，但盛情難卻，勉為承擔，只是我工作頭緒較多，于是請周絢隆同志幫助，他很熱情，也很努力。擇定選目后，先由他寫成文字注釋和作家小傳的初稿，然后由我修改定稿，定稿過程中還增刪調整了選目，增寫了各篇的內容說明。在編選過程中，我們盡可能吸收和借鑒古今學人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元文在長時間內受到冷落，研究論著較少，自清代特別是近百年以來，元文選集也為罕見，這就增加了我們編選工作的困難，加之我們學識有限，難免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缺點和弊病，懇望大家批評、指正。

鄧紹基

1999年7月10日

后 記

大約是1998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計劃出版一套“歷代文選”，該社的副總編輯李自修先生到北京組稿。他分別拜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北京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一些資深教授，請他們出任各卷的編者。鄧紹基先生是研究元代文學的名家，所以選注《元文》就約請了他。鄧先生當時手頭事多，雖然李自修先生的熱情令他無法拒絕，但根本騰不出時間做這項工作。為了不讓出版社失望，他決定讓我跟他合作。

我當時剛從學校畢業(yè)，此前對元代文學接觸得很少，除了讀過鄧先生主編的《元代文學史》和一些雜劇作品外，對詩文幾乎沒怎么碰過。鄧先生的邀請讓我壓力巨大，心里非常忐忑。我把自己的擔心坦白地告訴了他，他給了我許多鼓勵和建議，勸我不要退縮。鄧先生是我博士論文的答辯主席，我參加工作后，他在學習和生活上給了很多幫助和照顧，于情于理，我都不能拒絕，只能硬著頭皮接下了這個任務。

當時，李修生先生主編的《全元文》剛出了沒幾卷，元文的選本，只有蘇天爵的《元文類》可供參考。元代文人的別集，經過今人整理的那時好像只有元好問、揭傒斯、蘇天爵、馬祖常等少數(shù)幾家。我能借鑒的東西極少。無奈之下，只能找元人的集子一家一家地讀，從中選出自認為合適的篇目，請鄧先生確定。他看了一遍，認為基本可用，就讓我繼續(xù)做注釋。查找底本和抄錄選文，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為此跑了北京的多家圖書館。在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請師弟張興成幫我抄書的記憶，至今依然清晰。注釋元文，首先得熟悉元代歷史，為此我從頭閱讀了《元史》、《新元史》和《蒙兀兒史記》，也查閱了一些方志。有時候，一個人物、一個典故、一個事件，常常要花去大量的時間查考。工作雖然不易，但也讓我積累了一些經驗。初稿完成以后，我拿給鄧先生審閱，他認為我注得太繁，又從頭刪改了一遍，然后寫了個前言，才算了結。此書于2001年出版后，我因一直忙碌，再未細看。

201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決定對自己的品牌圖書“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全面修訂，編輯部的思路是對陳舊的版本要更新，對殘缺的系列要補齊。這套書中原來有“歷代詩選”和“歷代文選”兩個小系列，其中“詩選”系列已經出齊（其中《金元詩選》就是鄧紹基先生選注的），“文選”系列中的《金元文選》則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編者。當代學術界，研究金元文獻的人本來就少，有影響的專家又都忙于承擔各種項目和應對各類考核，很難靜下心來做這種“勞而無功”（因為不能算科研成果）的事情。編輯部為此討論了多次，終未得其人。于是，大家希望我把和鄧先生合作的這個選本放進來，補上叢書的缺項。

2020年春節(jié)后，因為“新冠”疫情的影響，大家不能正常上班，我決定利用這段時間把全書修訂一下。重新打開二十年前的舊作，連續(xù)幾篇看下來，心里頗有愧感。雖然當年自己覺得已用了全力，無奈書中的錯誤仍非常刺目。于是一邊后悔答應編輯部重新修訂這本書，一邊又慶幸能有機會改正過去的一些錯誤。這種矛盾的心情幾乎伴隨了修訂的全過程。知恥而后勇，差可概括我當時的心情和狀態(tài)，我下力氣對書稿做了大幅度的修訂。針對選文部分，刪去了21篇閱讀價值不高的碑版文字和議論性文字，更正了一些標點和排版錯誤；注釋部分則大量補充注釋了過去漏注的一些人名、事件和典故，改正了一些不當?shù)牡胤健?/p>

鄧紹基先生于2013年3月不幸去世，到現(xiàn)在不覺已過了七個年頭。這本小書從草創(chuàng)到修訂，一晃也經歷了二十年。光陰似箭這句老生常談，一點都不是套話，人生真是不堪把玩！

在此書修訂再版之際，寫下這段文字，既表達我對鄧先生的懷念，也向廣大讀者做點簡單的說明。本次修訂過程中，錢蕾女史幫助校核了諸多版本，訂正了一些注釋，特此致謝。由于本人學力有限，書中的錯誤定難避免，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周絢隆

2020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