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杜君立

人類發(fā)明語言，與其說是為了溝通，不如說是為了解釋；如果說書是對人生和世界的解釋，那么序就是對作者和作品的解釋。對一個向死而生的悲觀者來說，人都會死去，唯一的區(qū)別是留下什么；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說，他只能留下一份“遺書”，這就是所謂的“作品”。
在這個世界上，無論富貴、權(quán)力與榮耀，還是苦難、悲傷和恥辱，所有的一切都會隨風逝去，只有歷史會留下來。
對人類來說，或許只有死亡才算得上是唯一一個嚴肅的問題。面對死亡，哲學誕生了，進而也就有了歷史。
歷史是我們共同的出處。一切當下都是歷史的延伸。
人類充滿困惑與焦慮地活在當下，而答案就在歷史的細節(jié)中。

一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會有一種歷史情結(jié)。
世界如同草木生長，我們只能看到其結(jié)果，卻看不到其過程。今天的人們不比古人活得更為長久，也絕不比古人更加聰明。
如果說今人與古人有什么不同，那么或許是信息擁有量的劇增。
古希臘時代最無偏見的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曾經(jīng)斷言，在他所處的時代之前沒有發(fā)生過什么大事—信息的短缺使他無法得知雅典無與倫比的輝煌和貢獻。
知者不博，博者不知。信息并不代表知識，知識也不代表智慧，就如同財富并不代表幸福，現(xiàn)代人并不比古人更智慧。
現(xiàn)代人與古人面臨著許多同樣的困境，其中之一就是信息短缺—我們并沒有因為信息泛濫而實現(xiàn)信息滿足。面對新技術(shù)引發(fā)的海量信息，以及信息的碎片化，我們最迫切的需要，或許已經(jīng)不是創(chuàng)造新信息，而是發(fā)現(xiàn)真正的有效信息。
一個盲人手提燈籠，路人感到不解。盲人說：聽說天黑以后，世人跟我一樣什么都看不見，點燈可以為人們照亮道路。路人贊許其德，盲人卻說：我也是為自己點燈，點了燈之后，黑暗里別人才能看見我，不會撞到我。
其實寫作何嘗不是如此，看似寫給別人看，實則是寫給自己。在走出故鄉(xiāng)和童年之后，每個人都會體驗到現(xiàn)實的困惑。我也一樣，如同一個手持票根的乘客，坐在一列飛馳的列車上，既不懂我手里的票根是什么東西，也不理解我為什么要坐在這里，更不理解列車為什么飛馳。
這一切迷茫與困惑，只有當我知道了這列列車的行程，以及自己從哪里上車、從哪里下車之后，才變得順理成章。
歷史就是這張小小的票根。
說到底，歷史是一種理解和重構(gòu)，是對人生的理解和對世界的重構(gòu)，這或許才是歷史真正的意義。
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產(chǎn)物。一個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遠沒有長大。

二

正是從進入歷史的那一刻開始，我才讀懂了我身處的這個世界。相較于世界的歷史，人的生命無限短暫。與世界相比，人的智慧幾如螢火之光，然而歷史卻使人類的智慧超越了生命的局限。
人會死去，但歷史永恒。因為歷史，文明不僅誕生了，而且得到了傳承。
我們以往總是認為，歷史就是講故事。
“故事”二字本來的意思就是“過去的事情”。在古代，讀書人很少，大眾的歷史知識多來自評書和戲曲，歷史被戲劇化。即使在新媒體時代，故事、歷史與小說，這三者之間常常并沒有明顯的區(qū)隔。
人天生就喜歡有趣的故事，但故事只能夠傳遞非常狹窄的歷史經(jīng)驗。把歷史簡化為故事，往往會讓讀者失去對復雜理論和因果關(guān)系進行分析的能力。
在學術(shù)上，歷史專業(yè)一般以考據(jù)為主。事實上，考據(jù)只是治學的工具，而不是學問，好比旅客乘車，是為了到達目的地。
現(xiàn)代歷史學家在做的，常常是大量的解讀工作，“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通過對歷史的解釋，從而得到普遍的人類經(jīng)驗，以古鑒今，讓歷史服務于當下。對歷史的解讀，需要的并不是多么復雜的事實和神秘的證據(jù)，而是分解與剖析。這需要一個人充分運用自己的思想邏輯能力，去洞察歷史背后的真相。
雖然從大眾層面上，人們還是喜歡歷史故事，但隨著讀者群體的成熟，歷史普及也逐漸走出了故事的俗套。越來越多的讀者開始關(guān)注歷史所蘊含的思想。
從傳統(tǒng)舊歷史到現(xiàn)代新歷史，歷史正在進行一次“轉(zhuǎn)場”。如果歷史只是“娛樂”的一種，那說明，一個真正的“歷史時代”還沒有到來。
歷史更重要的是觀念和思想。作為超越時間的文明載體，歷史面對的永遠是未來。從這一點來說，歷史是值得敬畏的。
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而言，歷史是一個重要的構(gòu)成，所謂“五經(jīng)皆史也”，但這并沒能避免“歷史”的貧困。
在當下“歷史熱”中，既不缺乏“勵志”的權(quán)謀史和名人傳記，也不缺乏戲說惡搞的娛樂故事，但真正啟迪心智、令人深思的平民史和文明史仍不夠多。

三

今天，我們已經(jīng)置身于一個無遠弗屆的全球化時代。
所謂歷史，首先是人類共同的記憶，“大歷史”即整個人類史。這是全球化時代賦予歷史的新定義。
細究起來，“全球化”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從人類的起源與擴散，到文化技術(shù)的傳播與交流，人類的歷史其實就是全球化的歷史。
離開全球化的人類發(fā)展背景，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歷史。
按照現(xiàn)代全球史的觀點，任何“文明”都不是孤立形成的，而是在不斷碰撞和反復交流中進行拓展和改變自身的處境。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所有的歷史都是世界史，或者是世界史的一部分。
在一個世紀之前，房龍滿懷無限贊嘆和悲憫，為普通大眾寫作了一部《人類的故事》，在他的筆下，歷史就是“人類的舞臺”。
像房龍一樣，韋爾斯突破國家和王朝的傳統(tǒng)歷史模式，以優(yōu)美的文筆，編寫了一部統(tǒng)一的世界史—《世界史綱》。把人類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這令韋爾斯“對整個歷史和締造歷史的普遍動力驚嘆不已”。
稍晚一個時期，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幾乎重新改寫了“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印象。他說，他是“站在月球上看世界歷史的”。
從《人類的故事》《世界史綱》到《全球通史》，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人們重新發(fā)現(xiàn)了歷史精神。
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早已灰飛煙滅，但卻在千余年后喚醒了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這就是歷史的神奇。早在 2500 多年前，第歐根尼就自稱：“我不是雅典人或希臘人，我是一個世界公民�！�
老子、墨子和第歐根尼、亞里士多德一樣，堪稱最早的世界公民，他們悲天憫人，超越政治和民族，著眼于人性與文明。
房龍和斯賓格勒亦然。尤其是斯賓格勒的出現(xiàn)，完全顛覆了歷史在人們心目中的位置。他在貧民窟的燭光下寫成的《西方的沒落》，深刻而豐富，是歷史，是文學，更是思想和哲學。
與韋爾斯他們不同，戴蒙德用一部《槍炮、病菌與鋼鐵》，將歷史拉回到人類史的維度。他提醒我們，要去關(guān)注那些不起眼的或習以為常的事物；他忠告人們，應當從歷史中學會關(guān)心人類的命運，沒有哪一個人是孤島，他都是人類的一部分。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大概都讀過赫拉利的《人類簡史》。這是一部世界級的暢銷書。作為這本書的延續(xù)，《今日簡史》《未來簡史》已將歷史擴展到將來。
這說明，歷史不僅是人類的共同財富，歷史也是人類的共同語言。

四

人可以遺忘歷史和篡改歷史，卻無法選擇歷史。
歷史的確是一種寫作和文本，是由文字和話語創(chuàng)造的，但歷史最重要的并不是對史實的記錄和敘述，而是基于史實做出的分析與解釋；甚至說，這種分析與解釋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找到現(xiàn)實世界的來源，因為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生活的鏡像。
從這種意義上看，歷史是一種對現(xiàn)實的勘探，而寫作者則如同一個偵探，精心搜集證據(jù)，然后進行推理分析，揭示事件背后的真相，歷史在這里重歸思想。
如果說作為故事的歷史只強調(diào)人物與時間線，那么作為思想的歷史，則更注重真相與真理。
真實的歷史，往往由無數(shù)個意想不到的細節(jié)編織而成，奇妙而又充滿不確定，這讓人想到所謂的蝴蝶效應—一只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可以導致一個月后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
歷史作為思想的一種，有其邏輯性與科學性。
歷史不是史料，也不是史實，歷史應該是一種思想的建構(gòu)和對世界的解釋。打個比方說，“一只蝴蝶在巴西輕拍翅膀”和“得克薩斯州的一場龍卷風”都是一種“史料”和“史實”，只有將二者聯(lián)系起來才叫歷史。
水歸器內(nèi)，各現(xiàn)方圓。如果說歷史是“水”，那么物質(zhì)就是“器”。人們總是通過物質(zhì)來定義歷史，但歷史絕不是博物館，物質(zhì)本身也不構(gòu)成歷史。只有將其置入一個事件中，或者復原成一個事件，歷史才能生動起來。
毫無疑問，一個社會特定的物質(zhì)基礎必然會強制推行一種特定的社會關(guān)系，歷史就這樣被物質(zhì)改變，從而人類歷史最終演變成為物質(zhì)的歷史。
在歷史中，人是流動的，物質(zhì)也是流動的，文明因此而形成，不同文明之間發(fā)生碰撞。

歷史的神秘和趣味也在于此。
如果說歷史是科學的一種，那么本書作為通俗歷史讀物，是將那些改變?nèi)祟悮v史的物質(zhì)和技術(shù)，放回原來的現(xiàn)場，讓中國重新回到世界的場景，逐一復盤歷史的起承轉(zhuǎn)合。
在當下的“大歷史”時代，歷史有各種不同的寫法。本書以技術(shù)變遷這個細節(jié)為主軸，來解釋歷史上一些重要事件背后的原因。我希望用這樣一個不太長的篇幅，來講好一段“大歷史”。
輪子、馬鐙、弓箭、火藥和船，在歷史的時間線上，每一個器物都有它值得訴說的故事。
希望很多年以后，當我們徜徉在寂靜幽暗的博物館，看著那帶著泥土和銅銹的文物，會發(fā)自內(nèi)心地理解，這些貌似不經(jīng)意的東西所構(gòu)成的歷史，正提供給我們一個醒目的視角，讓我們重新認識歷史和歷史的細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