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在把一個完整的一百年和一個完整的一千年置于身后。如今活著的人們都有一種幸運感——我們是迎接新世紀太陽上升的一代人。對于中國人來說，特別是對于從事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來說，告別二十世紀，迎接二十一世紀，具有有異于其他地方人們的特別的意義，這就是，它不僅是基督誕生紀元上的意義，而且具有中國民族置身于世界格局中的特殊遭遇的意義。
　　僅就文學的意義而言，即將過去的中國的這一百年，是中國告別 舊文學、建立新文學的一百年。上個世紀的末葉，中國有一個維新運動，與這個政治改良運動相適應的，則有一個文學改良運動。政治改革促進了文學改革，文學改革又有力地配合了政治改革。那個政治改良運動很快就失敗了。那個文學改良也未取得成功。但文學改良運動的經(jīng)驗卻被保留了下來，不論是“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還是“文體革命”，都為中國新文學的誕生提供了準備。這一點，過去很少被人談到，而事實卻是如此。
　　中國舊文學有數(shù)千年的歷史，舊文學的各種文體在歷代的發(fā)展，均已達到非常完熟的程度。要對舊文學實行改造，并使這個改造獲得成功，新文學的倡導者面對著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既定的事實。所以，新文學的實現(xiàn)，有一個艱難困苦的試驗和奮斗的過程。這個過程當然也包括了近代以來不成功的改良主義的實踐在內。毫無疑問，粱啟超提倡的新文體是五四白話文的準備，而詩界革命的“我手寫我口”則是新詩最早的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