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 記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者安在？”——這是魯迅在論文《摩羅詩力說》結尾說的一句話。魯迅于1907年寫下這篇鼓吹浪漫主義反抗之聲的檄文，時年二十六歲，還是個熱血青年。懷抱“新生”理想的魯迅希望能借域外“先覺之聲”，來破“中國之蕭條”。記得四十年前，我還是研究生，在北大圖書館二層閱覽室展讀此文，頗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而感奮，相信能以文藝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四十年過去，我要給自己這個論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者安在”。這是懷舊，還是因為雖時過境遷，而魯迅當年體察過的那種精神荒蕪依然？恐怕兩者均有。

四十年來，我出版了二十多種書，發(fā)表二百多篇文章。說實在的，自己感覺學術上比較殷實、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F(xiàn)在要出個自選集，并沒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也就是做一番回顧與檢討——讓后來者看看一個讀書人生活的一些陳跡，還有幾十年文學研究界的某些斑駁光影。

收在這本集子中的，只是我專著之外的部分論文，也有若干是在專著出版之前就單獨發(fā)表過的，東挑西選，匯集一起，得五十七篇。論集分為四輯：魯迅研究、作家作品論、文學思潮與文學批評研究，以及學科史研究，大致就是我從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當然，我還關注過語文教育等領域，那些論文已經另有結集出版。

我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之旅，是從魯迅開始的。1978年考研究生，找本書都不容易，但魯迅還是讀過一些，就寫了一篇談《傷逝》的文章（記得還有一篇關于劉心武的）寄給了導師王瑤先生。后來到鏡春園86號見王瑤先生，心里忐忑，想聽聽他的意見，老人家輕描淡寫地說文字尚好，學術卻“還未曾入門”。大概因為缺少資料，探討的所謂觀點，其實許多論文早就都提出過了。盡管如此，我對魯迅研究還是一往情深，在研究生期間花費許多精力在這個領域。收在集中的談論《懷舊》、《狂人日記》和《藥》的幾篇，以及《魯迅前期美學思想與廚川白村》，都是研究生期間的產品。后者是碩士論文，題目有點偏，想弄清魯迅為何喜歡日本理論家廚川白村，當時這還是少有人涉足的題目。后來又斷斷續(xù)續(xù)在魯迅研究方面寫過一些文字。上世紀80年代受“理論熱”的影響，一度還挺熱心去“深挖”魯迅作品的意蘊，做“出新”的解讀。比如對《狂人日記》反諷結構的分析，對《傷逝》“縫隙”的發(fā)現(xiàn)，對《肥皂》的精神分析，等等，都帶有當時所謂“細讀”的特點。但我更關心的還是魯迅的思想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90年代以后學界對魯迅的闡釋注重脫去“神化”，回歸“人間”，多關注魯迅作為凡人的生活一面。這也是必然的。然而魯迅之所以為魯迅，還在于其超越凡庸。我這時期寫的幾篇論文，格外留意魯迅對當代精神建設的“觀照”，對當時那種輕率否定“五四”和魯迅“反傳統(tǒng)”意義的傾向進行批評。如《魯迅對文化轉型的探求與焦慮》、《魯迅早年對科學僭越的“時代病”之預感》，都是緊扣當代“文化偏至”的現(xiàn)象來談的。始終把魯迅視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看重其文化批判的功能，也許就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宿命”。

我研究的第二個領域，是作家作品，涉及面較廣，也比較雜。不過收入論集的評論并不多，只有十五篇，研究的大都是名家名作。其中郁達夫研究著手比較早。我在研究生期間，就編撰過一本《郁達夫年譜》。當時還沒有出版郁達夫的文集，作品資料都要大海撈針一般從舊報刊中去搜集，很不容易，但也鍛煉了做學問的毅力。年譜有二十多萬字，王瑤先生還賜以序言，當時交給香港一家出版社，給耽誤了。收在集子中的幾篇關于郁達夫的論述，因為“出道”早，也曾引起過學界的注意。90年代以后，我教過一門作家作品專題研究的課，就一些名家名作進行評論，努力示范研究的方法，解決學生閱讀中可能普遍會碰到的問題。收在集子中的《淺議有關郭沫若的“兩極閱讀”現(xiàn)象》和《論老舍創(chuàng)作的文學史地位》，最初就都是根據(jù)講課稿整理成文的。后來還寫過好幾篇類似的作家論，又和人合作，出版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專題研究》，被一些學校選做教材。我所從事的學科叫“現(xiàn)當代文學”，名字有點別扭，但現(xiàn)代和當代很難區(qū)分，應當打通。我主要研究現(xiàn)代，但也關注當代，寫過不少當代的評論。比如賈平凹因為《廢都》的出版正“遭難”受批判那時，我并不贊同對《廢都》簡單地否定，認為《廢都》在揭示當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是有獨到眼光的，甚至提出二十年后再來看《廢都》，可能就不至于那么苛求了。而當莫言獲獎，大量評論蜂起贊揚，我也指出莫言的《蛙》在“藝術追求”上的“缺失”。我在一些文章中曾抱怨當代評論有兩大毛�。阂皇侨ψ优�評多，“真刀真槍”的批評少；二是空洞的“意義”評論多，能夠深入到作品藝術肌理的研究少。我雖然沒有“圈子”，也想做一些切實的批評，可惜力所不逮。

我研究的第三個領域是文學思潮與文學批評。1981年留校任教，在現(xiàn)代文學教研室，魯迅、小說、詩歌、戲劇等方面都有老師在做，那我就“填補空白”吧，選擇做思潮與理論批評。一開始我并不打算就以文學思潮為研究方向，還是想研究魯迅，或者寫點詩歌評論。但有些“因緣”很可能就決定一個人的生活軌跡，學術研究也是這樣。1985年我參加全國首屆比較文學會議，寫了一篇關于“五四”現(xiàn)實主義與歐洲思潮關系的論文，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了。王瑤先生認為還可以，適合我的理路，就建議我研究文學思潮與批評。這樣我就開始用主要精力研究文學思潮了。收在集中的《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總體特征論綱》，其實就是我博士論文《新文學現(xiàn)實主義的流變》的微縮版。我主要做了“清理地基”的工作，把現(xiàn)實主義思潮發(fā)生、發(fā)展與變化的基本事實呈現(xiàn)出來。現(xiàn)在看來這篇論文也寫得平平，但那時關于思潮流派系統(tǒng)研究的專著還很少，我等于開了風氣之先，“帶出了”后面許多篇思潮研究的博士論文。

1990年前后，學界空氣比較沉悶，我給學生開批評史的課，意在接續(xù)古代文學批評史，認為現(xiàn)代文論也已經形成新的傳統(tǒng)，清理現(xiàn)代文學的理論批評也應當是重要的課題。批評史這門課帶有些草創(chuàng)的性質，講授每一位批評家，都要從頭做起，非常費工夫。收在集子中的那幾篇有關文學批評的論文，大都是在講稿基礎上寫成的，后來成就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批評史》這本書。這本書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我自己也是比較滿意的。

新世紀初年，我著手做“現(xiàn)代文學傳統(tǒng)研究”的課題，這也有其現(xiàn)實的針對性。面對那些試圖顛覆“五四”與新文學的言論，我強調的是在當代價值重建中“小傳統(tǒng)”（相對古代的“大傳統(tǒng)”而言）的意義。集子所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闡釋鏈與“新傳統(tǒng)”的生成》等文，特別注重考察新的文學傳統(tǒng)如何在不斷的闡釋中被選擇、沉淀、釋放和延傳，分析當代文壇中“現(xiàn)在”與“傳統(tǒng)”的對話。這些觀點在文學史觀念與方法上都有一定的創(chuàng)新。而更實際的影響，是回應那些對“五四”與新文學的挑戰(zhàn)。

2011年到山東大學后，我提出要做“文學生活”的研究，還和山大的團隊一起申報了《當前社會“文學生活”調查研究》這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課題。收在集中的《“文學生活”概念與文學史寫作》大致體現(xiàn)了我的主要觀點和研究設想。我認為以往的文學研究大都圍繞“作家—作品—批評家”這個圈子進行，對于普通讀者的接受很少關注。而“文學生活”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想更廣泛地認識文學的生存環(huán)境和生產消費狀況，關注不同領域、不同層次讀者的“反應”，分析文學作品和文學現(xiàn)象在社會精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激活被“學院派”禁錮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這項研究得到了學界普遍的認可。

我研究的第四個領域，是學科史，收文十二篇。這也多是由教學所引起的課題。我給研究生開設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學科概要”的課，目的是對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做一番回顧與評說，了解這個學科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現(xiàn)狀、熱點、難點以及前沿性問題。意圖是給學生一幅“學術地圖”，領他們進門。收在集子中的多篇文章，都是當時講課稿的整理，側重的是學科史的梳理。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大學現(xiàn)在也開設學科史這類選修課了。2006年后，我擔任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更加關注學科建設問題，不時寫一些學科評論，比如收在集子中的《思想史取替文學史？》、《談談困擾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和《文學研究中的“漢學心態(tài)”》，都曾經引起過學界的熱議。而寫于2010年的《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邊界”及“價值尺度”問題》，也是緊扣目前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狀況和某些爭議而發(fā)言。后來這篇論文獲得“王瑤學術獎”，大概也是因為涉及學科發(fā)展的某些議題，大家都比較關心。

雖說是自選集，也并非就是把自認為最好的論作拿出來，還得照顧到不同階段幾個領域的“代表性”。其中有些發(fā)表較早的“少作”，現(xiàn)在看是有些青澀的，但也不失年輕時的天真，雖然慚愧，但也還是收到集子中了。

給自己編集子，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戀。這些蕪雜的篇什其實“意思”不大，但畢竟留下幾十年問學的腳印，其中或有一孔之見，那就不揣淺陋，以表芹獻吧。只是想到讀者省覽拙集，要花費時間和精力，我是既高興而又有點不安，只能預先在此說一聲謝謝了。

2019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