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非常偶然地，我的第一卷匯集了《博物學》雜志專欄文章的普及讀物（《自達爾文以來》）和我的第一部有關(guān)進化論的專著（《個體發(fā)育和系統(tǒng)發(fā)生》）同時出版。《紐約時報》的書評認為，這一巧合即便不是意外，也非常不同尋常，我簡直是文學“怪人”。不得不承認，這篇書評推動了我剛剛起步的事業(yè)。就我自己而言，這一巧合顯得奇特而幸運。（由于某些不可控的因素，專著出版延遲了一年多，這讓我非常郁悶，根本沒想到后來會發(fā)生這樣的巧合。）
　　現(xiàn)在，整整25年過去了。際遇再度降臨（這次完全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沒能準時完成專著，本打算在2000年或者2001年，也就是千禧年降臨之際出版；不過現(xiàn)在，我得在2002年這個回文數(shù)的年份才能完成了），這卷《博物學》雜志專欄文章的合集是同系列普及讀物的第十本，也是最后一本，恐怕又要和我的專著同時出版了。后者是我研究臻于成熟之后的總結(jié)性著作，醞釀了20年，長達1，500頁（《演化論的結(jié)構(gòu)》，哈佛大學出版社）。但是，25年來，我的想法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相信，我的寫作和思考也有了長足的改善）。我不再把專著和“通俗”讀物同時出版視為一件反常的事情，甚至饒有趣味地提起（硬說奇怪，也頂多是因為我的同行中這么做的比較少）。顯然，為滿足受眾需要，我們要適當改變寫作風格，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要在通俗文章中避免技術(shù)術(shù)語。但我超越了這一需要，漸漸認識到，專業(yè)著作和大眾讀物中的概念深度不應當有所區(qū)別，我最初對這些“通俗”專欄文章的界定也是如此。我們不能輕視數(shù)百萬潛在讀者的興趣和思維能力，他們雖然缺乏深入的科學訓練，但癡迷程度絕不亞于專業(yè)人群，而且也很了解科學對于人類和世俗存在的重要性。
　　巧合和卜卦令我們迷惑不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許多人完全誤解了概率，以為“意外”事件背后隱藏著深刻、不為人知卻又極其重要的秘密。比如，約翰·亞當斯和托馬斯·杰斐遜（兩人在生前大部分時間里持對立態(tài)度）都死于1826年7月4日，這一天也是美國五十周年國慶日；再比如，查爾斯·達爾文同亞伯拉罕·林肯都出生于1809年2月12日。學者們可以充分利用這樣的巧合，雅克·巴爾贊在名著《達爾文、馬克思和瓦格納》中就比較了三位關(guān)鍵人物在同一年（1859年）分別完成的重要工作，我也借鑒了這一方法，只不過討論范圍要小一些——我借助同樣發(fā)生在1859年的幾起事件，將達爾文與一位偉大的畫家和一位偉大的博物學家緊密關(guān)聯(lián)起來（見第5篇）。我以為，數(shù)字上的巧合之所以顯得神秘，恰恰因為它們沒有什么普遍的或者深刻的意義（就一般情況下的概率期望而言，此類事件的出現(xiàn)頻率并不算太高），故而我們要賦予它們一些涉及個人隱私的古怪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