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下想要成為一個“作家”的宏愿，大約是在我十八九歲的時候。我從圖書館里借了好幾本語言學(xué)、寫作學(xué)的書，半懂不懂地啃完，然后試著把理論應(yīng)用在寫作課的作業(yè)里，居然還成了范文，被老師在課堂上朗讀。

那時候我覺得自己距離成為一個作家僅有半臂之遙，沒想到后來卻蹉跎蹭蹬了這么多年。

其間也做過許多工作，但沒有一個是與寫作有關(guān)的。偶爾也能在報紙上發(fā)些豆腐塊，但顯然距離“作家”這兩個字還有些遙遠。

那時候，我曾經(jīng)想過就在家鄉(xiāng)小鎮(zhèn)開一個小雜貨店，娶一個家鄉(xiāng)的女子，就那么過完一生。

以前所讀過的那些寫作理論書籍，自然也被丟在了書架上蒙塵。唯一不能舍棄的，是喜歡看書，尤其是看古舊書的“惡習(xí)”。

我是在一個農(nóng)場中學(xué)里長大的。那里有一個小圖書館，只有一間教室那么大，卻是我的寶地。因為我是教師子弟，可以用我父親的借書證直接進到圖書館里翻書。大約是在我二十六七歲的時候，我在圖書館書架的最高一層，翻到一套土黃色封面的書。書的名字叫《太平廣記》，共有十冊。書的出版時間是上世紀(jì)八十年代，出版社是中華書局。這套書大概從入庫以來，就沒有人借閱過，所以看起來還是蠻新，但聞起來卻有一種舊書才有的味道。

我把第一冊取下來，發(fā)現(xiàn)這整整一冊差不多全是目錄。

我就開始兩本兩本地借回去看。就這樣，我打開了一個新世界的大門。

其實在這之前，我也并不是沒有接觸過文言短篇小說。《聊齋志異》《閱微草堂》之類，是早就看了的；關(guān)于唐傳奇，我也讀過周楞伽所編之選集。但《太平廣記》的體例，卻與他書不同。它按題材分類，把某一類題材的小說盡力地搜集到一起，然后再依時間來排列，由古及“今”——也就是編者李昉所處的那個時代——北宋之前的晚唐五代。這樣就產(chǎn)生了一個奇妙的現(xiàn)象：在《太平廣記》里，仿佛生長著無數(shù)棵小說之樹。每棵樹都扎根于某一個母題、題材或原型里。這些樹或大或小，或蒼老或年輕，或茂盛或枯萎……而閱讀者就像一個個爬樹人，從樹的根部開始往上爬，一直爬到樹頂，然后舉目四望，才發(fā)現(xiàn)還有無數(shù)的樹，在等著他去攀爬。

由此出發(fā)，我想通了很多有關(guān)寫作的道理。有些道理后來被我自己推翻了，有些道理卻令我愈想愈深。而且其所牽涉的范圍也不再局限于寫作，而是擴展到了世界、人生、形而上和形而下，以及愛等等的概念中去了。

由此，借著閱讀、寫作和思考，我重新塑造了自己。

所以我也常常對人說，并不是我在寫小說，而是小說在寫我。

當(dāng)有人問起我的職業(yè)時，我也不會再說我是一個“作家”，我會說，我是一個寫小說的。

還是回來說一下這本選集。去年的一月，我曾有一本自選集出版。但仍有許多朋友抱怨，說有一些他們喜歡的小說，并沒有選進那本選集里。一本書的容量確實有限，很難面面俱到，對此，我除了抱歉也沒有別的辦法。

張進步是我的老友，一直在做出版。他說可以在他那里，再出版一本短篇選集，我自然是恭敬不如從命。

在這個出版環(huán)境日益艱難的時候，有人愿意出我的書，我是找不到理由拒絕的。

這本集子里所選的小說，多是我在三十五歲以前寫的，如《鶴川記》《阿稚》《七夕賦》《快然亭記》《梨花院》《薤露》《尋頭者小畜》等。這些小說，手法自然還很生澀，但好在生氣十足，有一種躍躍欲試不斷突破自己極限的欲望——現(xiàn)在再想去寫出這樣的“生氣”卻也不容易了。寫作時間比較晚的也有，如《猴尊者》，雖然手法上看似嫻熟了一些，但畢竟有些秋涼如水的意思。這次也一并收錄進來，算是敝帚自珍吧。

寫作二十年，一方面時時覺得自己還是新手，每開新篇都茫無頭緒；另一方面，卻又時時覺得身體已在漸漸走下坡路，精神和欲望已在緩緩地下降。下坡路好走，但人卻容易頹唐；上坡路難行，卻能讓人愈走愈高，視野也會愈來愈開闊。可惜人生無法重來，我只好時時鞭策自己，畢竟還有許多我一直想寫的小說還沒有寫出來。

另外，特別要說明的是，《青溪異人錄》一篇，是模仿黑澤明的電影《七武士》所寫。本是致敬之作，最初用了一個馬甲發(fā)在清韻——本世紀(jì)初非常活躍的一個小說網(wǎng)站“紙醉金迷”論壇上。當(dāng)時《今古傳奇·武俠版》的主編木劍客看到之后，向我約稿，堅持要使用，我也就厚著臉皮讓他拿去刊發(fā)了。

不過現(xiàn)在想來，我又有哪篇小說，不是模仿之作呢？

所以也就釋然了。

騎桶人

2020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