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降中國的水墨藝術主要有兩條發(fā)展路徑：一是以寫實為基礎的視覺再造，注重再現現實、追求形似，以達氣韻生動；二是以寫意為主體的精神表達，注重筆墨趣味的傳達，往往“信筆草草，不求形似”，意在抒寫胸中逸氣，尤以元明以來的文入畫為代表。二者的相互滲化，既是水墨藝術的自律性演進，也是對自然、社會、政治、經濟、哲學、宗教、道德等的整體體認。
　　20世紀面對外來畫種及西方文化思潮的沖擊，畫界仿照“日本畫”的命名方式，提出了“中國畫”的概念，以此有別于西方的繪畫體系，同時出現了立足于中國畫學傳統(tǒng)傳承和強調中西畫法融合的兩類創(chuàng)作實踐。前者，以吳昌碩、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為代表，他們在堅持承繼傳統(tǒng)的同時，力求在題材內容、藝術風格、筆墨技巧等方面進行革新，尤其是潘天壽所提出的“中西繪畫拉開距離”，強調了堅守民族藝術語言主體性的訴求。后者，以“中國畫改良”的徐悲鴻、“調和中西藝術”的林風眠、“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高劍父為代表，他們關注現實與人生，是藝術家基于中國社會轉型所做出的艱苦嘗試。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有關中國畫的討論聚焦在如何用傳統(tǒng)的中國畫技法反映新時代的風貌上。改造中國畫成為當時畫壇的主旋律�！靶轮袊�畫”創(chuàng)作也成了時代主流。1953年，中央美術學院繪畫系的彩墨畫科擴建為系，直至1958年才又恢復中國畫系之名。這樣的變化，反映出中國獨有的藝術形式在自身求新求變的更迭演進中所遭遇的定義困難，其背后隱含的則是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在歷史積淀過程中的轉型與革新。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畫創(chuàng)作、以改革開放的宗旨，突破舊有的局限，詮釋出了“水墨”的全新觀念。水墨的藝術創(chuàng)作，不再是以毛筆、水、墨、中國畫顏料、宣紙或絲絹為基礎材料的繪畫形式，涌現出了像“抽象水墨”“實驗水墨”“前衛(wèi)水墨”“新水墨”等全新的概念與藝術現象。2010年之后的水墨藝術創(chuàng)作更為百花齊放。作為一種不斷更新的觀念與媒介，“當代水墨”拓展了“中國畫”的外延，并經過長期的實驗、發(fā)展與積累，逐漸形成了獨有的藝術特征和價值體系，以其有別于傳統(tǒng)的作品面貌和藝術觀念，逐漸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與認可。具體而言，當代水墨創(chuàng)作分為兩個趨向：一是以水墨寄物抒情，在對自然的向往中吟詠生命；二是尊重生活體驗，以筆鋒直逼當代文化主題，直接描繪當代都市生活。而在創(chuàng)作方式與表現技法上又分為四類：在回溯水墨精神、強調承繼傳統(tǒng)基礎上的精研與創(chuàng)新，注重延續(xù)中國傳統(tǒng)水墨的格調與韻昧，深研筆墨語言但又強化筆墨語言拓展，如周韶華、賈又福、王明明、崔振寬、潘公凱、何家英、陳平、周京新、梁占巖、丘挺、袁武等：打破傳統(tǒng)中國畫風格、技法、題材的固定程式，注重與現實生活、當代文化相結合，形成了藝術觀念上的突破，如田黎明、李孝萱、劉慶和、徐累、靳衛(wèi)紅、李津、方力鈞、彭薇、徐華翎、康春慧等；以抽象的藝術形式解構筆墨、解構畫面，以實驗精神積極探索水墨形式語言，如劉國松、仇德樹、王冬齡、梁銓、王璜生、楊詰蒼、章燕紫、杭春暉、郝世明等；摒棄“水”“墨”等傳統(tǒng)媒材，僅以水墨為媒介以水墨精神為內核，進行非架上的藝術創(chuàng)作，多運用新媒體、綜合材料等媒材進行影像制作、現成物拼貼、并置甚至行為等，如徐冰、谷文達、邱志杰、姜吉安等。
　　多樣的水墨藝術形式、表達方式、情感內核、社會思考，在不斷融合之中構筑了中國當代水墨藝術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