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20世紀50年代，顯而易見，發(fā)生了根本性變化。每個人都在談論焦慮，每個人都有有關該問題的會議要參加，如今“正�！苯箲]的概念在精神病學的文獻中逐漸被接受。無論是正常人還是神經(jīng)癥患者，似乎每個人都意識到了他們生活在“焦慮時代”。在30年代晚期和40年代，藝術家所呈現(xiàn)的和出現(xiàn)在病人身上的問題現(xiàn)在卻成了普遍問題。
　　我的第四點會將我們帶到當代的問題——身份問題上，在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心理治療師開始關注患者身上這個問題。對于該問題的描述基于艾里克森（Erikson）1950年所著的《童年與社會》、我1953年寫的《人的自我尋求》、1958年艾倫.威利斯（Allen Wheelis）所著的《身份的探求》以及其他心理治療與精神分析工作者的著作中的心理研究資料。我們發(fā)現(xiàn)身份問題成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掛在時髦人士口頭的話題，在卡通片《紐約人》中，它回回露臉，大量涌現(xiàn)的有關該問題的書籍也成了最暢銷的書，但人們借以獲得其身份感的文化價值已不復存在。我們的病人在社會普遍意識到該問題之前就已經(jīng)意識到了其存在，而他們卻無法保護自己不被其困擾與傷害。
　　所有這些問題，其中固然有著世事的盛衰沉浮相關之要素，但是將心理問題與社會變革這樣的動態(tài)歷史之緊急時刻僅僅當作時尚而加以拒絕也是有失公允的。事實上馮.登.勃格（VandenBetg）在其具有煽動性的書中辯駁道：“所有心理問題都是文化中社會歷史的變化產(chǎn)生的�！彼�認為沒有“人類本性”而只有隨著社會的變遷而不斷變化的人性，我們應當將我們病人的沖突稱為“社會癥”而不是“神經(jīng)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