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詩人西渡的第四本詩集。這些近作致力于表達詩人對人與世界的理解,并努力接近人和語言創(chuàng)造的源頭,把讀者帶到詩最初被發(fā)明的那一刻,呈現(xiàn)那一刻的生命的知覺和感動,再現(xiàn)那一刻的完整的心。詩集中的一部分詩作以嫻熟的敘事技藝敏銳地觸及當代現(xiàn)實,為生活于當下的蕓蕓眾生造像,深入探討了“人”在當下的處境;另一部分詩作則以“歷史”為處理對象,以一種迷人的風致展現(xiàn)了“歷史”的現(xiàn)實性;在另一些詩中,詩人又以純粹的抒情態(tài)度處理自然、美和愛的主題,達到一種近乎純詩的“完全”境界;還有的詩則傾向于沉思,以“思”作為處理的對象,讓詩與思在語言的創(chuàng)造中完成和美的聯(lián)姻。西渡詩歌多樣的風格、手法、題材,顯示了他“不止擁有一支詩筆”的多方面詩才,也顯示了當代詩歌的不同可能性及其推進,值得讀者和研究者重視和珍惜。
自序
2010年11月,我在《鳥語林》的后記中信誓旦旦地說:“希望下一個十年我可以寫得更多一點。”從那會兒算起,到現(xiàn)在整八年了,但是我并沒有如自己所愿寫得更多一點,有幾年實際上寫得更少了。就在2010年,經不住友人誘勸,我以超過不惑之年重新到學;貭t。我沒料到,這一“回爐”就是五年,更沒料到讀書期間幾乎跟寫詩這件事完全斷了緣。這幾年中,我寫過的全部詩作不超過個位數(shù)。這本詩集收入2010年的詩7首,但都寫于這年入學之前;收入2011年1首、2012年1首、2013年2首、2014年1首——這幾乎就是我在“回爐”期間寫作上的全部成績。要是事先知道這個結果,我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決心二次邁入校門。2015年結束這一段漫長的學業(yè),我才漸漸恢復寫詩。事實上,收入這個集子的詩大多寫于2015年9月到2017年底這兩年多的時間。2018年工作變動以后,因為要適應新的環(huán)境,寫詩又少了,但好歹還利用暑假時間寫了一點,本書收了其中12首,勉強比2010到2014年那幾年強一點。
本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收2010至2018年短詩97首,輯內按寫作時間排序。第二輯收三個組詩,合計27首,輯內按寫作時間排序。第三輯為“截句”102首。這組東西本來是應蔣一談兄之約稿而寫,蔣兄當時正倡導“截句”,主持出版了一大套“截句”集,計劃出第二套,并向多位朋友約了稿。我很鄭重地當個事來做。但等我如約寫完的時候,蔣兄卻閉關去了,很長時間毫無消息。等蔣兄結束閉關,也不再提這事,估計那一大套“截句”市場反響難如所愿,這第二套的計劃也就泡湯了。雖然蔣兄不要這些東西了,我自己當然還要敝帚自珍,故權收于此,也算給當時付出的心血一個交代。
我這些年寫過的詩當然比收在這里的要多一些。出于不同的理由,我在之前已經編就的一個集子基礎上,剔除了一部分詩作,有些詩的剔除讓我如釋重負,有些詩的剔除則私心還不免有些割舍不下。但限于目前的條件,也只好如此了。希望以后可以給那些也許還有點價值的小東西一個適當?shù)臍w宿。
我曾經相信易卜生的話“最孤獨的人最有力量”,把自己置于世界的反面,把詩歌理解為說“不”的力量。世界當然有很大的問題,詩歌也要說“不”。事實上,現(xiàn)代詩歌自波德萊爾以來一直在說“不”,這是一個光榮的傳統(tǒng)。但是就其源頭而言,詩歌是作為“是”的力量與人類發(fā)生關聯(lián)的,用駱一禾的話說,它是“創(chuàng)世的‘是’字”。這個“是”是對世界的肯定和贊頌,是“我”與世界的合體與重新合體。用文學的語言說,“是”才是可供我們棲居的心愿之鄉(xiāng)。人只有居于“是”,才能居于世界。居于“不”的人們,只能是永遠的漂泊者。從另一方面講,詩歌的“不”也必以這個“是”為基礎。沒有“是”為指歸的“不”,是沒有準星的槍,沒有方向盤的車,是沒有心的身。近十年來,我在一些場合反復談到建立一種“幸福的詩學”的可能性,但應者寥寥,反對者倒頗不少。在一種現(xiàn)代性的評判標準中,詛咒被認為是一種高于贊頌的行動,恨也比愛更有力量。張棗的話很典型:“誰相信人間有什么幸?裳裕l就是原始人。”張棗的道理,我完全理解,世界如此不堪,詩人乃不得不和痛苦同臥同起。但我不同意張棗由此延伸出的對詩人和世界關系的認知。在張棗看來,我們和世界的關系,就像一場不幸的婚姻,而且沒有任何擺脫的希望。我以為,這種認知某種程度上恰是現(xiàn)代詩人或現(xiàn)代知識者的一種自欺,它把一種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象固化了,而且本質化了。但生命是一種先于現(xiàn)代,也長于現(xiàn)代的事實。生命就是“是”本身,活著就是“是”本身。站在“是”的反面,也就是站在生命的反面,也就是站在詩的反面——詩是生命的同義語,而不是死亡的同義語。海子被認為是一個迷戀死亡、贊頌死亡的詩人,但他的詩并不迷戀死亡,也不贊頌死亡。他說:“我必將失敗,但詩歌本身以太陽必將勝利。”在海子的例子中,可以說詩以其“是”的力量反對了詩人的“不”。實際上,張棗的詩也反對了他自己。張棗詩中最迷人之處并不是它對世界的詛咒、恨,或者張棗作為詩人對這個世界的厭煩,他的頹廢,他的厭倦,而是它展現(xiàn)了一種幸福的可能。張棗詩歌中那個溫柔的聲音,其引人向往之處正是來自幸福本身,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漢語的“甜”本身。有迷戀死亡、贊頌死亡的詩人,但沒有迷戀死亡、贊頌死亡的詩。詩是對生活的渴望,這種渴望的力量是贊頌的力量。生活所賴于建立的東西才是生活的真實。詛咒不能建立生活,惟有贊頌建立生活。這是從太陽中取出火和光的力量,也是在地獄的寒冰中依然堅持信仰太陽和光明的力量。這是確信“詩以太陽必將勝利”的力量。詩人或許失敗,但詩本身必將勝利,因為詩和生命,和太陽在一起。
以上算是我對多年寫作經歷的一個反思和辯解。此外,我想在這里就《故園,心史》《返魂香》兩個組詩再啰嗦幾句。這兩個組詩原本都是計劃寫一本詩集的,也有大致的構想,但是俗務紛雜,看來一時還難以完成預想的目標,只好作為組詩暫收于此。這些東西,就題材而言,很容易被人認為是在向傳統(tǒng)致敬和回歸。它們當然是一種致敬,對那些曾經在我們歷史上活過的人物和他們至今依然生機勃然的創(chuàng)造,但它們卻不是回歸。所謂回歸,總是把傳統(tǒng)和歷史看作已經過去了、固化了的東西。但對我來說,它們更多的是一種現(xiàn)實,依然活生生的現(xiàn)實。蘇軾或者杜甫,陶淵明或者李商隱,對我并不比郭沫若、艾青、穆旦更缺少現(xiàn)實,當然也不比惠特曼、埃利蒂斯、米沃什更現(xiàn)實。過去強有力的詩人,無論古今中外,都是人類心理的事實,創(chuàng)造的事實,也是我們面臨的最重要的現(xiàn)實之一;蛘哒f,無論在我們和陶淵明、杜甫、李商隱、蘇軾之間,還是在我們和惠特曼、埃利蒂斯、米沃什之間,同樣存在一種神秘的詩歌友誼,這種友誼激勵我們,就像我們從當代詩人的友誼中得到激勵一樣。這種友誼始終是一種活的情誼,據此,“四海之內皆兄弟”這句話,或應改成“宇宙之內皆兄弟”——《淮南子》說“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中國人的宇宙觀一直是包括了時間之維的。我要強調的是,我試圖在這些詩里達到的和其他看起來更“現(xiàn)實”的詩作并無不同,那就是對人與世界的理解和對人、語言的創(chuàng)造可能的接近。對于古典詩歌作為一個“整體”的傳統(tǒng),我有自己的保留意見。《返魂香》中的一部分曾應詩人張耳之約在“紐約詩刊”公號發(fā)布過。當時曾為這些詩寫過一個說明,現(xiàn)在大致也還能代表我的意見,不妨抄錄如下:
古典詩歌有點類似在畫上作畫,一層層的油彩疊加,看起來斑斕極了,絢爛極了,但是畫者的本意也在層層疊加的油彩中掩蔽了,失落了。詞的情況尤其如此。這些以詞牌為題的詩,也許有人會認為我是在向古典詩歌致敬,其實我是在尋回那個失去的、被掩蔽的東西。向古典詩歌致敬的詩人已經太多了,增加或減少我一個,對古典詩歌都無所損益。我要做的是,揭開、刮去那層層的油彩,回到音樂最初被發(fā)明的那一刻,呈現(xiàn)那一刻的生命的知覺和感動,再現(xiàn)那一刻的完整的心。而那一刻也就是此刻,你我所在的此刻。此刻的心古今相通,而那些不斷附麗、增飾的油彩則是多余的。是的,只有此刻,才是源頭,才是真正的詩。如果你認為我是在做一件不可能的事,那么,我也可以說我在做的事是一種發(fā)明。
在這些詩里,我的語言、形式、想象都是自由的。因為只有依靠自由,我們才能接近那個真正的源泉。
此外的話都在詩里了。就此打住。
2018年12月7日
西渡,詩人、詩歌批評家。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中國新詩研究所研究員。1967年8月生于浙江省浦江縣。1985—1989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2010—2015年就讀于清華大學中文系,獲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博士學位。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寫詩和發(fā)表詩作,20世紀90年代開始兼事詩歌批評和詩學研究。著有詩集《雪景中的柏拉圖》《草之家》《連心鎖》《鳥語林》,詩論集《守望與傾聽》《靈魂的未來》《讀詩記》,詩歌批評專著《壯烈風景——駱一禾論、駱一禾海子比較論》。詩作被翻譯成英、法、俄、西、日、韓等多種外語,中法雙語詩集《風和蘆葦之歌》2008年在法國出版。其他編著作品有《北大詩選》《北大百年新詩》《戈麥詩全編》《先鋒詩歌檔案》《訪問中國詩歌》《名家領讀系列》《駱一禾的詩》《戈麥的詩》《現(xiàn)代語文》《大學語文》等20多種。曾獲劉麗安詩歌獎、《十月》文學獎、東蕩子詩歌獎批評獎、揚子江詩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