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圣華《晚明詩歌研究》

第二章 后七子派后期詩歌運動

金、元詩壇宗唐，“詩道至宋人已自衰弊”一說盛行于世①。明初詩人不滿元詩纖弱靡縟，但在推崇唐音方面，并無異趨，閩人高祖述盛唐，編選《唐詩品匯》、《唐詩正聲》，“終明之世，館閣宗之”②。永、宣之際，“三楊”臺閣體臻盛，雍容典雅、點綴升平，雖標宗唐音，終不能掩飾平庸。李東陽為首的茶陵派，亟欲改變詩風，“三楊臺閣之末流，為之一振”③。前七子派繼之振聲詩壇，昌言復古，渴求盛唐治世和盛唐詩界的重生再現。由于復古諸子之間文學理論和創(chuàng)作認識分歧較大，人生和政治遭際不幸等原因，正德之后，前七子派式微。

嘉靖中葉，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徐中行、梁有譽、宗臣、吳國倫創(chuàng)立后七子派，促使詩壇形成百年復古運動。復古再興的動因復雜多樣，“崇唐”文化心理和詩壇振興意識自不必言，這里強調兩點：一是沖破訓詁帖括和科舉束縛。李攀龍為諸生期間，“厭時師訓詁”，吟誦詩古文辭，被目指為狂生，然夷然不屑，謂“吾而不狂，誰當狂者”④。梁有譽弱冠補諸生，亦厭棄訓詁帖括，和歐大任、黎民表“以古詩文共相劘切”⑤。汪道昆少年慕修古，私下習讀古詩文，后在父輩強迫下專攻舉業(yè)。二是厭棄程朱理學獨尊⑥。明代八股取士，定程朱理學為尊，士人不喜帖括，對程朱理學（也包括陸王心學）產生濃重的反叛意識。王宗沐、吳維岳為后七子立派之初的重要人物，然未進入中心層，一個重要原因即是其學術觀點和后七子派整體上不滿于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的思想傾向不相合。隆萬之際，王世貞、屠隆、汪道昆等人重新審視陽明心學，一定意義上引發(fā)了后七子派的新變。

關于后七子派運動的分期，廖可斌先生的提法頗具代表性。他大致將其分作三個十五年：嘉靖二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一年，為興起和繁榮期；第二個十五年截至萬歷五年，為平穩(wěn)發(fā)展期；此后十五年，為衰落期⑦。這一認識較明晰地揭示了后七子派演變軌跡，但是還有值得商榷之處⑧，對后七子派運動似不宜全作“十五年”一刀切的方法進行分期，筆者在此提出個人看法：嘉靖二十六年起的十年，為興起和繁榮期；嘉靖三十六年前后至隆慶四年前后，為平穩(wěn)發(fā)展期。此后為第三時期，短期中興，旋而衰落。

一 后七子派中興與新變概述

1.群體構成

嘉靖三十一年，李攀龍、王世貞各賦《五子篇》“用以紀一時交游之誼”，每人詠五子，加上其本人俱為六子：李攀龍、王世貞、吳國倫、徐中行、梁有譽、宗臣。計以訂盟之謝榛，形成七子之數。余曰德、汪道昆、王世懋、張佳胤、魏裳先后入派。隆萬之際，派中耆舊相繼亡故，而詩派則空前膨脹，相比前期六、七子規(guī)模已非同日而語。我們借助王世貞、汪道貫交友情況來看詩派的后期構成�！�…

以上人物多出現在廣、續(xù)、末、重紀五子及四十子中。恩義、道義、文藝交友多屬后七子派成員。醒目的忘年、里社、布衣、兄弟交友體現了新安詩壇的繁榮，忘年交友陳有守、王寅、江瓘為新安詩壇耆舊，里社交友大抵是新安詩壇新秀，這些人物形成后七子派的一個重要分支——新安詩群。

根據王、汪各自交友情況，可知詩派后期規(guī)模擴大，陣營構成復雜，成員之間聯系不惟靠相近的詩觀，而且包括區(qū)域、社所、家族、齊名、師門等關系。早期重要成員相繼作古，崛起的新秀中以新安詩群和末五子最著。蘇州、寧波、松江詩人大體上親近后七子派，受復古的影響，但不完全同調。

上述材料僅說明隆慶和萬歷初期的后七子派構成。萬歷十三年魏允中卒，十六年王世懋卒，十八年王世貞卒，十九年汪道貫卒，二十一年汪道昆卒，二十四年趙用賢卒，二十五年吳國倫卒，三十年胡應麟卒，三十三年屠隆卒。其實，所謂中興局面，在王世貞、汪道昆辭世后已不復存在。萬歷中葉，龍膺、潘之恒加盟公安派，屠隆不愿標幟復古，胡應麟聲名不彰，李維楨號曰復古中堅，實無力挽回頹局。當時大力倡導復古者，除李維楨外，另有鄒迪光（字彥吉，無錫人，萬歷二年進士，官至湖廣提學，有《郁儀樓》、《調象庵》等集）、馮時可字元成，華亭人，隆慶五年進士，官至湖廣參政，有《元成選集》等集），《列朝詩集小傳》載：“弇州（王世貞）歿，云杜（李維楨）回翔羈宦，由拳（屠�。┝实贡∮�，臨川（湯顯祖）疏跡江外。于是彥吉與云間馮元成乘間而起，思狎主晉楚之盟。長卿游戲推之，義仍亦漫浪應之。二公互相推長，有唐公見推之喜。彥吉沾沾自負，累見于詞章，而又排詆公安，并撼眉山，力為弇州護法，蓋欲堅其壇，以自為后山瓣香之地，則尤可一笑也�！边@段征引之辭大致符合實際情況。

關于詩派后期主盟，批評界有王世貞、汪道昆、吳國倫三家鼎立的說法�！读谐�詩集小傳》有兩則相關文字，其一：“明卿（吳國倫）才氣橫放，跅跎自負，好客輕財。歸田之后，聲名藉甚。海內噉名之士，不東走弇山（世貞），則西走下雉（國倫）�！逼涠�：“（汪、王）厥后名位相當，聲名相軋，海內之山人詞客，望走噉名者，不東之婁水，則西之谼中，又或以其官稱之，曰兩司馬�！卑村X謙益的說法，王、吳、汪形成詩壇鼎立之勢。然而，此說經不起推敲。吳國倫不愧一時名家，但就詩壇影響言，遠不如王、汪。萬歷五年，吳氏歸隱興國州，杜門不出，“離群索居”。萬歷六年徐中行病故，王世懋托以墓志文字，吳氏輕視徐氏，對李、王亦有譏誚。世懋作《與吳明卿》書規(guī)勸說：“悉索國中男子勝兵者，不能當元美（王世貞）中軍�！�…仆恐足下離群索居，而自謂西河之上，賢于孔子，故以為規(guī)�！迸c吳氏遠離詩派運動中心顯有不同，王、汪共主東南詩會，徽州、太倉人文滋興，交通便利，海內士子奔走其間，奉王、汪為文壇“兩司馬”。當時詩壇風會的情實說明吳氏不副三家鼎立之稱，而王世貞《重紀五子篇》以汪道昆為首唱并非出于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