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十年前我替開明書店寫了一本小冊子，叫作《給青年的十二封信》。那時候我還在歐洲讀書，自己還是一個青年，就個人在做人、讀書各方面所得的感觸，寫成書信寄回給國內(nèi)青年朋友們，與其說存心教訓(xùn)，毋寧說是談心。我原來沒有希望它能發(fā)生多大的影響，不料印行之后，它成為一種銷路最廣的書，里面一部分文章被采入國文課本，許多中小學(xué)校把它列入課外讀物。上海、廣州都發(fā)現(xiàn)這本書的盜印本，還有一位作者用“朱光潸”的名字印行一本《給青年的十三封信》，前三四年在成都的書店里還可以看到。我于是以《給青年的十二封信》的作者見知于世，知我者固多，罪我者亦復(fù)不少。這一切，我剛才說，都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坦白地說，這樣乘其不意地被人注視，我心里很有些不愉快。那是一本不成熟的處女作，不能表現(xiàn)我的成年的面目，而且掩蓋了后來我比較用心寫成的作品。尤其使我懊惱的是被人看作一個喜歡教訓(xùn)人的人。我一向沒有自己能教訓(xùn)人的錯覺，不過我對于實際人生問題愛思想，愛體驗，同時，我怕寂寞，我需要同情心，所以心里有所感觸，便希望拿來和朋友談，以便彼此印證。我仿佛向一個伙伴說：“關(guān)于這一點，我是這樣想，你呢？”我希望看他點一個頭，或是指出另一個看法。假如我口齒俐朗，加上身邊常有可談的朋友，我就寧愿對面傾心暢談，決不愿寫文章。無如我生來口齒鈍，可談的朋友又不常在身邊，情感和思想需要發(fā)泄，于是就請讀者做想象的朋友，和他作筆談。我用“談”字毫不茍且，既是“談”就要誠懇親切。假如我的早年那本小冊子略有可取處，大概也就在此。
這是十年前的話。過去幾年中很有幾家書店和雜志為著貪圖銷路，要求我再寫給青年信那一類的文章，我心里未嘗不想說話，卻極力拒絕這些引誘，因為做馮婦向來不是一件愜意的事。于今我畢竟為《中央周刊》破戒，也有一個緣故。從前在那部處女作里所說的話很有些青年人的稚氣，寫時不免為一時熱情所驅(qū)遣，有失檢點，現(xiàn)在回想，頗有些羞愧。于今多吃了十年飯，多讀了幾部書，多接觸了一些人情世故，也多用了一些思考體驗，覺得舊話雖不必重提，漏洞卻須填補。因此，《中央周刊》約我寫稿，我就利用這個機會，陸續(xù)寫成這部小冊子中的二十來篇文章，其中也有幾篇是替旁的刊物寫的或沒有發(fā)表的，因為性質(zhì)類似，也就把它們集在一起。
讀者有人寫信問我：這些文章有沒有一個系統(tǒng)？有沒有一個中心思想？我回答說：在寫時我只隨便閑談，不曾想把它寫成一部教科書，并沒有預(yù)定的系統(tǒng)或中心思想。不過它不能說是完全沒有系統(tǒng)。這些年來我在學(xué)校里教書任職，和青年人接觸的機會多，關(guān)于修養(yǎng)的許多實際問題引起在這本小冊子里所發(fā)表的一些感想。問題自身有些聯(lián)絡(luò)，我的感想也隨之有些聯(lián)絡(luò)。萬變不離宗，談來談去，都?xì)w結(jié)到做人的道理。
它也不能說是完全沒有中心思想。我的先天的資稟與后天的陶冶所組成的人格是一個完整的有機體，我的每篇文章都是這有機體所放射的花花絮絮。我的個性就是這些文章的中心。如果向旁人檢討自己不是一樁罪過，我可以說：我大體上歡喜冷靜、沉著、穩(wěn)重、剛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業(yè)，尊崇理性和意志，卻也不菲薄情感和想象。我的思想就抱著這個中心旋轉(zhuǎn)，我不另找玄學(xué)或形而上學(xué)的基礎(chǔ)。我信賴我的四十余年的積蓄，不向主義鑄造者舉債。
這些文章大半是在匆迫中寫成的。我每天要到校辦公、上課、開會、和同事同學(xué)們搬唇舌、寫信、預(yù)備功課。到晚來精疲力竭走回來，和妻子、女孩、女仆擠在一間臥室兼書房里，談笑了一陣后，已是八九點鐘，家人都去睡了，我才開始做我的工作，看書或是作文。這些文章就是這樣在深夜里聽著妻女打呼鼾寫成的。因為體質(zhì)素弱，精力不濟，每夜至多只能寫兩小時，所以每篇文章隨斷隨續(xù)，要兩三夜才寫成，運思的工夫還不在內(nèi)。我雖然相當(dāng)用心，文字終不免有些懈怠和草率。關(guān)于這一點，我對自己頗不滿，同時也羨慕有閑暇著述的人們的幸福。
目前許多作者寫書，嘗自認(rèn)想對建國萬年大業(yè)有所貢獻(xiàn)，搖一支筆桿，開一代宗風(fēng)。我沒有這種學(xué)問，也沒有這種野心或錯覺。這本小冊子，我知道，像一朵浮云，片時出現(xiàn)，片時消失。但是我希望它在這片時間能借讀者的晶瑩的心靈，如同浮云借晶瑩的潭水一般，呈現(xiàn)一片燦爛的光影。精神不滅，這影響盡管微細(xì)，也可以蔓延無窮。

1942年冬在嘉定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