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清季粵籍官員張蔭桓是近代史上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從咸同軍興時代的捐班知縣起家，憑借非凡的才干，從流品繁雜的候補官員中脫穎而出，由道府擢監(jiān)司，終于位列京卿，持節(jié)海外，回國后再入總理衙門，參與清廷外交決策；并以戶部左侍郎管理三庫，掌管朝廷財政。甲午戰(zhàn)爭后，他頗受光緒皇帝信任，又得帝師翁同龢倚重，扮演著“幕后大人物”的角色（民國學者黃濬語）。戊戌年額外六品主事康有為就是在張的暗中策動下，逐漸被光緒皇帝發(fā)現(xiàn)、賞識（雖然康、梁后來一直極力掩飾這個秘密），成為攪動風云的政治新秀。當然，張蔭桓在庚子義和團事變期間被殺于新疆戍所，歸根到底，也是守舊分子重翻“康黨”舊案的結果。這些情形在近些年學界的深入研究中已經(jīng)日漸清晰。反倒是張蔭桓早年的歷史，或因缺乏可信詳實的資料，人們還不甚了了。有幸的是，李經(jīng)國先生收藏多年的一批張蔭桓早年書札即將刊行，為了解這位出身雜佐的底層官員的活動、心跡和思想歷程，提供了鮮活的史料。這批書信也透視出同光之際地方社會的政治生態(tài)和官場生活的多種面向，對研究近代政治史、社會史也是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 一 張蔭桓（1837—1900），字皓巒，號樵野，又號紅棉居士，晚號芋盫，廣東南海人。同治元年（1865），以監(jiān)生捐貲知縣，指省山東，先后為兩任山東巡撫閻敬銘（字丹初）、丁寶楨（字稚黃）聘入幕府，執(zhí)掌文牘，總辦營務，十分倚重。屢經(jīng)保薦，由同知、知府升道員。同治八年（1869）前往湖北候補。同治十三年，經(jīng)丁寶楨奏調返魯，次年抵達，參與籌辦山東機器局及煙臺海防事宜，并留于山東仍歸原班補用。光緒二年（1876）署登萊青道，四年二月交卸。五年，周恒祺任巡撫，復委辦營務處，兼洋務總文案，依為左右手。七年二月，委署山東鹽運使，四月交卸。這年九月，張蔭桓奉旨補授安徽徽甯池太廣道，至此，他才成為一名實缺道員，結束了十多年候補委署官員的漂泊生涯。光緒八年正月，張蔭桓抵達蕪湖接任，兼管蕪湖關。十年正月，署理安徽按察使，二月奉旨來京引見，五月抵京，蒙恩召見，奉旨開缺，賞給三品卿銜，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學習行走。六月補授太常寺少卿。七月因受到參劾，奉旨退出總理衙門，九月十一日左遷直隸大順廣道。十一年六月，經(jīng)李鴻章等舉薦，張蔭桓以三品京堂候補，充任出使美國、日斯巴彌亞（西班牙）、秘魯三國欽差大臣，從此開始外交生涯。十二年二月，他自香港展輪放洋，持節(jié)三年后，于十五年十一月任滿回國。短暫鄉(xiāng)居后，次年二月回京復命。駐外期間，他已補授太仆寺卿。十六年閏二月，奉旨在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重返總署。十二月補大理寺卿。十七年七月，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八年六月，轉戶部右侍郎，八月戶部左侍郎，成為參與清廷外交財政決策的二品大員。戊戌政變后，遭革職，流戍新疆。庚子年七月在戍所被殺。二十七年在美英駐華公使照會下，經(jīng)李鴻章奏請，清廷為張蔭桓平反，復原官。 縷述張蔭桓的仕宦經(jīng)歷，不難看出，光緒十年（甲申）是他人生的最大拐點。這一年，就外交來說，中法因為越南問題的交涉和爭議引發(fā)中外關注，成為東方外交格局中的焦點事件；就內政而言，慈禧太后極度伸張自己的權威，采取全班更換樞臣的激烈形式，完成甲申易樞，罷黜恭親王，醇親王奉命操控朝政，開啟了一個新的政治時代。張蔭桓的命運也正是 在這內外動蕩的年度出現(xiàn)了轉折。雖然他先是被內調，以京卿入值總署，介入交涉決策，很快又遭到參劾，左遷直隸道員，但這只是一次暫時的挫折�？傮w上看，甲申三月，最早賞識張蔭桓的伯樂閻敬銘，以戶部尚書身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而同時入樞的孫毓汶則成為張氏甲午前最大的政治靠山。在光緒十年，張蔭桓已經(jīng)全面越當年那批候補同僚，鶴立雞群，穩(wěn)步向清廷大員的方向邁進、成長。 因為有官方檔案以及張氏本人日記存世，學界對其甲申后的活動有很多研究，諸如充任駐美、西、秘公使階段的華工交涉、甲午戰(zhàn)爭期間的對日交涉、戰(zhàn)后對外借款以及戊戌年秘密支持康梁變法等問題，都有專門論著。有關張蔭桓成為京官前的早期歷史，限于材料，只有幾篇傳記中大略提及而已。從同治初年開始，他先后在山東、湖北、安徽各地的官宦生活，長達20多年，奔波之艱辛，經(jīng)歷之坎坷，內容本應很豐富。經(jīng)國兄收藏這批張蔭桓書札，反映的正是這個時期一位在地方拼搏、積極進取的候補官員的形象：機敏，勤奮，干練，自信，從朋友間的“私房話”中，多少也流露出他自私、偏執(zhí)的一面…… 經(jīng)國兄收藏的這批書札包括張蔭桓寫給同僚和朋友趙新的38封書信以及寫給安徽候補道劉傳楨的6封書信。時間起于同治五年（1866）十月，至于光緒十年（1884）四月，前后跨越18年，正是張蔭桓做地方官的時期。趙新（1820—1881）字晴嵐，直隸天津人，道光癸卯科舉人。大挑知縣，簽掣四川，以親老告近，改掣山東，咸豐五年（1855）到省，歷署利津、武城、鄒平知縣，同治二年實授知縣。四年（1864）署理德州知州。后署沂州知府，補曹州知府。同治十三年（1874）丁憂去官，服闋后以道員仍在山東候補，他是張蔭桓一生十分要好的朋友。劉傳楨（1838—1891），字文楠，號守齋，江蘇上元人。咸豐間太平軍攻陷江寧，父母死難，乃投身軍旅，從袁甲三轉戰(zhàn)皖北，后投靠曾國荃、福明阿。安徽巡撫喬松年賞其才，調回皖，因軍功，以知府留安徽候補，權知廣德州。繼任巡撫英翰又信任有加，以鎮(zhèn)壓捻軍之功，數(shù)薦以道員記名用。同治十三年，英翰調任兩廣總督，劉傳楨也相隨嶺南，次年八月英翰罷職，傳楨遂賦閑揚州。數(shù)年后重返安徽做候補道員。張蔭桓寫給劉傳楨的書札原是周紹良先生的舊藏，后附近代名流趙椿年、陳龢年所題跋語兩篇。 考慮到內容的關聯(lián)性，整理這批書信時，我們又搜羅了近年拍賣市場出現(xiàn)的其他兩種張氏早期書札作為附錄。一種是張蔭桓寫給趙新的一封書信和兩件抄錄的詩稿，時間、內容恰與經(jīng)國兄收藏的二人通信相銜接，堪稱合璧。另一種是張氏在光緒元年到三年間寫給湖北地方官員潘康保（字秋谷）的書信，共三封。潘康保（1834—1881），原名圭生，字良士，號秋谷，江蘇吳縣人。咸豐五年舉人。他是清季名臣潘祖蔭（字伯寅）的族弟，潘遵祁次子。曾任湖北嘉魚、鐘祥等縣知縣，與張蔭桓有同僚之誼。這三封信主要談到張氏光緒元年重返山東后對東省地方政務和人事的評議和敘說，可與上述其他書信互證，對豐富人們對張氏早期歷史的認識大有裨益。 二 山東是張蔭桓仕途的起點，他后來的仕宦道路和處世性格的養(yǎng)成，都與早年在山東的生活有關聯(lián)，乃至他后來對朝局的影響也與此難脫瓜葛。同治初年張蔭桓來到山東，主要是投靠他的舅父李宗岱（字山農(nóng)），謀求庇護。在李的幫助下，報捐知縣，開啟了功名之路。當時山東轄十府二州（直隸州），地處畿輔屏障，又是連接江南的水陸通衢，咸同之際馬賊、捻軍、鹽梟紛紛出沒，匪患十分嚴重。特別是同治三年（1864）清軍攻破江寧后，太平天國主力失敗，捻軍從河南、安徽和江蘇越過黃河故道北上，逼近和進入山東，甚至竄入直隸境內，成為新的動亂區(qū)域，令清朝統(tǒng)治者極度恐慌。兩任山東巡撫閻敬銘和丁寶楨都將重要精力放在運河兩岸的“剿捻”上。由于捻軍分股行動，來去迅速，在豫、皖、蘇、魯交界處迂回往返竄行，各省地方文武官員顧此失彼，防不勝防。同治四年四月，僧格林沁在與捻軍作戰(zhàn)時被打死，清廷命兩江總督曾國藩以欽差大臣督辦直隸、山東、河南三省軍務，主持剿捻，江蘇巡撫李鴻章署理兩江總督，直隸總督劉長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也駐守大名、景州，防范捻軍，維護京畿安全，足見清廷對此事的極度重視。直到同治七年六月西捻軍覆滅為止，清廷幾次更換主持剿捻的欽差大臣，先是以李鴻章取代曾國藩，后又任命陜甘總督左宗棠為欽差大臣，鎮(zhèn)壓竄入陜西的捻軍，后來又對湘淮軍統(tǒng)帥不甚信任，面對捻軍和直隸梟匪逼近津京的險情，任命恭親王奕?會同神機營王大臣籌劃京城巡防事宜，又任命盛京將軍都興阿管理神機營事務，授欽差大臣赴天津辦理剿捻，崇厚幫辦軍務，等等。對此，左宗棠抱怨說：“數(shù)百里之內，大臣三，總督一，巡撫三，侍郎二，將軍一，而又以邸營加之，稟命專命均有不可，束縛馳驟奚以為功？”（《答楊石泉》）除了捻軍流竄作戰(zhàn)的特性，從統(tǒng)治者方面來言，清廷任人不專，政出多門，參與剿捻的滿漢大臣勾心斗角，推諉牽制，也是導致鎮(zhèn)壓捻軍難以迅速取得成效的原因。最后，因李鴻章、左宗棠督飭淮軍、湘軍，與山東巡撫丁寶楨指揮地方綠營軍，制定防堵計劃，在運河與黃河之間合圍捻軍，才將西捻軍張宗禹部在徒駭河邊圍殲，“平捻”結束。 張蔭桓在山東期間自始至終參與了鎮(zhèn)壓捻軍和直梟的活動。他總辦布政使（后升任巡撫）丁寶楨的營務處，聯(lián)絡后勤，與各方接洽，練就了嫻熟干練的辦事能力。他與同僚好友、德州知州趙新的大部分通信都與軍情況有關，諸如車馬安排、軍糧發(fā)放、餉銀墊付、迎來送往，顯得十分瑣碎。當然，二人既是朋友，也有不少知心話，甚至品評上司的言論。這些書信中透露的細節(jié)對研究清廷鎮(zhèn)壓捻軍及山東地方社會、軍事極有價值。茲選取重要的記載略作點評。 （一）攻剿黃崖山寨。同治五年九月，巡撫閻敬銘聞儒士張積中聚眾數(shù)千人，在長清與肥城之間的黃崖山筑寨自衛(wèi)，恐其“圖謀不軌”，命其出山投案對質，遭到拒絕。當時西捻軍活動頻繁，山東境內“匪團”比比皆是，一些士紳依靠武裝抗官抗糧，每每引起官府的恐懼。由于傳言張積中與鹽梟有勾結，閻敬銘與幕僚商議后，決定派兵攻剿黃崖山寨。以致殺寨民千餘人，張積中父子自焚而死，情形十分慘烈。時論對此頗有異議，尤其是魯籍京官議論紛紛。參與剿攻計劃的張蔭桓則極力為閻敬銘辯護。他在十月十日寫給趙新的信中說：“黃崖招禍之烈，我軍攻克之神，均出意外，因悟偽學足以亂世；偽才足以殺身。積中父子簪纓華胄，自負名儒而乃為此叛逆之舉殊可寒心�！睆埵a桓還說，從山上“起出旗幟、號衣等物，均有﹁太平天國天將天兵﹂字樣。逆巢陳設均用黃幔，殊可駭也。”這些當是官方將張氏父子定為“教匪”“謀反”的罪證。信中也寫道：“寨中約千馀人，得逃生者無幾耳。惟救出老弱、婦女，均交長清、肥城兩大令，分別飭保。弟隨節(jié)登山，目擊情形，可為浩嘆。”不管原因如何，屠殺千餘人是事實，張氏親眼所見，并不諱言。十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又寫道：“張積中事前函已累陳梗概，中丞（閻敬銘）復據(jù)實通飭全省，尊處當已奉到，無煩贅瀆也。此事駭人聽聞，不圖華胄才人，甘為罪魁逆首�！睆埵a桓在此“教匪”保案中又得到一次褒獎，貶斥張氏父子自在意料之中。 （二）前往黑龍江招募馬隊。同治六年春年，張蔭桓和李宗岱、惠慶、劉時霖，奉檄出關，前往黑龍江招募馬隊，帶回山東用以鎮(zhèn)壓捻軍。張蔭桓自幼生長于嶺南，卻不顧辛勞，北上出關，頗見幾分丈夫氣概。這段經(jīng)歷以往只見于張氏本人的詩作中，詳情難知。現(xiàn)存同治六年六月初八日他從吉林寫給趙新的信中說：“弟于五月十三行抵吉林，已挑備旗丁一千六百五十名，六月初八日起程，分三起行走，每起間兩日，以便站車替換也。吉省向不產(chǎn)馬，已赴黑龍江另購。俟江省旗丁回時，一丁二騎，不致疲誤。”為此，他專門致函請趙新在旗丁入境之后，聯(lián)絡招呼。吉林旗丁如期起程后，張蔭桓又與劉時霖一起趕往黑龍江，與前期抵達那里的李宗岱、惠慶會合，購買馬匹，招募旗丁，一并統(tǒng)率南下。由于“節(jié)節(jié)為黃河馬賊所阻，遲至十二月杪始抵濟垣�！保ā独钭卺分麻惥淬懶拧罚�。此次招募馬隊鎮(zhèn)壓捻軍，是丁寶楨“平捻”事業(yè)的重要舉措，結合張蔭桓書信，自然可對此事有更具體的了解。張蔭桓還在信中向趙新抱怨，這次出關，不僅辛勞異常，花光了所有積蓄，甚至到了無資度歲的地步，可見當時候補官員艱難的生存狀態(tài)。 （三）參與捉拿安德海。同治八年（1868）太監(jiān)安德海矯詔出京，打著欽差的名義，沿途索需，干擾地方，為德州知州趙新偵知，他密稟巡撫丁寶楨，上奏朝廷，奉旨密拿，于泰安將安德海拿獲，解送濟南正法。當時，已經(jīng)決定赴湖北候補的張蔭桓也因此而遷延半月，參與其中謀劃。同治九年三月廿六日寫給趙新的信中寫道：“自維居東七年，與臺端共籌畫者最多。出疆之頃，猶以安監(jiān)一事，奉稚帥密諭籌拏，以此延留旬日。尊牘并已得讀，于發(fā)奸摘優(yōu)之中，寓馬艷班香之筆，必傳之作也。幼石已存檔，瀕行又未及抄錄，東幕故人寄來疏稿又未全敘，殊悵悵，愿暇時抄示也。”此時，趙新已因安德海事件出名，士林對其請捉拿安氏的“稟文”也極推崇，已離開山東的張蔭桓也寫信請求補抄寄回。往者有關參與捉拿安德海的丁氏幕僚據(jù)說還有薛福保（字季懷），就此信來看，張蔭桓也參與其中。 三 從同治八年七月十九日寫給趙新的信看，張蔭桓計劃在七月二十四日“準行”。這次去湖北去候補，先要到京城吏部投供。然后再南下武昌。抵達湖北可能已在十月底。此后他以候補道員在湖廣總督李瀚章幕府服務五年之久。同治九年三月廿六日在給趙新的信中對來鄂境況和感受都有所敘述：“弟到鄂六閱月，初甚郁悶，近稍安之。細心講求，其得力于（只繁文末節(jié)、官樣排場，不及文忠黜文崇實之意）冠服輿馬概不講究。且終年可不?客。春酒之會，不過六次：同人公請兩院及兩院還席而已。正月督轅兩壽，攤份九兩馀，此尤意外之喜。詢之鄰近豫、皖、湘、蜀等省，則天淵矣。持此可以藏拙，猶不幸中之幸耶�！碑敃r吏治敗壞，地方督撫與其配偶的“兩壽”是地方道府官員借機賄賂上司、謀求升職的機會。從張蔭桓的記述看，李瀚章似乎還算清廉，很是體恤候補官員的窘境。湖北官場的酒宴也不及山東那樣多。年底的信中又說：“月領銀百五十九兩、錢五十九千，委員二人、書席一人，差弁兩名、書吏三名，薪脩鹽糧之費，悉從此出。官場酬應、家人衣食，亦從此出。雖桑孔之才，亦不能不告乏也。所喜者宴會希少，公寓亦毋須輸租，此為差勝于東耳�！保ㄍ�治十年臘月十八日信）這是張蔭桓在湖北的收入和生活的情況。 但是，他在李瀚章幕中并不愉快。甚至感到孤獨。與友人的通信給他帶來莫大的慰藉。他在給趙新的信中寫道：“從前每得尊書，如見叔度。別后時時檢閱，復讀贈詩，始而悶，繼而思，思而躍然，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其此之謂耶？”讀書、寫字也是他主要的消遣方式：“心緒究不能歡，日惟杜門學書，或以《漢書》下酒，不然則更憔悴矣。”（同治十年臘月十八日信） 兩人的私密通信中，也有不少對老上級丁寶楨用人問題的評價。信中寫道：“東省人才，當?shù)�帥（指閻敬銘）時，君子多而小人少；近則參半矣。宮保（指丁寶楨）大度恢張，如河海之納細流，然此中受累，亦復不淺。弟受恩深重，知無不言，而于用人一道，卻不敢置喙。毛遂亦甘人之列，李斯在逐客之中，尚何議論之足重輕哉？”又言：“河東君之赴津，聞為合肥介弟延醫(yī)而去。宮保以為不世出之才，合肥但賞其歧黃之術耳，與宮保意大相左也。吾輩衡才，須具特識。拾人唾馀以為上客，頗為宮保惜之。三鳳皆曾、李之馀也。宮保抱負不凡，而見乃不及，此紀文達所云惟極聰明人能作極懵懂事，信然�！笨吹贸�，張蔭桓對丁寶楨用人大有微詞。君子小人之喻，已有不敬之意，還引經(jīng)據(jù)典，將丁說成“極聰明人能作極懵懂事”，可見不平之氣。信中“河東君”指薛福辰，“三鳳”指薛福辰、福成、福保三兄弟；合肥指李鴻章。這種意氣，在光緒元年經(jīng)丁寶楨奏調，重返山東后就更加嚴重了。 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丁寶楨遵旨籌議海防事宜，認為山東籌辦海防以修筑炮臺與創(chuàng)立機器局兩事“為先務”，并奏調湖北候補道張蔭桓回山東。稱張“識力過人”“生長海隅，熟悉洋務，而于炮臺、機器各事，在粵時常與西人講求，見聞極多，足資襄贊�！钡�是，等第二年張蔭桓抵達濟南后，丁寶楨又改派從江南來的候選知縣徐建寅主持山東機器制造各事，只將修建炮臺的任務交予他承擔。對此，張蔭桓十分不滿。他在光緒元年十月五日給趙新的信中說：“九月半返省，奉派總辦海防，堅辭再三，乃添派藹仁會辦。從前所稟商之機器局，另委薛季懷所薦之候選同知徐建寅為總辦，首道薛撫屏為會辦�！�…弟聞之甚詫，所有半年奉札、奉批、奉函諭、面諭之言，均無所據(jù)�！庇捎诮�(jīng)費短缺，海防之局困難重重，張蔭桓中自然有抵觸情緒，自以為對山東機器局有策劃之功的他，對薛氏兄弟本有成見，機器局差使被攘奪，于心不甘。嘆言：“十三年故吏，數(shù)千里相依，所遇如是，得非命運使然乎？承屬令親，自當位置。然機局已不容兼轄，駢聯(lián)吉語，徒負褒嘉。只可徐待機緣，別籌報命�！�…此中境況，惟吾兄能諒之，亦惟吾兄能知之。弟自顧疏慵，無所損益，念帥座舉錯若是，殊為盛德之累，所以郁郁者在此，并非牢騷之鳴，愿勿為外人道也�！笨梢钥闯觯�重返山東的張蔭桓，并不如意，至少他認為丁寶楨任用非人，犯了無可挽回的錯誤。十月二十三日信中又說：““河東固結甚深，恐貽帥座盛德之累�！倍�寶楨聽信薛福辰，在距濟南數(shù)里的將鵲華山麓購地設機器局，中有古墳三百馀座，須發(fā)掘遷厝�！胺�使與稚帥不洽，緘默不言；臬使言而不效；弟言之而依違兩可。稚帥一意孤行，牢不可破。”不料。次春動工后，巡撫署中，兩月子孫先后四殤。至是乃郎垂涕而陳，始罷遷墳之令。這里似乎是說因為遷墳之舉導致丁氏家運多舛，其實也是借以發(fā)泄對定的不滿。這與以往認為丁、張關系融洽、張為丁所賞識并對其感銘不盡的習慣說法提出了挑戰(zhàn)。 重返山東后，在金石收藏方面他倒很活躍，且有不少收獲。光緒元年九月十二日張蔭桓寫給潘康保的信中寫道：“陳壽卿所藏毛公鼎秘不示人，拓本亦不可得。聞將此器壓于積谷之下，慮人偷拓也。前年有粵人攜書畫、古器來售者，壽翁與購漢印千馀方及趙飛燕玉印、大癡山水等物三千馀金，即延其人寓。此君骨董鬼也，潛費五十金，募人拓毛公鼎兩張。百計經(jīng)營而得出。又散氏盤亦在壽翁處，此物更秘而不宣。弟夏間托人往拓其金石各器，自三代以下迄隋唐，但拓文字，尚未到手。除毛、散兩器外，壽翁拓本亦尚易得。哲兄伯寅侍郎（即潘祖蔭）頻與通問，侍郎近刊印章壽翁屬記室代為刊送。金石之契則尤密，恐毛公鼎壽翁仍秘之也。家舅氏得召公器六件，銘字亦多。近欲仿西洋法照出，苦無大鏡能照全器者。昨始購得一鏡三百馀金，擬攜入省中照各器，當有精品寄呈雅賞也。壽卿所藏，弟當覓兩分，以一自玩，一以分貽文壇。期以明年可如愿也。壽翁吝甚，鄉(xiāng)里嘖有煩言。惟耆古之懷則萬金不惜。聞其乃郎非克家者，壽翁漸老，群從頗不相能，名德之后至為惋惜耳�！迸丝当！⑴俗媸a及吳大澂不僅同鄉(xiāng)，且都擅金石收藏。信中說到陳介祺收藏毛公鼎及拓片的一些內幕，可作為研究金石學的珍貴資料。又言李宗岱在省城（濟南）買大“鏡”照各器之事，當是指為青銅器拍攝照片，這是來自廣州富商家庭的李宗岱才有能力開展的的時尚愛好�？磥�，照相機很早就用到金石收藏方面了。 四 光緒元年張蔭桓重返山東后，先奉委修筑煙臺通伸崗等處炮臺。次年署理登萊青道，駐扎煙臺，管轄三府二十八州縣，政務殷繁，兼管關榷及華洋交涉事件，職責非輕。光緒三年十一月，方汝冀補授登萊青道，次年二月抵任，張蔭桓交卸署任，返回濟南，仍做候補道。光緒五年三月，周恒祺接任巡撫后，對張多有倚重。七年二月至四月，因鹽運使林述訓署理按察使，經(jīng)周恒祺奏請，張蔭桓以候補道署理山東鹽運使。到了九月，奉旨簡授安徽徽寧池太廣道，他在山東的仕宦生活才告一段落。 從張氏書信透露的信息分析，張蔭桓交卸署理山東鹽運使事務后南下，這年臘月間始到江寧，除夕前一日趕到安慶繳憑，八年正月初六日奉飭赴任，十一日稟辭就道，十三日抵達道署所在的蕪湖縣，正月十五日正式接任辦事。張蔭桓致劉傳楨的四封信便是蕪湖關道任上寫的 ，時間是光緒八年六七月間。當時，長江沿線發(fā)生了嚴重洪澇災害，據(jù)載“淫雨為災，江水盛漲，加以山洪暴發(fā)，沿江各州縣圩堤漫決殆盡。懷寧、潛山、太湖、宿松、望江、歙縣、婺源、祁門、績溪、宣城、寧國、英山、霍山十三縣均報有水沖、沙壓田畝情事。（《皖政輯要》）巡撫裕祿請旨撥發(fā)帑銀六萬兩賑災。蕪湖雖然災情不重，也令人擔憂。張蔭桓在信中提及蕪湖的災情和賑濟情況及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派周裁五攜款來皖賑災的部分情形。 另外兩封給劉傳楨的信，分別寫于光緒十年十月初四日和初十日，當時，張蔭桓已經(jīng)奉旨進京預備召見，正在東行北上途中。原來，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江安糧道張富年、浙江寧紹臺道薛福成、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張蔭桓各該員，送部引見，并飭該員等迅速由輪船赴京等因。欽此�！比�月初八日，裕祿奉到諭旨，急令署理安徽按察使的張蔭桓將臬司篆務交卸，盡早進京。二十二日交卸完畢，即刻起行。他在四月四日給劉傳楨的信中說：“別后，廿六午抵秣陵，謁沅帥（曾國荃，字沅甫）。廿七八兩日三謁沅帥，適美領事往商準用小輪船行駛江面，沅帥駁之。飭念（念，張蔭桓藏有南海同鄉(xiāng)吳榮光的齋名印“念初思滿齋”，因敬仰吳氏，自稱“念弟子”，這里代指張本人 ）為擬稿，函致各關。長裾頻曳，謁談于簽押房，期許甚優(yōu)，愧無以報……念初二抵滬，候屺堂（即張富年）自蘇回，即便北發(fā)，抵津當再奉聞。孟嘗君（代指薛福成）已先就道矣�！边@里提及張蔭桓為曽國荃起草與洋人交涉文稿的細節(jié)。在上海逗留期間，他見到了從京城南來赴任的粵海關監(jiān)督海緒（字贊廷）和蘇松太道邵友濂，得知了一些甲申易樞的傳聞，四月初十日信寫道：“此間得晤粵海關部海贊廷，云五星更曜之事。元公初六上陵，十二旋返，十三早傳召六部，臨時又添傳戈什，按班并無軍機起，五星遂退。及諸老進見時，案上置紅匣，諭伯邸開視，伯邸起而捧持，即時開閱，諭：且出去再開。此即十三日之上諭也。諸老請見四次，不可得。至第三次時，內間傳諭問：不遵旨否？諸老答以并非不遵，特有面陳之語。隨連銜遞封，奏請收回成命，并請五星復位。攜稿謁醇邸，奉諭：求退則可，若仍請復舊，必干圣怒。諸老遂將稿刪改，十四日封遞。是日召對，諭毋辭讓，隨即謝恩，并面陳補遞謝摺云。此聞之海贊臣者也。又，邵小村言，閻、許之兼譯署，系張副憲懇之醇邸，不允，繼之以哭，醇邸為之動，乃有是舉云。”近人筆記中有不少有關甲申易樞的記載，張蔭桓從海緒這樣內務府一系滿員中聽到的消息，相對比較可信，可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張蔭桓在上海候船數(shù)日后，北上到天津，再抵達京城。翁同龢日記四月三十日有張氏到其宅中拜訪的記載，則張蔭桓抵京的時間應在四月下旬。五月十五日受到慈禧召見，被賞給三品卿在總署行走，翻開了他仕宦生涯新的一頁。 張蔭桓寫給趙新、潘康保、劉傳楨的這批書信，品相保存十分完好，部分信末還鈐有張氏的印章“南海”“曼華盦主”等。這次刊行一方面保留了書信原貌，使讀者可以感受到寫信人當時的意趣和情緒，欣賞到箋紙的精美；同時，我們也對全部書信做了釋文，并對其中涉及的人名字號、職官別稱、制度做了簡單的注解，便于讀者閱讀。需要說明的是，書信中有不少地方官員都是小人物，事跡很難考定，只得存疑待考，更無論一些隱語和代稱了。資料整理從來都是積少成多、由粗到精的過程，是一項必須扎實推進的工作，期待有更多學者投入精力從事這個基礎性的工作。整理中難免有訛誤，歡迎學界朋友批評，以便今后有機會改正和完善。 整理者 2019年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