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弁言

本書的主題，是中韓文化交流。中國的儒家學說，如何經由朝鮮政府與學人的考察、導入、消化、吸收，引進朝鮮半島，構建起以孔門倡導的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理念的國度，這是中、韓兩國學術界的共同課題。中國從西周周公“制禮作樂”以來，便是禮治的國家。中國之禮，學術與制度兼?zhèn)洹Ｔ鴩�藩總括儒家文化的特點時說，“治國以禮為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近代學術泰斗錢穆先生說：“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北緯�試圖從“古禮”，即儒家經典《周禮》《儀禮》《禮記》及由此生發(fā)而來的典章制度之學出發(fā)，考察朝鮮半島儒家化的大致過程。

在歷史上，儒學對于東亞文化圈的形成，對于民眾價值體系走向認同，起了主導作用。晚近以來，西學東漸，儒家文化遭受無情摧殘，東亞文化面貌開始變異，進而出現了對儒家文化是否還有現代價值的質疑。在此，我回想起當初與韓國的密切交往與種種見聞。如果我們能“以鄰為鑒”，看看韓國如何對待傳統(tǒng)文化，或許會有意外的收獲——因為我們擁有基本相同的歷史與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中韓兩國所面對的基本問題，是恢復與發(fā)展經濟。朝鮮戰(zhàn)爭結束后，韓國經濟滿目瘡痍，許多山頭被炮彈炸得寸草不生，有老人告訴我，不少地方連一塊燒飯用的柴火都找不到。聯(lián)合國派員赴韓考察后的結論是，若再不予以人道救助，則該國人民難以生存。60年代初，韓國經濟在艱難中起步，普通人連一日兩餐都難以為繼。未來的韓國之路如何走？是否一心拼經濟即可？令人眼睛一亮的是，韓國人清醒地認識到，物質與精神不可偏廢，當同步發(fā)展。精神文化雖不能像經濟那樣帶來可觀的利潤，但對于塑造民族精神，提升民眾素質，卻有著自然科學無可取代的巨大作用。

1965年，50位著名韓國學者倡議成立“民族文化推進會”，以傳承與振興傳統(tǒng)文化，高揚愛國精神為己任。1970年，樸正熙政府撥款修葺500年前朝鮮鴻儒李退溪創(chuàng)建的“陶山書院”，拓展書院附近的道路，以此作為國民教育的基地。1978年，韓政府創(chuàng)建韓國精神文化研究院，其宗旨是：“研究民族文化的精髓，堅定主體的歷史觀和健康的價值觀，探索未來發(fā)展的坐標，弘揚民族振興的國民精神，為民族文化的暢達作貢獻�！笨梢姡�韓國上層對于精神文化的重建，旗幟鮮明地立足于民族文化，而非西方文化。這種理念，可謂彌足珍貴。

民族文化的重建，離不開民間的響應與配合，否則就只是漂亮的口號。令人由衷欽佩的是工商界的鼎力配合，慷慨解囊者不乏其人。這里尤其要提及的，是韓國“退溪學”研究的三位主要推動者，退溪研究院院長李東俊、國際退溪學會理事長李龍兌、退溪研究院理事長李源綱等三位實業(yè)家。退溪，是韓國朝鮮時代鴻儒李滉的號，韓國儒學的標志性人物，素有“海東孔子”之稱。李東俊出身儒學世家，擔任仁川制鐵株式會社董事長，企業(yè)資產雄踞全韓第二。其父六十大壽時，各界募集巨資，擬按照傳統(tǒng)禮儀舉辦盛大的“回甲宴”，被李先生婉謝，他用此筆款項建造一座大型圖書館，捐獻給家鄉(xiāng)安東市。為了弘揚韓國學術文化，李先生又著手創(chuàng)辦“退溪研究院”。李東俊先生出資建造研究院大樓，并延聘學者收集、整理、出版退溪文稿。為了擴大韓國文化在全世界的影響，退溪研究院以兩年一屆的節(jié)奏，在各國舉辦退溪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李先生去世后，將全部財產捐贈退溪研究院，其高風亮節(jié)，成為全社會的楷模。李龍兌先生畢業(yè)于漢城大學(今首爾大學)物理系，其后遠赴美國學習計算機，獲博士學位，回國后擔任韓國規(guī)模最大的通訊公司的董事長；公務之余，涵泳于儒家經典，學養(yǎng)很深。某年，李先生之子行將赴美攻讀物理學博士學位，李先生諄諄教導，出洋留學，首先要有本國的文化根基，無論何時都不可忘記本國的文化傳統(tǒng)。為此，李先生要求其子在六個月之內背誦完《孟子》，方可出國。其子未能按時背完，李先生決定推遲其簽證日期，直到其子全文背完《孟子》，方才允許出國。此事一時傳為美談。李源綱先生畢業(yè)于漢城大學歷史系，能背誦“四書”，精通古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因迫于生計，到公司謀生，后來成為“三又精密社”的董事長，他不僅多次捐獻巨資于退溪研究院，而且籌建“學術財團”，希冀能獎勵各國杰出的人文科學學者。

以上三位先生的共同特點，是自幼受儒家文化熏陶：李東俊出身儒學世家，李龍兌的家鄉(xiāng)慶尚北道是朝鮮時代書院最密集的地區(qū)，李源綱先生亦然。一心向慕儒學，而生不逢時，或無法入學，或學后沒有營生，故他們最大的愿望就是為后代創(chuàng)造讀書和研究的環(huán)境。

儒學在韓國民間有深厚的基礎。韓國許多學術團體，背后都有“后援會”支持，成員大多是資產規(guī)模較小但向慕儒學的理事長，樂于贊助學術團體的各項活動。但凡是舉辦紀念本鄉(xiāng)本土先賢的學術會議，或者是當地的鄉(xiāng)校的祭享、講學活動，捐助者都非常踴躍。

上述數事證明，古代朝鮮浸潤于儒家文化數百年，形成了豐厚的文化土壤，盡管飽受外敵入侵，歷經患難，但儒家文化的根荄猶在。古詩有云：“菁莪造士，棫樸作人�！比寮抑�士，志在經世致用，淑世救民，故一有機會，依然生機勃發(fā)。60年代的韓國盡管生活困窘，但舉國上下不失文化精神，故能堅忍不拔，積二十年之功，經濟成功起飛，創(chuàng)造了著名的“漢江奇跡”。

時至今日，中韓文化交流的空間依然很大，此舉一例。筆者訪韓歸來，寫過多篇介紹當代韓國儒學的文章，其中一篇談及我在首爾白云山公園意外發(fā)現一座弓道館，墻上掛著《禮記·射義》中論述周代射禮人文內涵的語錄，教練聽說我來自中國，便取出一把古代的弓，說是“角弓”，并做了張弓的示范，這令我大吃一驚。以前讀《詩·小雅·角弓》“骍骍角弓，翩其反矣”句，從未往心里去，以為是早已湮滅在歷史塵埃中的器械而已。此事對我后來的學術研究影響頗大。歸國之后，我撰文介紹此行，在媒體刊發(fā)。出乎意料，此文居然被素昧平生的中國國家射箭隊前總教練徐開才先生讀到，引發(fā)了他的興趣，從此，我們成為莫逆之交。徐先生多次邀請我參觀射箭比賽，與運動員交流，使我對周代射禮有了全新的認識。由此，我開始研讀《儀禮·鄉(xiāng)射禮》，探究其禮法、禮義，發(fā)現了一個全新的研究領域。20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我撰寫的《從〈儀禮·鄉(xiāng)射禮〉看中國古代的體育精神》一文在《光明日報》發(fā)表，《新華文摘》作了全文轉載。其間，我萌生了仿照孔德成先生當年在臺灣大學組織師生復原《儀禮·士昏禮》的故事，復原《儀禮·鄉(xiāng)射禮》，希冀將這一富于東方特色的古老文化活動再現于世。2016年，我擔任首席專家的“《儀禮·鄉(xiāng)射禮》復原與當代中國日常禮儀研究”被批準為國家社科基金的重大項目；為了深入了解韓國的禮射歷史與現狀，我委派研究生去韓國各地考察，之后又去日本考察。以此為基礎，我們與江蘇建筑職業(yè)技術學院合作，舉辦了“中日韓傳統(tǒng)弓箭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三國學者展示了各自的傳統(tǒng)弓箭制作工藝，并進行了射藝展演，取得圓滿成功。此外，隨著研究的深入，我開始關注《考工記·弓人》對角弓制作流程的記載，收獲滿滿，以此為基礎撰寫的《弓檠弓考》一文去年在《考古》刊發(fā)。追本溯源，我對弓箭、射禮的認識與研究，發(fā)端于首爾的弓道館，真是令人感慨！

本書200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數年前即已售罄，今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增訂再版，借此機會，略述訪韓的感慨數端于上，弁于書首，敬請讀者朋友賜教。

彭林

2020年4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