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整輯排比，謂之史纂。參互搜討，謂之史考。皆非史學。

——《文史通義·浙東學術(shù)》

意為史料的整理及史實的考證，均非史學的目的。

章學誠的這句名言，不知為何一直反復(fù)徘徊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我們深知史料的整理和史實的考證并非史學的終極目的，卻依然日復(fù)一日將大量時間花費在這些工作上。而且因為這一點，不時有人以略帶輕視或是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稱此為“考證史學”“客觀史學”或是“實證史學”。我倒不以為意，反而很是滿足，甚至感到驕傲。數(shù)年來，我一直從文部省接受科學研究費補助，用來整理《中國制度史語匯》。然而一旦著手整理，才知這項事業(yè)并非易事。因為無法將每個單詞單獨地抽離出來去理解；如果不從整體去把握的話，就不能完全理解各個部分的含義。在歷史悠久的中國，用一個時代的制度去推演其他時代情況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即使名稱相同，在不同時代，其內(nèi)容與意義也大不相同。宋代以后與漢代以前的情況，由于常常被拿來研究，所以能了解其大概。而最令人困惑的是夾在中間的六朝，這是一個特殊的時代，無法用漢代或宋以后的知識與感覺進行解讀。

原本我大學畢業(yè)后不久，曾嘗試讀過六朝歷史，其后也偶爾會產(chǎn)生重做六朝研究的想法，還曾在《史林》上發(fā)表了一篇《清談》（收錄于《宮崎市定全集》第七卷，巖波書店，1992）。之前的諸家學說專門從思想上、從出世的意義上理解魏晉的清談，而我的這篇小論則完全從人性本惡的立場出發(fā)，認為清談中混雜著十分功利的、世俗的動機，即指出了清談被用作選舉工具的一面。我抱著仿佛第一次接觸的心態(tài)重新審視六朝正史，一如既往地決定站在人性本惡的立場去理解六朝貴族制度。本來在歷史記錄中，并無關(guān)于當時言之鑿鑿的記載。在某個時代清楚明確的事情，在下個時代就會變得并不確切，因為沒有書面記錄，結(jié)果成為現(xiàn)在最難理解的事情。而某個時代的確切事件，是理解那個時代的關(guān)鍵所在。如果不搞清楚它就無法理解該時代，強行理解則會造成天大的誤會。從這層意義上來看，六朝可以說是最容易招致誤解的時代。

如果認為古典考證在清朝考據(jù)學時已至巔峰，就大錯特錯了。清朝考據(jù)學中有幾條重要家法，其中一條就是“無征不信”。意思是沒有文字記載則不可信。如此腳踏實地的研究方法，確實令考據(jù)結(jié)果不可動搖，但與此同時，這一長處也正是其短處，展現(xiàn)了考證學的一大瓶頸。清朝的考證學始終貫徹各自部分考證的方法，因而未能建立起積極的體系�？梢哉f是研究態(tài)度所導(dǎo)致的必然結(jié)果。

我為了把握六朝的制度體系，先從研究官與吏的分途入手，然后感到有徹底查清九品官人法實際形態(tài)的必要；為此，還必須弄清始于三國曹魏時期的九品官制。此時，最派得上用場的參考 書，居然是《三國職官表》。它的作者洪飴孫是嘉慶時期的學者，在清朝的考據(jù)學者中也僅能排得上第二流。這部著作乍一看枯燥無味，然而用到的時候，它卻發(fā)揮了很大作用。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大發(fā)現(xiàn)。史料的整理與史實的考證，總歸該有人來做。了解了九品官制的輪廓，就可推測將九品官制與中正鄉(xiāng)品連接起來的是起家制度，規(guī)定了貴族在現(xiàn)實中門地高下的也正是這個起家制度。這件事在當時的社會來講，大概是清晰明了無須贅言的，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卻變得最令人難以捉摸。這種難以捉摸不僅我們外國人會感受到，對中國人自己來說也完全相同。如果我沒有眼拙看漏，在中國人進行的六朝貴族制度研究中，且不說過去的研究，截至最近的出版物中也幾乎未出現(xiàn)過關(guān)于起家制度意義的論述。

我在此次研究中，打算采用一種與以往的考據(jù)學家的家法相比，展現(xiàn)了飛躍性的方法。同時反過來說，如果想要以過去那種每處考證都扎實嚴謹?shù)挠^念來進行攻擊的話，我的研究可以說是破綻百出，得出的結(jié)論也不堪一擊，想推翻它是輕而易舉的�？墒谴撕笙胍�另外建立一個新的體系恐怕并非易事。也許我有時跨過了考證的界限，卻始終未忽視或回避過考證，也沒有為了迎合 某種定論而對考證進行歪曲。我一直堅持事物應(yīng)按其原本的法則運行，致力于觀察并還原其本來的面貌�？赡苡袩o心之失，但絕不至被問故意之罪。

大凡學問結(jié)果的正確與否，是不應(yīng)由當時的多數(shù)表決進行決定的。無論社會多么民主，此一點做法卻恕我拒絕，同時我也拒絕以是否滿足某種既定法則為標準的評價方式。就算把精密的測量儀器放在書旁測量，研究也不會有任何反應(yīng)。是否能被這個社會接受完全不應(yīng)該成為問題。歷史學既非烈酒，亦非甘露，更非興奮劑。要言之，歷史學的研究成果不應(yīng)被歷史學以外的任何東西來判斷其價值。能決定研究真正價值的，唯有之后繼續(xù)研究的研究者。正確的研究只有一個方向。后繼的研究者若能沿著這個方向前行，前途就擁有無限發(fā)展的可能性，能夠無限接近歷史的真相。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研究者不僅自身是研究的實踐者，也是預(yù)測未來研究的預(yù)言家。在這層意義上，我為我身邊擁有值得尊敬的先驅(qū)而感到無比幸福，并希望能為此傳統(tǒng)奉獻綿薄之力， 流傳后世。

本書以六朝貴族制度為研究目的。然而就此將其作為書名，則因其欠缺經(jīng)濟層面的研究而無法實現(xiàn)。雖以“流品的研究”為題也未嘗不可，但流品的思想在宋代以后也依然延續(xù)。因以九品官制及起家制度為中心進行考察，故一言概之，以“九品官人法研究”為本書的題目最為自然。同時本書內(nèi)容上與我十年前的舊作《科舉》一脈相承，所以添上副標題“科舉前史”。鉛字的字號與排版也都盡量以舊作為范本。

本研究受到文部省長達數(shù)年的科學研究費資助，又在昭和三十年（1955）獲文部省出版補助終得付梓。出版之際，承蒙東洋史研究會與中村印刷株式會社的照顧，受惠良多。制作索引時，對佐伯富副教授、鈴木千惠女士多有叨擾。書名題字為本人拙作，為的是要使用藤枝晃副教授所制作的篆印。以此為記，對諸位相關(guān)人士的深情厚誼敬表謝忱。

昭和三十一年三月（1956年 3月）

于京都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