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遺產(chǎn)研究的根本意旨，應(yīng)是承傳高貴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藝術(shù)審美情趣。其價值傾向，無疑應(yīng)該是否定低級而弘揚高級，否定丑惡而頌揚美好，否定卑劣而禮贊高尚，否定庸俗而倡導高雅。
　　然而，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大陸的文學遺產(chǎn)研究，由于常常受到實用政治因素或庸俗文化因素的影響過多，因而對高貴的人文精神和高雅的藝術(shù)情趣缺乏重視，甚至有所歧視。高貴和高雅大抵被視為與“人民性”相脫離的“剝削階級”的趣味。而所謂“人民性”，則又被限定為反映“民生疾苦”，表現(xiàn)“憂國憂民思想”，“批判……”“反抗……”等。
　　這顯然是文學觀念的歷史性失誤。這一失誤的前提是把“人民”這個概念狹隘化，等同于“被剝削被壓迫的勞苦大眾”，而把高貴和高雅等同于“統(tǒng)治階級”“剝削階級”。其實這些概念本不該如此狹隘，更不是如此不相容的。
　　人類文明進程中的一個重要旨趣就是走向高貴和高雅。如同科學和自由是人類永不停息的追求一樣，高貴和高雅也是人類永遠心儀的生存佳境。否定這一點，那就是自甘墮落。而我們半個世紀的文學遺產(chǎn)研究，恰恰就一直存在著這種可悲的墮落。
　　這種墮落當然不是孤立的學術(shù)現(xiàn)象，或者也并不完全是研究者們自愿的，而是與整個社會對知識、知識人才、知識行業(yè)的強制性輕賤有關(guān)。這種輕賤從政治到經(jīng)濟、從物質(zhì)到精神，無所不在地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盡管近些年來，知識被公開聲稱受“尊重”了，但輕賤知識的舊體制其實并未根本改變，因而知識仍然無法真正尊貴起來。
　　既如此，文學遺產(chǎn)研究也就仍然無法完全擺脫歷史性的媚俗和墮落，談“人民性”就理直氣壯，談高貴和高雅則心虛、羞澀。然而，正如人們對高貴生活的追求實際上早已超出了觀念的局限一樣，人們對文學遺產(chǎn)的價值體認實際上也早就超出了過去所謂“人民性”的范疇。尋求高貴和高雅，畢竟是人類生存的重要的精神動力。
　　那么，以往文學遺產(chǎn)研究對哪些高貴精神和高雅情趣缺乏重視呢？
　　從總體看，以往半個世紀的研究一直存在重集體輕個人、重大眾輕貴族、重通俗輕典雅、重質(zhì)樸輕華麗、重思想輕藝術(shù)、重造反輕升平、重批判輕歌頌等傾向。比如一般的文學史教材，對獨立、自由的個體人格意識的關(guān)注顯然不如對憂國憂民意識的稱頌多；對個性的肯定遠不如對民族性、階級性的張揚多；在文學史的英雄譜系里，民族英雄遠多于個人英雄。又如，重唐詩輕宋詩的研究傾向，就含有重通俗輕典雅的意識。
　　對文學遺產(chǎn)的高貴精神和高雅情趣的發(fā)掘和傳承，也需要研究者具有一份耐得住寂寞的高貴情懷。在這方面，陳寅恪先生是令人景仰的。他那種堅守精神家園的文化托命人的自負，那種壁立千仞的文化守護人的自勵，那種空谷足音般的獨立學人的自持，還有他那些豐碑般的學術(shù)思想，永遠感動著后輩學人。他在《王靜安先生紀念碑文》中所倡導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的圣賢精義，正是高貴的人類精神和學術(shù)精神在當代學人中難能可貴的遺存。
　　在我看來，或許陳先生和他所敬重的前輩王國維，以及他的弟子鄧廣銘先生，對天水一朝的文化所做的“登峰造極”“空前絕后”的評價，就含有弘揚高貴之意圖，因為趙宋時代的確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尊重文化、尊重知識的時代。宋代文化特有一種高貴典雅的文人氣質(zhì)，因而深為后代崇文向?qū)W之士所心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