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歷史不會萎縮

雖說我引用了“中國大歷史”的名號，但大歷史這一觀念卻由來已久。黑格爾縱論歷史，早已奠定了大歷史的哲學立場。湯因比分析世界各國文明，以六百年至八百年構成一個單元，敘述時注重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 factors）所產(chǎn)生的作用，也樹立了大歷史的典范，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中寫出：“人類的智力不能掌握著一切整體現(xiàn)象之起因，但是企望發(fā)現(xiàn)這些起因的需求卻縈懷在人類靈魂之中。人的智能還不能查驗得出來各種現(xiàn)象的繁復情形，首先抓住第一項近似于起因的事物，立時叫說：‘起因在此!’”

在歷史事件之中（人類的行動成為了觀察的題材）首先最原始的猜擬即是鬼神著意于此。以后則提到站在歷史前端的人物之志愿——歷史中的英雄人物，有志于此。但是一個人只要透視到任何歷史事件之真諦，看清了多數(shù)人參與的情形，即會了解歷史上的英雄并沒有掌握著群眾的全部行動，而實際其本身尚被掌握。表面看來，我們這般那樣去領略歷史事物之意義無關宏旨�？墒怯行┤艘詾槲鞣饺讼驏|方進軍無非因為拿破侖有意于此；還有人則以為此事之發(fā)生，因為它必會發(fā)生。二者之間有很大差異。有如一些人以為地球靜坐，各星球繞之而行，周而復始。還有些人則索性承認他們不知道地球何以會被持放于空間，但是知道它的運轉和其他行星的運轉受自然法規(guī)的支配。歷史上的原因只有一個諸種原因的總原因；除此之外沒有其他原因。但是，各種事件的發(fā)生受各種規(guī)律支配，這規(guī)律有些我們茫然無知；有些則即將摸索到手。要使發(fā)現(xiàn)這些規(guī)律成為可能，首先即須排除當中某一人之意愿可能為一切之起因的想法，正如發(fā)現(xiàn)星球運轉之規(guī)律為可能，只要放棄“地靜說”。

帕斯捷爾納克（Boris Pasternak）在他的小說《日瓦格醫(yī)生》 （Doctor Zhivaqo）中自承受托爾斯泰影響。書中借著日瓦格醫(yī)生失去拉拉時的沉思提及：歷史無法眼見，有如草葉滋長的過程中，無人能目睹其成長。

以上的鋪陳包含著兩項啟示，歷史學家不可不察。

第一，托爾斯泰在《戰(zhàn)爭與和平》之中提出一個一切起因后面有一個總起因的說法，和佛教華嚴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解釋接近。但是西方思想家認為這總起因人類無從了解。即加解釋也屬于神秘主義（Mysticism）的境界。有如現(xiàn)代天文學家認為宇宙之創(chuàng)始由于200億年前“一聲大響”（Big Bang）使各種物體膨脹而起。將來又若億年之后太陽上的能源用盡，太陽系統(tǒng)內生命同歸于滅。此中意義何在?縱加解釋，也屬于宗教而不屬于歷史學。

第二，歸而求諸次，我們倒可以發(fā)現(xiàn)各種事物相互關聯(lián)，有如星球相互的運行，都受客觀規(guī)律的支配。當中各個人領導的力量小，而群眾運動由非人身因素作主的力量大。如果我們按照這種提示摸索過去，在發(fā)現(xiàn)各種規(guī)律之中，必然會勾畫出來一個大歷史之輪廓。我的經(jīng)驗，則這樣寫來的歷史，前后連貫，也中外聯(lián)系。如果一個歷史學家筆下所處理的明清史與秦漢史全然無關，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較而不能在發(fā)展的過程中亙世紀或貫穿千百年地互相印證，當中必有蹊蹺。而且將歷史中的非人身因素不斷地追索回去，最后必及于所述國家的天候與地理。

中國歷史的原始資料又富于編綴大歷史的線索。

舉一個例，東漢之末的曹操過去曾受不少歷史學家唾罵。野史中的許子將稱他為“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孫盛著的《雜記》又謂他自稱“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還有他所頒發(fā)世稱“魏武三詔令”的文書求才，內稱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干的人不一定有品德。他需要的是能臣，而不是守規(guī)蹈矩之士。這樣更招致攻擊。有了這樣一個梟雄當權，自己逼宮，兒子篡位，怪不得廉恥喪盡乾坤顛倒，引起中國一段長期分裂的局面。

可是我們仔細讀他的《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原文是一篇自傳。內中說及他當初潔身自好，無意過度地發(fā)展，但是事不由己，總是環(huán)境逼迫，一步繼一步地逾越當初界限�！坝旨簲�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已］慕虛名而處實禍也。”這樣說來他的冒險犯難尚是個人的犧牲。文中又表現(xiàn)當日分裂的局面已成，他實在是挽狂瀾于既倒�！霸O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所以他在這時候還想勉強維持一個統(tǒng)一的局面，已是費盡心力，只有不顧本身名譽不較身家性命利害。

這還只算他自身的辯讓。我們再讀《三國志》里的《魏書·武帝紀》，他最初“舉義兵以誅暴亂”，辭大將軍銜以讓袁紹。不愿加害劉備，自稱“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稱畢諶：“夫人孝于其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他的建安八年令修郡縣文學，尚且稱：“喪亂已來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見仁義禮讓之風，吾甚傷之�！敝链巳圆环�傳統(tǒng)道德的作風，直到一切無效，才提倡只求才不顧德。

以上本紀也仍可能是宮廷史官諛飾之辭�？墒遣茇П浦鴿h獻帝遜位后，司馬炎又逼著魏主曹奐遜位；司馬家之晉朝尚有八王之亂，兄弟叔侄稱兵廝殺；隨著北方有五胡十六國，南有宋齊梁陳，經(jīng)過三百六十九年的混亂顛簸才有隋文帝的統(tǒng)一。這局面絕不可能由曹操一人負責，也不能再因循于抽象字眼，用“黑暗”“淫酗”和“腐化”等搪塞。因為那樣仍是以傳統(tǒng)的人身道德為一切事物之根源，也仍是強不知為已知。

這樣一來，大歷史逼著我們尋求技術角度（而不是道德本位）的解釋。有如冀朝鼎的“關鍵經(jīng)濟地區(qū)”（key economic area）說，據(jù)此解釋，當日的魏、蜀、吳各具備內部自足的條件，向外交接困難。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則注重游牧民族的生計始終不能與中國精耕細作配合。塞外的“游牧周期”則與中國內地的“朝代周期”相盈虧；彼合則此分，此短則彼長。古籍的記載也提及公元300年前后大規(guī)模水旱蝗災迭至，各方都有驅饑民作戰(zhàn)的趨向。又自東漢“黃巾”叛變后各地筑塢，村民隨著豪宗巨族武裝自立，以后即在胡漢混居的地區(qū)，村民也作“堡壁”，互推“盟主”。這都是妨礙統(tǒng)一的因素。直到大規(guī)模軍事行動之后，人口遷移，由北向南，由西向東，原始耕地也不斷開拓，一般生計舒展，計口授田成為可能，大規(guī)模的胡漢通婚，下迄閭閻，上至帝裔。不僅北魏拓跋氏自動漢化，即隋楊王朝和李唐王朝也全是胡漢混血。隋煬帝又鑿運河，溝通南北間的交通。尚且因著隋唐的統(tǒng)一，重訂科舉制度，“學者皆懷牒自列于州縣”，亦即不待征辟，用人全部公開。

有了這些例證我們才知道由秦漢的“第一帝國”進展到隋唐宋的“第二帝國”，不僅范圍擴大，而且在某些方面變質，因之魏晉南北朝當中的一段改造期間才如是曠日持久，更因著科舉制度我們倒看回去可以想象當東漢陵夷而至三國時官僚組織已被巨家大室壟斷。袁紹一家“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由學閥而變?yōu)檐婇y，官渡一戰(zhàn)能動員十萬人，用糧車一萬輛。這樣看來曹操之求賢并不是偏要推恩遺愛于無德之人，而是剔除當日“孝廉”的一個被包辦壟斷、并不合時的觀念，只是積習難改，即曹魏用九品中正之后，也仍是“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又直到隋唐之間，印刷品問世，教育普遍。又直到唐高宗武后殿試親自詢問應試學者，才使整個官僚組織變質。

如此在大歷史的角度看來，曹操是好人或壞人，不是問題的關鍵，他無從掌握全部群眾運動。他自稱“本志有限”，被時代的潮流逼迫，應為可信，也與毛澤東自稱“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近接。最多我們也只能說他是進展至魏晉南北朝時歷史上之經(jīng)紀人和歷史之酵素。他一生征伐，象征著秦漢帝國業(yè)已崩潰，隋唐宋帝國尚未登場的階段之啟始。

我第一次用“大歷史”的名目是在1985年，用在《萬歷十五年》臺北版的自序，又在同時我寫了一篇時論，自署標題為“中國長期革命業(yè)已功成——五百年無此奇遇”，在紐約發(fā)表。編輯先生雖然接受了這篇文字，但是覺得標題過于刺眼，改為較為含蓄的“個人經(jīng)驗與歷史”付印。

這文字的要點我以后在不少書刊里重用，也在電視講演時道及。其內容亦即是用寬廣的視界，長遠的眼光，檢討中國近百年的遭遇。計有：

◎中國在20世紀的長期革命是世界史里前所未有的事跡。以一個中世紀的國家，工業(yè)條件未備，去拖垮一個先進國家，已是令人驚訝。而八年抗戰(zhàn)之后又接著四年內戰(zhàn)，更逼著放棄東方傳統(tǒng)去接受西方標準，至此中國歷史才與西洋文化匯合。

◎這個過程中蔣介石與當日的國民黨，創(chuàng)造了一個新國家的高層機構。這包括統(tǒng)一軍令的國民黨軍隊和征兵法，法幣和主持它的中央銀行，新教育制度和各種軍事學校。只是草創(chuàng)伊始，免不得馬虎將就。

◎毛澤東與中共的貢獻在于翻轉基層組織。雖然經(jīng)過反復，現(xiàn)在看來其程度亦超過北魏以來至隋唐之均田。

◎鄧小平及其繼承人的工作則是重新修訂法律，敷設上下間的聯(lián)系作為永久體制。臺灣則以1953年的“耕者有其田”法案完成類似改革。

我寫得多了，有些讀者也看得多了，就有一位書評家寫出黃仁宇“執(zhí)拗而自信”，而且不論我寫什么，總要把中國大陸寫成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這不是我的立意。我用的是歸納法，不是演繹法，重綜合而不重分析。以上四點有目共見，現(xiàn)在我用這結論作假說，倒看回去，將中國古代史、近代史（對我個人而言特別是明代史）、西洋史、日本史、個人觀感、人物傳記（如最近閱及的蔣介石日記）整幅重新修訂。有如托爾斯泰所說，世事如行星相互運轉，舉一而反三，彼此互證。我要核對以上結論是否合理，是否與古今中外的事例不悖。這并不是所謂舊瓶裝新酒，而是大規(guī)模打開門面，有如自隋唐的體系重新估計魏武，固然以舊迎新，也以新問舊，凡事都在再度審訂之列。在我看來迎接新世紀的來臨，這不過是初步嘗試，以后所有歷史書籍都將要如此向前修訂。

迄今我沒有失望氣餒的理由，英文版《中國大歷史》已出“世紀新版”（Turn of the Century Edition）。日文本已再版，韓文版也大致翻譯就緒�！斗艑挌v史的視界》經(jīng)過大幅整理，也望在今秋（1994年）出英文本。我整理過的一部分蔣介石日記和附屬資料早已譯為英文，又加入附注七百余條，已先于《中國歷史研究》季刊（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去年及今年兩次專號載出，也希望明年刊為專書（書中證明他經(jīng)常為側后環(huán)境操縱，無法獨行其是）。日文本則仍由東京東方書店籌備。

大陸方面的簡體字版除已有《萬歷十五年》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之外，我已校對過《中國大歷史》和《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的新版�！吨袊�大歷史》第二十章也早于1993年8月號《讀書》月刊轉載�，F(xiàn)今大陸不少的人士，已熟悉于大歷史眼光中對中國長期革命的四點看法。

十二年前我提及鄧小平等重訂上下間法制性的聯(lián)系一節(jié)，當日看來事屬渺茫。但是近年因著大陸經(jīng)濟的展開已逐漸成為事實。有如最基本的法律如公司法、勞動法、對外貿易法和民事訴訟法都于近年公布。如此立法工作不斷展開已引起外界注意。今年3月18日《華爾街日報》的社論提出：“中國的公民和國體已經(jīng)開始控訴政府違法，促成全面的改革�！币蔡岬剑骸爸袊�趨于法治之前，首先則必須訂立一套綿密的法律�！边@社論雖然仍對中國政府指摘，但其重點則為“這是好現(xiàn)象”。3月21日的《紐約時報》社論更用“中國向法治的表征”為題，指出：“長久的自由須要法治。中國的新改革使內外人士獲有立足點，繼續(xù)促使北京向這方面前進。”

敘述至此，我因為過去的經(jīng)驗深切地感到我對讀者的責任，不得不額外交代：

今后中國的法律應當是西方型的法律，但是又要折衷中國現(xiàn)狀。西方主流思想人性為惡，好色好貨之心，人皆有之，貪婪之心，人皆有之，法律只防治人之為惡時侵犯旁人，貽害社會，并不勉強各人為善，良心上之事教堂主持。這在中國施行左右都是甚為艱難之事。

我見到不少年輕人，自稱根據(jù)“理性”，不顧法律上技術因素，主觀地“以天下為己任”。這樣做得好可能使傳統(tǒng)式的黨事復活，做得不好使紅衛(wèi)兵造反的情形再現(xiàn)。這不是我們的希望。

這當然不是說年輕人都應拋棄責任獨善其身。中國不能在過去施行法制，乃如汽車未備，公路不修，無從先裝上紅綠燈�，F(xiàn)今則局面打開，新社會因經(jīng)濟發(fā)展而成長。我毋庸煩敘。我們雖不能在一分一秒的時間內目擊木葉之成長，在長時間卻可以體會它在繼續(xù)成長，而且無從后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