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 記

麥金太爾說過，“有必要撰寫一部有關美德概念的簡史”，我也一度受此誘惑。1987年我在馬尼拉參加“新時代的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大會主席在講演中提到兩部書，一部是傅高義的《日本第一》，另一本就是麥金太爾的《德性之后》。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麥金太爾其人其書。1989年我在夏威夷參加第六屆東西方哲學家會議，由于麥金太爾的論文是講儒家與亞里士多德美德倫理的問題，所以在晚餐酒會上我曾跟他聊過幾句。因為他的論文主要用科學哲學的“incommensurability”（不可通約性）的概念來討論儒家與亞里士多德理論的關系，當時朱約林曾跟我解釋過這個概念，我對此并無了解，故不能深入其中。據(jù)杜維明先生當時跟我說，麥金太爾認為他已經(jīng)處理過西方哲學史的美德傳統(tǒng)，我們只有把中國哲學史的全部美德理論處理之后才有資格與他進行對話。其實他不知道，老輩的中國學者如馮友蘭、張岱年先生和居住港臺的唐君毅、牟宗三先生都對中國哲學史做過全盤深入的研究，對中國倫理學史的了解要遠超過只寫過《倫理學簡史》的麥金太爾本人對西方倫理學史的了解，尤其是張岱年先生還寫過《中國倫理思想研究》。杜先生和我作為20世紀這一研究傳統(tǒng)的傳人，有足夠的學術基礎參與這一對話。不過，中國學者必須以反思的態(tài)度，從中國自己的問題出發(fā)，不能盲目跟從“西方學術”的潮流，這也是我多年追蹤德性倫理的發(fā)展但很少撰寫文章討論的原因。

1992年在哈佛開會的時候，一個朋友特別提示我要注意社群主義對康德的批評，可能對儒家有所啟發(fā)。1997年我在哈佛一年，收集了不少社群主義的資料，復印的整本的書也有六七部，其中麥金太爾是重點。所以1999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講授先秦儒學課程時，便多有涉及德性倫理和儒家倫理的討論。在香港時，香港大學的兩位朋友有一次跟我談話，頗為正式地向我建議，希望我可以寫一本像麥金太爾《德性之后》那樣的一本書，對中國哲學的德性傳統(tǒng)做一研究梳理。這兩位朋友都不是研究中國學問的，他們說雖然他們很想寫這樣一本書，但實在缺乏功力和根底，所以希望我能來做。

2005年在中國人民大學開會時我跟余紀元談過一次德性倫理的問題，他覺得亞里士多德的德性與道德可以是對立的，儒家倫理應與之不同。2006年我們又一起吃飯談過一次，他希望我寫一部中國德性倫理的書，方法可如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事實上，1989年在東西方哲學家會議上麥金太爾即對杜維明提出過此類建議，即系統(tǒng)梳理中國儒學的德性理論。余紀元又說麥金太爾主張道德相對主義，儒家肯定與他不同。2006年我在美國做的《五行》篇研究，也和這個推動有關。而《五行》的研究后來成為一個獨立部分，故不收入本書。2007年余紀元和我在藍旗營書店的咖啡廳談了一下午，那次見面，他主要是催促我早點把儒家德性倫理的書寫出來，由他譯為英文。

因此，2008年我在臺灣教書時，又收集了一些相關文獻，并嘗試開始寫作，于是就有了《五行》與《六德》的對比研究。我當時的想法是，此項工作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儒學史研究的方面，看看德性倫理運動對古代儒家倫理研究可能的推動是什么，看看西方德性倫理提出了什么問題，儒家是如何處理和回答的；也看看儒家的德性理論有何特點，提出了哪些西方德性倫理沒有提到的問題。另一個是倫理學研究的方面，從儒家的角度反思西方德性倫理運動的薄弱之處，在一般的德性倫理學方面深入思考，以提出新的理論面向。

然而，不久我就轉到清華大學。到清華后，我先后參與了兩次討論德性倫理與儒家倫理問題的會議。一次在清華，與美國的中國哲學學者安靖如（Stephen Angle）等一起；另一次在北大，與德性理論學家斯洛特等學者一起。在這一期間，我也寫了《德性倫理與儒家倫理》一文，也開始做《論語》與《孟子》的德性思想研究，嘗試從德性倫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儒家思想。

待我做了這些初步研究后，我對此項工作的興趣開始改變。此時的我認為，對先秦儒家德性倫理的研究已經(jīng)足以幫助我把德性倫理與儒家倫理這一問題闡發(fā)清楚，而不需要對漢唐宋明儒學的德性理論再細加研究了，至少對我來說是如此。而如果我們理解麥金太爾最終是為了解決西方啟蒙時代以來倫理學遭遇的道德困境，則我們的研究本來就不能僅僅就一般的德性倫理（反規(guī)則倫理）來展開，也不能僅就倫理學理論而研究，而必須就中國近代以來道德變化的真正問題進行研究。這樣我們就發(fā)現(xiàn)，如果參照麥金太爾的說法，我們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那就是，西方近代以來是規(guī)則壓倒了美德，而中國近代以來是公德壓倒了私德（如果我們暫且用這個不太嚴謹?shù)谋硎觯�。因此，雖然別的學者可以從不同角度開展德性倫理的研究，但對我來說，對中國德性倫理的研究必須在這一線索下聯(lián)結起來。事實上，私德更多和品質聯(lián)系在一起，而公德更多和行為原則聯(lián)系在一起。所以這個問題的討論仍然可以聯(lián)結到美德倫理的思考。

因此，在先秦儒學的德性思想的研究之后，我開始關注近代以來中國思想中公德—私德的討論，以便揭示中國當代道德文化困境的真正來源。自然，就文化的意義而言，我要證明儒家倫理的現(xiàn)代意義，所以我的關注點也就從一般的德性倫理和儒家倫理轉到從儒家的立場上梳理近代以來公德—私德的起伏變化，揭示出中國近代道德困境的根源和出路。在這個意義上私德和公德都是美德倫理，只不過我們必須把握到美德倫理研究的中國問題。而中國道德的出路是要從公德—私德的對峙與失衡回歸到儒家的君子之德。

陳　來

2019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