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我和北洋軍閥史研究
　　我雖是歷史專業(yè)出身，但在讀大學時對北洋軍閥史卻了解很少，僅僅只在課余讀過一本丁文江所寫的《民國軍事近紀》，約略知道一點袁世凱北洋軍和直、皖、奉三系軍閥的情況而已。1949年9月，我結束了在華北大學的政治學習后，被分配到由該校副校長范文瀾教授主持的歷史研究室，當一名研究生。研究室分通史和近代史兩個方向，我被指定到近代史方向。我除了在范老直接指導和榮孟源老師具體組織和主持下，寫過一篇紀念太平天國起義百周年的文章外，主要工作是對入城后從一些北洋軍閥人物家中和某些單位收繳移送來的藏檔進行清理和分類。這批檔案有百余麻袋，雜亂無章，幾乎無從下手。整理的場所先是在東廠胡同舊黎元洪府第花園的八角亭一間面積很大的房間里，有7個人參加整理工作，整理組組長是后來任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的唐彪。每次從庫房運來幾袋就往地下一倒，塵土飛揚，嗆人幾近窒息。當時條件很差，只能穿一身舊紫花布制服，戴著口罩，蹲在地上按檔案形式如私人信札、公文批件、電報電稿、密報、圖片和雜類等分別檢放到書架上。因為每件檔案都有臟污之物，要抖干凈就揚起塵土，整天都在爆土揚塵中過日子，直到下班，不僅外衣一層土，連眼鏡片都被灰塵蒙得模糊不清，鼻孔下面一條黑杠，往往彼此相視而笑，但從沒有什么抱怨。在整理過程中，因為急于闖過這個塵土飛揚的環(huán)境關，進行速度較快，所以除了知道不同形式的檔案和記住一些軍閥的名字外，幾乎很難停下來仔細看看內容，只能說這是接觸北洋軍閥檔案的開始而已，談不上什么研究。
　　大約經過兩個多月的整理，袋裝檔案全部清理上架，分別成捆。為了進入正規(guī)的整理工作，集中十來天進行有關這段歷史資料的學習，讀了若干種有關北洋軍閥的舊著，如丁文江、文公直、陶菊隱等人的著作。我們也從東廠胡同搬到有四五間寬敞工作間的干面胡同，開始整檔工作。我們將檔案分成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大類，每個人把一捆捆檔案放在面前，認真閱讀后，分類上架，所以看得比較仔細，并在特制的卡片上寫上文件名、成件時間、編號及內容摘要，最后簽上整理者的名字。這次因為已經經過第一輪清理，不再有太多塵土，環(huán)境又比較寬敞幽靜，所以大家心情舒暢，休息時和在宿舍里常常交談閱檔所了解到的珍貴或有趣的材料。這些都能引起大家的很大興趣，有時我還在第二天去追蹤查檔，了解具體內容。我曾利用空閑的時間，把自認為有用的材料抄錄下來，積少成多，慢慢地積累有兩冊黃草紙本。同時為了查對檔案中的事實和加深拓寬這一領域的知識，我又讀了大量有關北洋軍閥的著作，眼界逐漸開闊，鉆研這方面問題的信心也增強了不少。我也了解到當時這方面的研究還沒有很好地展開，以往的一些著作過于陳舊，數量也不大，而新著幾乎沒有，相關論文也只有零星短篇，所以感到這確是一塊頗有價值的用武之地。
　　隨著半年多整檔工作的接近完成，我對北洋軍閥這一近代的政治軍事集團，從興起到覆滅已有了一個大致輪廓性的了解，對錯綜復雜的派系關系也掌握了基本脈絡，奠定了我將以一生絕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北洋軍閥史研究的基礎。半年多的整檔工作，雖然比較辛勞，但收獲是很大的。一是我通過整檔閱檔工作，不知不覺地進入了一個從未涉足過的學術領域——它影響我一生的學術道路；二是我毫無愧色地以自己是新中國最早一批檔案工作者而自豪。不久，這批整理過的北洋軍閥檔案，奉命移送到南京，和原國史館合并，成立史料整理處，就是現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前身，有幾位同事隨從南下，我則應聘到天津南開大學工作。
　　我到南開大學任教后，仍堅持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搜集整理有關資料，并開始寫點文章。到津第二年，我在《歷史教學》雜志上連續(xù)發(fā)表了題為《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的講課記錄，雖然還不很成熟，但卻是我第一篇北洋軍閥史方面的專文，從此正式進入北洋軍閥史研究領域。與此同時，我又得到一次深入這一領域的機遇。原來在20世紀50年代初，為了更好地推動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在范文瀾、翦伯贊等史學界前輩的倡導和主持下，由中國史學會主編一套《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包括從鴉片戰(zhàn)爭到北洋軍閥共十二個專題，分別組織專人編選。當時，北洋軍閥這一專題也組織過一個包括京津史學工作者在內的編委會，已故的榮孟源和謝國楨二先生都是成員。我當時雖尚不及而立之年，也承榮、謝兩先生厚愛，忝居其列，并接受委托在津搜集資料。不久，人事變幻，編輯工作陷于停頓，在津剛開始的資料搜集工作也告中斷，所搜集的圖書資料全部繳歸南開大學圖書館入藏。我雖對此事的中輟抱有微憾，但卻意外地接觸了不少有關資料，為我日后撰寫《北洋軍閥史略》作了必需的準備。
　　1956年正值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提出的大好時機，學術有欣欣向榮之勢，湖北人民出版社邀請我撰寫北洋軍閥方面的書稿。我既有一定的資料積累，又有一股寫作激情的沖動，于是擺脫掉不敢接觸歷史“陰暗面”的心態(tài)，不自量力地接受了這一約稿。我在《北洋軍閥統(tǒng)治時期》一文的基礎上加以擴大、改訂和充實，經過一年多夜以繼日的努力撰寫，終于在1957年完成并出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第一部系統(tǒng)論述北洋軍閥史的專著——《北洋軍閥史略》。我在撰寫過程中力圖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將北洋軍閥集團的興衰變化作為一個歷史整體進行考察，探求其成敗興亡的內在聯系。這部著作雖然篇幅不大，但它是我的第一部專著。我很自信，它為北洋軍閥史的研究開拓了新領域，也為后來學術界研究這段歷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這部書曾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注意，日本明治大學巖崎富久男教授翻譯了此書，增加了隨文插圖，易名為《中國的軍閥》，先后由兩個出版社出版，成為日本有關學者案頭的參考用書。
　　《北洋軍閥史略》出版后不久，我的教學任務突然被迫由近代轉向古代，而且一直處于一種近乎閑置的境地，北洋軍閥史的研究也就隨之而暫時擱置了。直到1970年代末，隨著政治氣氛的寬松，民國史研究的興起，有關北洋軍閥史的歷史資料也日見豐富，新知舊雨很關心我的那部處女作，敦促我增訂《北洋軍閥史略》以應社會需要。我也深深地感到這是我應盡的社會職責，但又想到“流水落花春去也”，20多年來，我在北洋軍閥史的研究方面少有建樹，但是，時代的支持和鼓動，堅定了我重理舊業(yè)的信念。于是，我翻閱了大量的文獻著述、歷史檔案、報紙雜志、方志筆記和文集傳記等資料，對北洋軍閥的研究對象、范圍、分期問題、特點、地位、影響及其階級基礎等重大問題進行了再研究，并擬定了編寫方案，終于在焦靜宜女士等人的參加下，于1983年完成了《北洋軍閥史稿》的編寫工作，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這部36萬余言的新著，比之《北洋軍閥史略》，不僅篇幅增大，條理較前清晰，論證較前縝密，而且論述范圍也有所擴展。在中國各派反軍閥統(tǒng)治力量的斗爭史和有關歷史人物的活動方面，在軍閥混戰(zhàn)的具體戰(zhàn)役、戰(zhàn)斗方面，在北洋軍閥集團與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關系方面，都有較多的增加和拓展。毫無疑問，這在當時確是這方面唯一的一部專著，對軍閥史和民國史研究的深入開展起到了推動和促進作用。
　　《北洋軍閥史稿》完成后，很自然地引起我30年前參與編纂《北洋軍閥》資料的情思，希望《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終成完璧。也許是我和北洋軍閥史研究的特殊緣分，1985年秋，上海人民出版社為補足這套叢書，特派該社編審葉亞廉先生躬臨天津，面商北洋軍閥資料的編輯問題，并有多次信件往還。1986年初，該社又借我去滬出席中國文化史國際學術討論會之便，作了進一步的具體磋商，并訂立了編輯出版協議。
　　北洋軍閥專題是《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最后一種。由于這一專題的長期闕如，叢刊未能及時配套，因而出版者亟謀完成補缺工作，但因資料零散，人力單薄，有些資料近年又多分別出版，不宜過多重復，有些資料搜求尚多窒礙，以致進展時有困難。即使如此，我們?yōu)橥瓿汕拜呥z業(yè)，也竭盡綿薄，希望能較好地完成補缺填空的任務。北洋軍閥的資料涉及范圍較廣，有許多資料尚未經時間篩選和學術考辨；有的又往往由于當時不同派系的政治需要而真?zhèn)螀�半；有些不僅已有較多的印本，還有近期的重印本。這些都給搜求整理工作帶來了一定的困難，可是鑒于教學與研究的迫切需要，我們不能不力求在較短時間內完成這一資料的選編工作。
　　這套書的選錄范圍涉及檔案、傳記、專集、專著、報刊和匯編等方面，凡現已流行的重印本或公開發(fā)表過的資料盡量少選或不選，如確有一定史料價值非此不足以說明問題的，也就難以避免重復。資料門類的選用按照各階段史實與資料多寡而各有側重，盡可能選錄一部分具有史料價值的原始資料和流行較稀的成書。如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中選錄清末北洋新軍活動的資料；從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選錄的第一次直奉戰(zhàn)爭資料，比較完備地反映了戰(zhàn)前的輿論準備、戰(zhàn)爭中直系的財政支出等；從天津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黎元洪函電稿中選抄了新舊約法之爭、中德斷交和軍閥虐政等內容。有些官書中雖有有關資料，但因篇幅過巨，內容繁雜，那就從中鉤稽選編，如從《德宗實錄》和《宣統(tǒng)政紀》中輯錄的北洋新軍資料；外國人著作則側重于親歷目擊、具有相當史料價值的，如�！�勞倫斯所著《中國的軍事力量——軍閥》一書系作者親歷第二次直奉戰(zhàn)爭之作，記錄戰(zhàn)爭的前后比較真實詳盡。有些著作確有較高史料價值，如袁世凱的政治顧問、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喬·厄·莫理循的書信集，是一部百余萬字，涉及1895至1920年間中國政情的重要資料，但就在我們選譯過程中，知識出版社即以《清末民初政情內幕》為書名，將其全譯出版，那就只好舍棄不取了�？傊�，從浩瀚的資料里選錄若干，納入有限的篇幅之中，確有疏漏之虞。因之，我們又編制了書目提要和論文索引等參考檢索工具，以滿足讀者進一步求索的需要。這套資料共五冊，第一至四冊系按北洋軍閥的興亡歷程分四個階段，并圍繞各階段中的幾個重要問題分別選編六七十萬字不等，各成一冊；第五冊則包括軍閥人物傳志、大事記、書目提要、論文摘要與附表等，總字數達三百余萬字。
　　這套資料于1993年春全部面世后，與《北洋軍閥史稿》相配，既有專著，又有資料，應該說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完備結題。但是，我總以為應該再努力以赴，把《北洋軍閥史稿》撰寫為真正意義上的通史性著述——《北洋軍閥史》。于是，我重讀《北洋軍閥史稿》，發(fā)現確有增訂余地，反復思考，重新草擬寫作提要，邀約分撰者，除了我的學生焦靜宜、莫建來、張樹勇和劉本軍外，日本學者水野明和貴志俊彥等也應邀參與了一些章節(jié)的研討，同時，我編寫了各篇章的要點，供分撰者參考。從1994年開始搜集資料，分頭撰寫專稿；1996年，個別章節(jié)完稿，而大部分章節(jié)尚待訂正，難以總纂成書；1997年，我盡量協調參與者的撰稿時間，又歷時一年，終成初稿百余萬字，遂由我通讀全稿，審定內容，劃一體例，潤色文字，即于2000年夏交付出版社。新撰《北洋軍閥史》較之《北洋軍閥史稿》，顯有改觀，篇幅約增近三倍，內容頗多增刪修訂，雖尚難稱盡善，然已各盡心力。設新著《北洋軍閥史》能為北洋通史補空而在一定時期內可備研究與教學參考之選，則數年辛勞亦足以自慰。至于有不當或錯謬之處，則司主編者不得辭其咎，愿恭聆各方之指正！
　　我對北洋軍閥史的研究，經歷了半個世紀的漫長路途，別人看我似乎有點癡迷，而我則非常欣慰地感到此生沒有虛耗，因為我終于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的事。我的這一歷程充滿著坎坷艱難，《北洋軍閥史》的告成，既為學術書林增植一株樹木，也體現出一種人間的沖刷。我感謝獎掖和支持過我的前輩和同道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