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方法論

出 版 說 明

自1898年建校以來，北京大學作為中國第一所國立大學，當仁不讓地成為一座重鎮(zhèn)。我們很難在“重鎮(zhèn)”的前面加上合適的定語，如果掛一漏萬地勉強做一下嘗試，那么，如下關鍵詞應該無法忽略：教育、學術、思想、文化傳承；如果再在這些嚴肅的字眼前做個補充，我們應該謹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這句話完整地表述出來，或許是這個樣子的——北大是我們心目中一座教育、學術、思想和文化傳承的重鎮(zhèn)。

從語法的角度來看，離中心詞越遠的形容詞，它的定語功能越弱，因此，這個“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實很讓人懷疑——難道事實不是這樣嗎？難道北大只是無數(shù)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嗎？

確實如此，在我們沒有條件走入北大的課堂，在我們沒有聆聽教授們的傳道、授業(yè)、解惑，甚至在我們沒有閱讀這套《老北大講義》之前，它只不過存在于我們渴求學業(yè)、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們很難跨越時空觸摸“五四”時期的紅樓，也再無可能聽到黃侃擠兌胡適的精彩言辭——但好在，校址課堂可以變換，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這套《老北大講義》，仍然使這座學術思想的重鎮(zhèn)觸手可及般呈現(xiàn)在我們的面前，而不僅僅再讓我們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實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傳得更遠更久，同時又能連綴百年與今日、先賢與遺產(chǎn)呢？

這套《老北大講義》，就是這樣與我們“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來自于塑造這座重鎮(zhèn)所需的基石——現(xiàn)在我們依然無法用準確的詞匯總結出給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國斯坦福大學明確拒絕了國務卿賴斯重回母校任職的申請。一位教授這樣闡述他的理由：賴斯為之服務的政府破壞了正義、科學、專業(yè)、正直等基本的學術價值觀，斯坦福不應該再讓她回來。美國人在現(xiàn)代文明中體會到“學�！钡谋举|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會思想紛雜的亂世中，北大的學者便在這個基礎上加上了“勇氣”二字，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啟蒙。

正是基于勇氣之下的正義、科學、專業(yè)、正直，老北大的講義直到如今，依然在現(xiàn)代學術和思想史上具有無可替代的價值。原因似乎很簡單：它只為良知負責，而不摻雜任何功利；原因卻也很復雜：能夠做到這一點，并不是僅有愿望和堅持那么容易。因此，我們很難想象，這套《老北大講義》，是如何能夠穿越百年風云，在思想的多次變革和社會的動蕩過后，依然能夠熠熠閃光。

或許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話中：“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并包之義�！边@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準繩。但是，如果我們拋開了學校與教育的因素，就會清晰地看到現(xiàn)代學術與思想發(fā)軔的源頭。正是本著這種精神，這套《老北大講義》呈現(xiàn)出大多數(shù)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蓋了文學、史學、藝術、哲學甚至更多的邊緣學科。而我們大概很難想到那些目前幾近符號化定格的先賢竟會如此“跨學科”，在某個非專項的細小考證上侃侃而談；

其二，在同類學術問題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觀點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課堂上也經(jīng)常有明譏暗諷、互相貶低之類的掌故。但這并不妨礙落了下風的一方以獨立的精神和學術的品格堅守自己；

其三，在當時的情況下，教授們對西方現(xiàn)代哲學思想或歷史觀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對本國正在發(fā)生的白話文運動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這并不妨礙以客觀踏實的精神大膽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們依然看到著述中鮮活的思路和治學原則�；蛟S其所述內(nèi)容業(yè)已陳舊，但其字里行間跳動的思想?yún)s是今天的某些所謂巨著中缺少的靈魂。

正因為如此，《老北大講義》不僅僅是小小課堂的教學工具，更是現(xiàn)代學術和思想發(fā)軔的第一媒介。因為有了李大釗的《史學要論》，才有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在中國的首次公開而正式的傳播；因為有了胡適的西方哲學講義，才有了國人對西方文明尤其是現(xiàn)代思潮的進一步了解；因為有了錢玄同和劉半農(nóng)的漢語研究，才有了推動白話文運動的基本依據(jù)……

當我們無法親臨北大課堂，當我們無法回到那個大師輩出的年代時，這套《老北大講義》像是一座橋梁溝通了時空，輕易地在我們腳下搭建了一條通往中國學養(yǎng)源頭的路。

然而，對這些珍貴思想文化遺產(chǎn)的整理和推廣，看似輕易簡單，實則困難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們不得不仔細考慮作者的成就與影響，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書的內(nèi)容價值，甚至還得兼顧品種的豐富性和學科的完整性，因此，難免有遺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響較廣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種單行本見于市面。編者雖然力求呈現(xiàn)出更多的新品種，填補文化傳承上的空白，但考慮到這是國內(nèi)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講義”的概念進行編纂出版，所以，我們也在嚴謹衡量的基礎上推出了這類“舊作”。

以往，老北大講義有很多著述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見。但讓我們十分快慰的是，在此次編選的過程中找到了一些孤本，不日將陸續(xù)付梓——在興奮與欣喜之余，我們也不免懼怕，如果再不出版，它們，這些凝聚一流學者的畢生心血的思想學術經(jīng)典，恐怕后人再難讀到了。

正因如此，我們希望這套書的出版，能夠延續(xù)我們“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則，很難說再過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樓閣，會不會只是個在口頭傳頌的一段傳奇。

關于本書與作者

傅斯年（1896—1950），初字夢簪，字孟真。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家，是20世紀上半葉我國重要的學術領袖，曾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傅斯年與北大淵源甚深，1913年他考入北京大學預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學文科，1918年夏與羅家倫等組織新潮社，成為北大學生會領袖之一，五四運動爆發(fā)時，傅斯年擔任游行總指揮，風云一時。1919年傅斯年大學畢業(yè)后赴海外留學，一度學習自然科學。1926年回國，后受蔡元培之聘籌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并任所長。該所從廣州遷往北平后，他便重回母校，兼任了北大教授。此后他先后兼任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博物院籌備主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政治協(xié)商會議委員等，在抗戰(zhàn)勝利后，又一度代理北大校長之職。

傅斯年在北大做過學生、學生領袖、教授和校長，有這種經(jīng)歷的人確乎少見。他對北大的功勞也確實巨大，在他第一次任教北大時，校長是蔣夢麟，他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胡適）、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于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nèi)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

而他第二次任職北大，實是國民政府任命胡適為校長，但胡在美國，傅斯年暫為代理。當時，從敵偽手里接辦北京大學，有很多棘手問題，如對日本統(tǒng)治下的教職員如何處理便是一個問題。傅斯年決定一個不用。他給夫人寫信說：“大批偽教職員進來，這是暑假后北大開辦的大障礙，但我決心掃蕩之，決不為北大留此劣根。”又說：“在這樣局面下，胡先生辦遠不如我，我在這幾個月給他打平天下，他好辦下去。”

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先后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專題研究、漢魏史專題研究等五六門課。

傅斯年的史學成就非但在考證，更在于方法。

比如這門“史學方法導論”課程包括三個方面：一、中國及歐洲史學觀點之演講；二、自然科學與史學之關系；三、史料之整理方法。

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并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這一思想得益于他在國外留學時受到了一代史學大師蘭克（德國人，1795—1886）的影響。蘭克強調(diào)重視史料，認為把史料分類擺出來就是歷史，歷史是超然物外、不偏不倚的。傅斯年進而說：“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薄拔覀兎磳κ柰�，我們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則事實自然顯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兩件事實之間，隔著一大段，把它們聯(lián)系起來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許的，但推論是危險的事……材料之內(nèi)使它發(fā)現(xiàn)無遺，材料之外我們一點也不越過去說�！�

這種方法是否有瑕疵暫不必說，但它當年確實影響巨大，人稱傅斯年開創(chuàng)了“史料學派”。他的學生鄧廣銘回憶說：“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學創(chuàng)辦語言歷史研究所時提出這一治史方針，后來又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聲明這是辦所的宗旨。胡適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fā)刊詞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意見。他們兩人一南一北，推動史學朝這個方向發(fā)展，史學界由此也形成一種重視史料的風氣和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