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香成：通往一九一一年的動蕩之路：一部看得見的歷史
　　如果說這些照片僅僅是外國人用有色眼鏡將中國人
　　視為“異國情調(diào)”的證據(jù)，則失之簡單。
　　它們銘刻著中華民族對歷史的集體記憶，
　　讓人洞見前人文學作品或集體話語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
　　有關這個話題的論著非常之多，
　　本書則用攝影來全面“視覺”描述，
　　努力成為最完美的一部攝影史。
　　我著手用影像為辛亥革命做編年史，心中不免惴惴。今年是2011年，武昌起義一百周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亞洲第一個共和國隨之建立。起義趕走了清朝統(tǒng)治者，但新生的中華民國仍聚居著不同國籍的人，這種狀況又持續(xù)了好些年。因此，我的研究從一次長途旅行開始：跨越中國大陸和臺灣，橫穿歐洲和美洲，遍訪各地的公共展館和私人藏品。從東京到悉尼，從倫敦到巴黎，從洛杉磯到紐約，我看到了數(shù)目龐大的原始影像，被珍藏了一個多世紀。
　　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知識分子一直關注著18、19世紀帝國主義的遺產(chǎn)。作為后殖民主義崛起的一部分，對殖民歷史和經(jīng)驗這個棘手話題的表述屢屢出現(xiàn)在文學作品和歷史教科書中，較新的有畢可思（Robert Bickers）近著《爭奪中國》以及帕特里克·弗倫奇（Patrick French）所寫的V. S. 奈保爾（Naipaul）傳記。中國知識分子對待這種遺產(chǎn)的方法卻不盡相同。2011年1月1日，臺灣地區(qū)領導人馬英九于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的新年致辭中表示，中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記憶猶新。1919年，美國國會拒絕簽署《凡爾賽和約》，該條約提出將德國在華“領土”和勢力范圍轉(zhuǎn)讓給日本。曾留學美國的哲人和教育家胡適說過一句名言：“哪有帝國主義？”盡管當時他為此飽受抨擊，但隨著越來越多中國知識分子認識到鄧小平翻天覆地的改革汲取了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營養(yǎng)，胡適的思想和觀念在中國大陸日漸復興。真相是，從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中國，直到今天所理解的“版本”，也許長期以來都與西方通常敘述中的中國格格不入。將20世紀90年代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運動的理由歸結為中國人的受害者意識或民族屈辱感，則失之簡單。
　　中國對《凡爾賽和約》的回應改變了這個國家的命運。中國知識分子怒不可遏，遂引發(fā)1919年的五四運動，抗議強加于中國的“西方帝國主義”。這場運動標志著現(xiàn)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誕生，代表著對晚清時期外國人半殖民式在華存在的心態(tài)。時至今日，中國對這種存在仍很敏感，一切與中國主權有關的問題都充滿了感情色彩：北京成功舉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之前，發(fā)生在澳大利亞和法國火炬接力中的搶奪火炬事件激怒了中國的年輕人。一個名叫“Fang KC”的博主在網(wǎng)上檢索《人民日報》電子版，發(fā)現(xiàn)1946—2006年間有19個國家或組織被批評“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總計達115次。就像《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所說：“屈辱是人類情感中最具威力的，雪恥次之……”
　　自五四運動以來，“屈辱”和“帝國主義”這兩個詞屢見不鮮，常常同時出現(xiàn)，因此為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所熟知。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綿延數(shù)千年，其間北方的蒙古人和東北的滿人曾侵入中原，但幾乎未引起屈辱或帝國主義的概念。事實恰恰相反，倒是儒家學說和漢語最終將非漢族的入侵者同化進“本土”文化。因此，元朝和清朝毫無疑問地被認作是中國的王朝。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發(fā)生于湖北的中心武漢。在起義百年即將到來之際，本影集構筑了起義發(fā)生的動力—“屈辱與帝國主義”—的視覺大背景，并進一步揭示了起義如何加速清王朝的瓦解。若是沒有今日中國和平崛起以及代替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的現(xiàn)實，曾在整個20世紀飽嘗受害者意識影響的數(shù)代中國人也許只會把這些相片看作“老照片”。然而，本書用于展覽并匯聚成冊的圖像遠遠超越“老照片”，它們是五四以后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重要社會生活和事件的視覺記錄，是我們的“共同記憶”。其內(nèi)容包括19世紀下半葉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清帝國宮廷內(nèi)的場景、權貴和貧民的日常生活，以及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1900年義和團運動、1904—1905年中國領土上爆發(fā)的日俄戰(zhàn)爭。在1911年武昌起義之后十年的照片中，還可以看到袁世凱的影像。他未能如愿加冕為末代皇帝，死后中國墮入軍閥混戰(zhàn)的十年。
　　為了從當代更廣闊的背景下考察這些問題，我邀請了周錫瑞（Joseph Esherick）、黃克武和張海鵬三位知名學者從不同角度觀察1911年的革命。通過尋本溯源，他們的觀點將幫助我們思考各個事件的來龍去脈、成敗得失以及對百年后中國人的意義。
　　1839年，法國人路易·達蓋爾（Louis Daguerre）發(fā)明了攝影。歐洲啟蒙運動和工業(yè)革命開啟了新時代，隨著西歐人到海外尋求新市場、攫取原材料和廉價勞力，攝影作為記錄國內(nèi)外社會的工具也在發(fā)展，與歷史學家的作品一道服務于上述目標。19世紀晚期，外國傳教士到世界各地向非信徒傳播基督教福音時，攝影起到了不可思議的重要作用。來到中國的傳教士為那個時期的中國歷史留下了汗牛充棟的影像檔案。
　　在歐美，用照片展現(xiàn)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末的中國及其人民，是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的重要手段。由此，這些影像作品所記錄的歷史十分豐富，對于為現(xiàn)今讀者描繪舊時歲月至關重要。長期以來，西方學者一貫比同時代的中國學者更審慎地對待這些歷史記錄，中國學者和影像史學家近些年才逐漸加入這一行列。
　　直到19世紀末，西方攝影師都在用鏡頭記錄中國人的“原生態(tài)”（native type），重點展現(xiàn)“中國人的民族特點”。然而，許多照片卻是在攝影棚里擺弄完成的，只有很少的在自然背景或家居環(huán)境中拍出來。相對于此，表現(xiàn)恐怖的死刑—通常是梟首—以及對“苦力”的執(zhí)迷都是常見的主題�！翱嗔Α保╟oolie）一詞的出現(xiàn)及使用，本身就在某種程度上說明當時對這些人的盛行態(tài)度。有歷史學者指出，“常見于照片說明中的‘苦力’一詞，表明人們在解釋這一群從印度、中國去往美國，后又返鄉(xiāng)的勞工時是僵化而過激的。從語源學看，這個種族蔑稱可追溯至殖民時代的印度，演化自泰米爾語（Kuli）或古吉拉特語（Koli）”。 19世紀用各種方法將中國人描繪為“原生態(tài)”，以及執(zhí)迷于死刑或裹腳，與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形容的“高尚野蠻人”并沒有多大的區(qū)別。
　　18世紀，羅馬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作出有利于多明我教會的裁決，否決了耶穌會的觀點。多明我教會提出，中國人的“信仰”及其實踐是偶像崇拜，一切對圣賢或祖宗的虔敬行為與崇拜魔鬼無異。兩個世紀前，利瑪竇及其耶穌會同仁在有教養(yǎng)的儒者身上發(fā)現(xiàn)“共生”關系，提出對帝王或祖先的崇拜并非與基督教精神水火不容。
　　法國漢學家謝諾（Jean Chesneaux）的觀點很敏銳。他寫道，從早期耶穌會士、伏爾泰式的法國哲學家或主編《百科全書》的狄德羅等人著作的棱鏡中看中國就如同見到海市蜃樓。所有的看法都被抽象，成為法國哲學家和知識分子思考法國時局的理想模型。后者批評法國朝廷為古代政權，“效忠國王”（法國宮廷官員履行的死板官僚制度）。他們也將這一概念安放在中國頭上，盡管大部分法國哲學家從未到過中國，也不熟悉那里的現(xiàn)實情況和復雜性。他們從耶穌會士的中國游記中提煉出一套先進的官僚體制，也是由宮廷官員侍奉皇帝，但這些中國官員忠誠且機敏。
　　于是，中國藝術風格在歐洲宮廷中流行開來。關于明代和清代早期中國人對基督教的接受情況，利瑪竇的著錄與最新一部賽珍珠傳記中的描繪大相徑庭。據(jù)后者所述，賽珍珠之父傳教士賽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在江蘇和安徽農(nóng)村待了10年，“據(jù)他自己計算，共使10個人皈依”。利瑪竇努力使精英官員改信基督教，而之后的外國傳教士則在窮苦人中傳教。
　　19世紀晚期，在英法兩國的軍隊經(jīng)海路抵達中國后，英國東印度公司和法國印度蘇伊士公司及其商業(yè)代表留下了與眾不同的發(fā)展軌跡。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認為，之所以西方文明在早期取得成功，是因為到1500年時歐洲的幾大未來帝國握有全世界10%的領土，創(chuàng)造出40%多的財富；而到1913年帝國時代臻于頂峰時，西方控制了全世界60%的領土，共創(chuàng)造出全球80%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