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卷首語

長期從事文藝批評和小說創(chuàng)作的桑塔格之所以突然對疾病隱喻產生興趣，有其個人體驗。她曾身患癌癥，在持續(xù)數(shù)年的治療中，她不僅得忍受疾病本身帶來的痛苦，而且更得承受加諸疾病之上的那些象征意義的重壓。在她看來，后一種痛苦遠比前一種痛苦致命，因為它以道德評判的方式使患者蒙受羞辱。《作為隱喻的疾病》發(fā)表于桑塔格癌癥康復之后，而當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艾滋病成為一種新流行病時，桑塔格從中發(fā)現(xiàn)了那些古老隱喻的幽靈重現(xiàn)，便又寫下《艾滋病及其隱喻》。這兩篇文章不是有關疾病的醫(yī)學專業(yè)論文，而是有關疾病的意義和隱喻的文化批評論文（考慮到桑塔格反感那種高堂講義式的論文，而更樂于使用片斷式寫作，“論文”一詞并不是一個合適的名稱），是日常生活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或者說它們通過揭示附著在疾病之上的隱喻來揭示有關疾�。ó斎�，不僅僅止于疾�。┑哪欠N隱喻性思考方式。正如桑塔格在書尾所說：“使疾病遠離這些意義、這些隱喻，似乎尤其能給人帶來解放，甚至帶來撫慰。不過，要擺脫這些隱喻，光靠回避不行。它們必須被揭示、批評、細究和窮盡�！币蚨�，患者及其親友、道德家、醫(yī)生、衛(wèi)生官員、意識形態(tài)家、詩人、小說家以及其他普通讀者，將帶著不同的心情閱讀這本書。他們中有些是疾病隱喻的制造者，有些是利用者，有些是傳播者，還有一些，則是受害者。

這兩篇文章當初之所以不是發(fā)表在諸如《柳葉刀》之類的專業(yè)醫(yī)學刊物上，是因為它們的潛在讀者不僅僅是醫(yī)學圈子中人。毫無疑問，大規(guī)模的傳染性流行病不僅是一個醫(yī)學事件，而且被當作是一個文學事件，一個道德事件，一個政治事件，此外，還是一個經(jīng)濟事件。剛剛過去（它還會回來嗎？順便說一句，譯者翻譯此書時，適逢 SARS肆虐北京，而本書為譯者觀察流行性傳染病的社會層面，提供了一個有啟發(fā)性的視角）的 SARS，像是歷史上任何一場大規(guī)模傳染病的重演，那是一系列的戲劇 —只不過，在一個科學已發(fā)展到足以準確預測一顆與地球遙隔霄漢的彗星到達地球的確切時間的時代，一個想當然地認為一切大規(guī)模傳染性流行病一去不返的時代， SARS病毒卻像一個來去無蹤的幽靈，這強化了它的神秘性，而神秘性正是隱喻的滋生地。同時，這個科學至上的時代，又是一個強調可控制性的時代，因而對那些似乎不可控制的東西奇特地顯示出一種非科學的態(tài)度。

一方面是竭力清除歧義的科學性思維，一方面是竭力尋找意義的隱喻性思維：前者試圖創(chuàng)造一個只有事實的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以一八五一年倫敦世界博覽會的玻璃大展廳為喻，稱之為“無人居住的水晶宮”），后者卻試圖以一個意義世界（宗教、道德、文學等）來取代這個事實世界。當然，“兩種文化”之間的分裂，并非是近來才有的一個現(xiàn)象。兩者的分裂可追溯到十八世紀后期英國工業(yè)革命時代，到十九世紀初的浪漫主義時代，這兩種文化就分別找到了各自最雄辯的意識形態(tài)家。然而，“兩種文化”的分裂的背后，是兩個階級之間的分裂，是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分裂。在與資產階級進行的政治領導權和經(jīng)濟領導權的爭奪戰(zhàn)相繼失利以后，貴族發(fā)現(xiàn)自己的真正社會優(yōu)勢在于“文化修養(yǎng)”，盡管這種修養(yǎng)仍舊是貴族自身階級的美學理想和倫理寄托，充滿了種種從道德和美學上貶低其他階級的等級制陳見，但為了贏得與資產階級爭奪文化領導權的戰(zhàn)爭，它卻以普世主義的面目出現(xiàn)，而不那么有階級意識的人或處于政治無意識狀態(tài)的人就把這些陳見當作了不言自明的東西加以接收，他們腦袋里大抵就塞著諸如此類的陳詞濫調。于是，結核病成了具有貴族色彩的浪漫病，而痛風則成了資產階級的病，更不用提中風和癌癥了，仿佛疾病也具有了階級性和不同的美學等級（疾病當然有階級性，但這只不過是經(jīng)濟方面的階級性的醫(yī)學表現(xiàn)，與道德、美學方面的階級性不是一回事，卻偏偏被認為是一回事）。但疾病隱喻還不滿足于停留在美學和道德范疇，它經(jīng)常進入政治和種族范疇，成為對付國內外反對派、對手、異己分子或敵對力量的最順手的修辭學工具。

桑塔格曾就“兩種文化”的分裂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見其文集《反對闡釋》之最后一篇）。從文化史的角度看，從《反對闡釋》到《一種文化與新感受力》這一系列文章可以說構成了資產階級文化向貴族文化奪回領導權的宣言文字，是一直被拖延了近兩個世紀的一場文化戰(zhàn)爭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決戰(zhàn)。具有歷史反諷意味的是，桑塔格那一代中產階級的孩子們自認為是資產階級的不肖之子，而且也的確為其資產階級父輩們所深惡痛絕，但他們所完成的歷史事業(yè)其實是當初老資產階級革命的未竟之業(yè)，那就是為資產階級奪取文化領導權。以多元化的新感受力對付“惟一的一種闡釋”，或者說以“反文化”（羅扎克語）對付“文化”，就是以文化民主制對付文化等級制。資產階級文化不是它自以為的前現(xiàn)代文化，而是后現(xiàn)代文化，前者的等級制顯然與資本主義政治領域的自由主義、經(jīng)濟領域的自由市場處在非同質狀態(tài)。老資產階級把前現(xiàn)代文化當作資產階級自身的文化，犯了一個歷史錯誤，落入了被它取代的那個階級（貴族）布置下的一個圈套。盡管六十年代中產階級孩子們的造反似乎是在造老資產階級的反，但老資產階級不過是“高級文化”（誰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