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眼前這部小說的俄文書名《瑪申卡》（Mashenka）——“瑪麗亞”（Maria）的次派生昵稱——幾乎無法合理地音譯出來(重音在第一個帶“a”的、讀音和在“ask”中的“a”一樣的音節(jié)上，再加上一個像在“mignon”里的讀音腭音化的“n”)。在尋找一個適當?shù)奶娲��?Mariette？抑或May？)的時候，我決定用《瑪麗》（Mary），這個名字似乎和俄文書名所具有的自然純真最相匹配。

《瑪申卡》是我的第一部小說。我是在柏林開始寫這本書的，那是一九二五年春我結婚后不久，到次年年初完成，由一家流亡者圖書公司出版(斯洛弗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六)。兩年后出了德文版(烏爾施泰因出版公司，柏林，一九二八)，我沒有讀過。除此之外，在長達四十五年之久令人難忘的時間里，沒有再出現(xiàn)譯本。

眾所周知，初次進行創(chuàng)作的人具有把自己的經歷寫進作品的強烈傾向，他把自己或者一個替代者放進他的第一部小說中，這樣做與其說是由于現(xiàn)成題材的吸引力，不如說是為了擺脫自我后可以去輕裝從事更美好的事情。這是我接受的極少數(shù)的一般規(guī)則之一。我的《說吧，記憶》(始于一九四○年代)的讀者不可能不注意到，我的回憶和加寧的回憶之間有著某些相同之處。他的瑪麗和我的塔瑪拉是孿生姐妹，都有祖?zhèn)鞯牧株幍�，奧列杰日河流淌在兩本書中，今天的羅日斯特維諾的宅子的照片——非常漂亮地翻印在企鵝版(《說吧，記憶》，一九六九)的封面上——簡直就是小說中“沃斯克列辛斯克”那座有廊柱的宅子的照片。當我在四分之一個世紀后寫自傳第十二章的時候，并沒有查看《瑪申卡》；而現(xiàn)在當我查看了以后，這個事實讓我著迷：盡管有添加上去的虛構成分(例如和村子里的小流氓打架，或在無名小鎮(zhèn)螢火蟲間的幽會)，在浪漫化了的作品中，比在自傳作者的一絲不茍的忠實敘述中，包含著更為濃烈的個人現(xiàn)實的精華。起初，我不明白怎么可能這樣：在很不容易地安排情節(jié)和夸耀地虛構人物(甚至很笨拙地讓兩個人物出現(xiàn)在瑪麗的信里)的同時，怎么還能保留住自己的經歷中那激動人心之處，以及那悅人的氣氛；我感到特別難以相信的是，文學中的模仿竟能和純粹的真實相爭。但是解釋起來其實很簡單：和《說吧，記憶》里的我相比，加寧距離他的過去，比我要近三倍。

由于俄國非同一般地遙遠，由于思鄉(xiāng)在人的一生中始終是你癡迷的伴侶，我已習慣于在公眾場合忍受這個伴侶的令人斷腸的怪癖，我承認自己對這部處女作在情感上的強烈依戀，絲毫不為之感到困窘。它的瑕疵是無知和缺乏經驗的產物，任何一個評論家都能夠很容易地開著玩笑就列出表來，但是對我(在這個案件和法庭上的惟一法官)來說，里面的幾個場景抵消了所有的瑕疵(養(yǎng)病，谷倉音樂會，劃船)；如果我當時想到了的話，就會把這些場景完整地移到后來的作品中去。與格倫尼先生的合作之初我就意識到，我們的翻譯應該忠實于原先的文本，就和翻譯不是我的文本時我會堅持的那樣忠實。我在比如像把俄文原著英譯成為King, Queen, Knave（《王，后，杰克》）這樣一本書的時候所使用的輕浮專橫式修改翻新，在這里是無法想象的。我認為惟一需要作出調整的，僅限于在那么三四段中暗指俄國慣常事務的簡短的詞語(對于同為流亡者的人是很清楚的，但對于外國讀者是無法理解的)，以及把加寧按儒略歷計算的日期改為按通用的公歷計算(比如他的七月底是我們八月的第二周，等等)。

我必須以下面的囑咐來結束這篇序言。正如我在《時尚》的一次采訪(一九七○年)中回答艾倫.??.塔爾梅提出的問題時所說：“一個作家的傳記中最精彩的部分不是他的異乎尋常的經歷的記錄，而是具有他的風格的故事。只有從這個角度，人們才能恰當?shù)卦u價我的第一個女主人公和最近的阿達之間的關系，如果有關系的話�！蔽也环琳f，她們之間沒有任何關系。我另外的話和仍舊在某些人士中受到吹捧的一個偽信條有關。盡管一個傻瓜會爭辯說orange是organe的夢幻般的變換字母順序的變音詞[注：orange這個英文字義為“橘子”，而organe是法文字，是“器官”的意思，婉意為“陰莖”]，我還是勸維也納代表團[注：Viennese delegation，指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理論的追隨者；弗洛伊德是奧地利人]的成員們，不要把寶貴的時間花費在分析本書第四章結尾處克拉拉做的夢上。

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

一九七○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