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去年，中西書局的伍珺涵編輯約我出一本自選集，這是十分令人高興的事情。我趕緊搜集舊作，從中挑選出28篇，湊成1冊。從這些挑選出來的文章看，大體可以分為四個部分的內容。其一是關于中國歷史學的若干縱向思考；其二是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的專題研究論文；其三是有關“中國海上絲綢之路”歷史與文化的論說；其四是中國東南沿海區(qū)域，特別是福建與臺灣兩地區(qū)域社會經(jīng)濟與文化史的研究論文。

1979年，我追隨傅衣凌先生學習中國經(jīng)濟史，研究的范圍基本限定在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領域，畢業(yè)之后留校當助教、講師。老師健在，恪守老師的教誨，繼續(xù)從事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1980年代中期之后，正值國家改革開放進入大踏步前進的時代，我所服務的廈門大學，為了適應新時代的發(fā)展大勢，高瞻遠矚的學校領導為廈門大學的發(fā)展指定了新的方向，美其名曰“僑（華僑）、臺（臺灣）、特（廈門特區(qū)）、海（海洋）”。作為廈門大學的一員，領導的話自然是要順從的，于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我的學術研究走向，就不能不融入一些關于“僑、臺、特、�！钡呢浬�。具體而言，就是從事一些有關中國東南地區(qū)，特別是福建與臺灣的區(qū)域歷史與文化的研究工作。后來，“中國海上絲綢之路”的前進號角日漸響亮時髦起來，順著我校卓有遠見的“僑、臺、特、海”的余音，我在這方面居然也可以湊上不少的文字。

這樣兩三條腿走路下來，到了21世紀的新世紀、新時代，我的年齡也逐漸攀升到了知天命、望花甲的階層。此時熱愛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愛國人士，大力倡導“國學”。學校領導們看我年齡夠分量，素來聽話，便把我調到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這清冷而又“高大尚”的衙門中去守門侍奉。但是這種“高大尚”的行當，對我來說就相當麻煩了。因為我以往所從事的所謂“學問”——中國經(jīng)濟史者，“形而下”也；如今忽然飛上天，摸索“形而上”的東西，著實為難�？蓱z我這花甲零落人，不得不另起爐灶，寫些儒家孝道與朱熹朱子學相挨邊的文章，以示自己在國學研究院并沒有白吃學校的干飯，沒有“尸位素餐”。如果假以時日，說不定就還真成了你吹我吹的“國學大師”了。

我的這本自選集里的文章，大體就是按照這四個方面編排的。但是不管是哪個部分的內容，骨子里面還是擺脫不了經(jīng)濟史的影子，這或許可以攀附上一句十分堂皇的古訓：師門的教誨不可忘。這個集子里面的文章質量如何，由不得我自己來說，須由大家來評判。但是從我自己的立場來看，這些文章都是認真寫作出來的，都是對得起自己的。當然，這本集子出來之時，也無須寫一些諸如“敬請方家批評指正”的客套話，因為即使我再謙虛，吸取了方家的批評意見，無奈年齡作怪，也長進不起來了。所以，我現(xiàn)在所要說的一句話是：對中西書局和伍珺涵編輯的盛情美意，深致謝忱！

陳支平

2020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