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瑞熙

本月初，從安徽靈璧縣開會回滬，即收到嘉定明止堂博物館館長朱明歧先生主編的《明止堂藏宋代碑刻輯釋》兩大冊。仔細閲讀一遍，不覺眼前發(fā)亮，宋代的“豐城”、“古塘”、“撫州臨川縣”等地名使我倍感親切，立即回想起1965—1966年“文革”前在這些地方的生活。1965年9月，我還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革”後改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國通史編寫組工作，隨編寫組同事下放到江西省豐城縣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任駐張巷公社老洲大隊工作組的組長秘書，兼管老洲二隊的工作。至今，我還珍藏著幾冊筆記本，如《老洲二隊花名冊》、《豐城社教雜記》等，以及許多照片。在豐城時，我注意到周圍農村地面上保留著有關中國古代文化的遺存，可惜的是只找到附近的一塊元代墓石，且並非墓誌。

這次，朱明歧先生提供的兩大冊宋代墓誌和買地券照片影本和釋文，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前後仔細閲讀，並且隨手寫下一些心得和體會。首先，這些墓誌和買地券映入我們眼簾的是許多地名，如江南西路洪州豐城縣，撫州臨川縣、崇仁縣、宜黃縣、金谿縣等，勾起我許多回憶，使我仿佛故地重游，五十年前在豐城參加“四清”時外出調查的情景不禁歷歷在目，而且似乎在與當地老表的祖先對話。其次，這些墓誌和買地券爲我們留下了宋代社會生態(tài)的各個方面，諸如在婚姻方面，記録了一段段令人感動的愛情故事，有的簡直是生死戀。有的丈夫親自爲亡妻撰寫墓誌銘或地券，丈夫自稱“孝夫”，直書亡妻的名諱，稱其爲“夫人”；妻子爲亡夫撰寫的墓誌銘或地券則自稱“孝妻”或“妾”。這與後來的只稱已婚婦女爲某某氏，如趙王氏、張李氏等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當時社會上對婦女的尊重和婦女社會地位之高。又如記録了兩宋各地移民的情況，是以使中國移民史的內容更加豐富。再如宋代民間使用了許多類如現今簡體的俗字，如“嘉”寫作“加”，“禮”寫作“禮”，“與”寫作“與”，“萬”寫作“萬”，“於”寫作“于”等。再如，南宋後期程朱理學已經得到廣泛傳播，這些墓誌和地券提到“伊川先生”（程頤的尊稱）、“朱文公”（朱熹的尊稱）的《家禮》等，證明程朱理學得到了普通百姓的認同。再如記録了北宋前期的地方基層組織爲鄉(xiāng)、耆，宋神宗元豐改制後改爲都、保等保甲制，這些也是宋代政治制度演變的實證。其他如亡者的死因、墓地的選擇、安葬日期的決定，這些墓誌和地券都作了記錄，似乎當時已經形成了一些定規(guī)。

總之，這些碑誌和地券爲我們留下了許多宋代歷史的實證，豐富了我們對宋代社會生活的認知。相信以後如有機會重寫宋代社會生活史，能夠補充許多史實，使之更加豐富、生動。同時，也希望有關專家學者關注這些“寶貝”，使它們得到充分的利用，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是爲序。

2017年11月20日

寫於科華公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