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的煙云中，權勢與煊赫已慢慢歸于平淡。斯人已逝，歷史的真相，后人或許難以感知，唯有從泛黃的紙頁與陳年的照片中去揣測曾經的輝煌、榮辱、凄涼。
　　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總會浮現出一批為民請愿，左右政局，或革命，或�；剩�或維新等的仁人志士或賊臣逆子。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中，蔣介石逐漸浮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中。也正是因為有了蔣介石，才有了曾經煊赫一時的“四大家族”——蔣宋孔陳。蔣宋孔陳的興衰透視了一段歷史的榮辱興衰，一個民族的悲歡離合。作為四大家族的領軍人物，蔣介石不僅成就了自己的夢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四大家族的崛起與興蠱。
　　蔣介石出生和成長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社會急劇變化時期，千百年來的封建制度正在沒落和瓦解，但是它的思想文化仍然根深蒂固。出生在浙東一個山村小鎮(zhèn)鹽商之家的蔣介石，深受小生產者思想觀念和文化習俗的熏陶。他早期所受的教育，是傳統(tǒng)的綱常倫理。忠孝仁義等道德規(guī)范和儒家經典，深深地烙印在他的思想上。
　　近代著名政治家曾國藩說“結網天下，雀無所逃�！彼�把結交關系，紡織從政網絡，培植勢力，視為“一生成敗之所系”。視曾國藩為“祖師爺”的蔣介石，對此道備加欣賞，并運用自如。建立關系網絡，不分黑道白道；網羅人才，不計歷史恩怨；攀附權貴，不擇手段；培植勢力，不計成本。在他的精心組織下，形成了一支“堅船利炮”的蔣記“聯(lián)合艦隊”。他依靠這個網絡，奪“天下”，坐“天下”。
　　在國民黨內，蔣介石起初僅是一個無名小輩，論資歷，在國民黨內雖屬“首義黨員”，只是小字輩，充其量不過是二等“公民”而已，根本不能與“元勛公民”中的汪精衛(wèi)、胡漢民等元老派這些重量級的人物相提并論；論實力，他在一段時間里，無權、無兵、無錢，遠不及擁兵自重的大小軍閥。然而，正是這樣的一個后來者，卻花了不到十年的功夫，在權力的博弈中獨占鰲頭。
　　蔣介石自稱是“革命家”，以承繼孫中山的革命法統(tǒng)自任，視政敵為反動或反革命。但是“革命”兩字自有其客觀的含義，最簡單地說，就是改變舊的生產關系和舊的上層建筑，解放被束縛的生產力，推動社會進一步向前發(fā)展。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舊社會的軍閥與地主勢力，以及代表外國利益的帝國主義勢力，要建立的則是三民主義的新中國。然而蔣介石卻一一與軍閥、地主、帝國主義勢力妥協(xié)，這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相差何其遠矣！
　　作為一個在亂世中崛起的梟雄，蔣介石憑借的是他的膽識與權術。在一個封建制度被打破、民主制度逐漸萌發(fā)的年代里，蔣介石缺乏相應的現代知識和外交能力，雖然他的弱點和短處可由宋美齡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然而“從此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的凄涼依然伴隨他終老臺灣。
　　蔣介石是從專制走向民主政治的過渡性人物，他本應義無反顧地推進這一歷史過程，不幸的是，他人為地中斷了這一歷史過程。他自詡為孫中山事業(yè)的繼承人，卻背叛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逆潮流而行，堅持獨裁統(tǒng)治，在中國現代政治文明史上留下黑暗的一頁。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蔣介石，從秦始皇的“天下事無小大，皆決于上”，到董仲舒“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的政治理論，在蔣介石的思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有了他以后政治生涯中的獨裁統(tǒng)治，即“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而且“家天下”的思想統(tǒng)治了他的大腦，所以在選擇后繼者時，他不是采用西方民主的選舉制，而是延用實具中國封建傳統(tǒng)的“嫡長子繼承制”，這樣蔣氏家族才有了綿延悠長的權力脈絡。
　　蔣介石曾有“一經一緯治天下”的美好期望，然而隨著歲月的流逝，蔣緯國早已成了蔣家背后的一個影子，他承載著“既生瑜，何生亮”的悲涼，而蔣介石的美好愿望便這般付諸東流了。而蔣經國所希望的“梅蘭竹菊…‘松柏常青”也沒有如其想象的那樣延續(xù)蔣家的政治生命。正如蔣孝勇所言：“蔣家過去和中國現代史聯(lián)系在一起的，總要有個結束�！�
　　時代變遷，歲月浮塵都隨雨打風吹去，梟雄也好，奸雄也罷，歲月榮辱自有人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