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當我們習慣性地把詩稱為“詩歌”的時候，大概很少有人會想到，詩與音樂，在很長一段時期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
這種聯(lián)系大概在世界各個民族都存在�！逗神R史詩》《羅蘭之歌》《格薩爾王傳》《詩經(jīng)·蒹葭》，莫不是如此。
叔本華說過一句讓文人喪氣的話：“音樂與文學結婚就是王子與貧兒結婚。”因為他認為“音樂的內(nèi)容聯(lián)系著宇宙的永恒，音樂的可能性與功能超越其他一切藝術”。雖然這段話文學家們不見得愿意聽，卻道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當文學與音樂結合后，文學的表現(xiàn)力和傳播力便大大增強了。畢竟，記歌詞要比背古詩容易得多，更重要的是，讓人愉快得多。
音樂與詩歌的“聯(lián)姻”由來已久，《詩經(jīng)》三百零五篇，每篇都可以合樂歌唱，所以古人稱為“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墨子·公孟》）古人還說：“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毛詩正義》）屈原的《九歌》《九章》在當時也是能合樂歌唱的。到漢代，樂府本身就是一個音樂機構，負責搜集各地歌曲，以供朝廷樂工演奏歌唱之用。而到了唐代，唐詩也是可以由伶人演唱的。
唐代薛用弱在《集異記》里說到這樣一個故事：開元中，王之渙與王昌齡、高適齊名。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共來旗亭小飲，正好有十多個梨園伶官和四位著名歌妓也來此會宴，他們?nèi)�人便在旁邊一面烤火一面觀看。王昌齡提議說，我們各擅詩名，究竟誰勝于誰，今天我們可看她們所唱誰的詩多，誰便為優(yōu)者。第一個歌妓唱的是王昌齡的“一片冰心在玉壺”，王昌齡便在壁上為自己畫了一道。第二個唱的是高適的“開篋淚沾臆”，高適也為自己畫了一道。隨后王昌齡又添得一道。王之渙說，這幾位為普通歌妓，唱的都是下里巴人，應看那位最佳的歌妓唱的是誰的詩，若唱的不是我的詩，則終身不敢與你們二位爭衡了。待那名妓唱時，果然為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云間”，三人不覺開心地笑起來。諸伶因他們大笑而見問，知是王之渙等，非常高興，即拜請他們?nèi)胂��?br /> 因此，與其說音樂與文學的聯(lián)姻是王子與貧兒的結合，不如說是兩種最能打動人心的藝術形式的強強聯(lián)手。也許是由于兩者都太強了，所以在很早以前，它們就沒有逃過過于早慧的中國人的法眼。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音樂與文學強大的功能，并本著維護統(tǒng)治權力的意圖，有意將音樂與文學都納入“載道”的大船中�？鬃泳吞岢觥胺培嵚暋�，并將其與“遠佞人”并列（《論語·衛(wèi)靈公》）。因為他覺得鄭國的音樂過于“淫”，與宏大敘事、莊嚴肅穆的雅樂是不合拍的，屬于精神污染一類，所以必須禁絕。由此可見，孔子認為，藝術最大的功用是教化，而不是表現(xiàn)與傳播美。后世儒生將詩歌和音樂列于“六經(jīng)”之中，即《詩經(jīng)》《尚書》《樂經(jīng)》《禮記》《周易》《春秋》（《樂經(jīng)》后亡佚，故今人多稱“五經(jīng)”）。看上去，中國古人對詩歌和音樂真是極度重視了。
不過這種重視很難說是好事還是壞事。很多東西但凡列入封建教化的范疇，就由草根搖身變成了經(jīng)典，而經(jīng)典大抵都是單調(diào)乏味甚至面目可憎的。正因為這樣，當權者才在臺上聲嘶力竭地號召大家讀經(jīng)典名著、聽正統(tǒng)音樂，他們自己下來之后卻偷偷聽靡靡之音，可見領導真的分裂得很辛苦。這種辛苦的領導在戰(zhàn)國時候就有了。一次齊宣王偷偷給大臣莊暴透露了一個秘密：自己身為一國之君，非常愛好音樂。后來莊暴把這話告訴了孟子，孟子見到齊宣王時就問道：“大王曾經(jīng)跟莊暴說您喜歡音樂，有這回事嗎？”齊宣王聽到之后很不好意思，只好無比羞澀地承認自己并不是愛好古代的音樂，只是愛好一般的流行音樂。（《孟子·梁惠王下》）
孔子的擔心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人過分沉迷于下里巴人的喜好之中，品位難免變得低下，格調(diào)也肯定會跌破底線�？墒窍热鍌兯坪跤址噶肆硪粋�錯誤，他們過分相信權力的強大，甚至認為權力可以決定人性，于是脖子上青筋暴起，拼了老命要與“三俗”宣戰(zhàn)，而這場戰(zhàn)爭的結果注定是悲壯的。即使孔子刪了《詩經(jīng)》里那么多郎情妾意的詩篇，還是擋不住留下眾多哥哥妹妹之間暗送秋波的文字。無奈之下，后世儒生們只好說這些詩篇表現(xiàn)的是君王與后妃的恩愛，似乎君王與后妃的關系就不是男女關系了。后來大儒們似乎也覺得這樣解釋不妥當，干脆說這講的是君王與大臣之間的關系，就是俗稱的“香草美人法”。儒生們終于松了口氣：這樣一來，《詩經(jīng)》終于“思無邪”了。
雅與俗的戰(zhàn)爭在歷史上從未停止過，但是到了唐朝，局勢似乎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
出身隴西的李氏家族據(jù)說是鮮卑族拓跋氏的后代，他們似乎并沒有大儒們那么多的條條框框，而是以寬宏的胸懷和自信的態(tài)度從容地對待外來的文化，包括音樂。
葉嘉瑩先生指出：
中國過去的音樂，是宗廟朝廷祭祀典禮所演奏的莊嚴肅穆的音樂，謂之雅樂，端莊肅穆。到了六朝的時候，就有所謂的清樂，是比較接近民間的清商的樂曲，……各種民間音樂在內(nèi)的一種音樂總稱�！�…我們中國把從外邊傳來的都稱“胡”，比如胡琴，因此從外邊傳來的音樂就謂之“胡樂”�！�…還有宗教的音樂，我們管它叫“法曲”。
外來的胡樂與宗教的法曲跟清樂相結合，從而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音樂，我們管它叫“燕樂”。燕樂又叫“宴樂”，它是當時流行的一種音樂。
——葉嘉瑩《迦陵說詞講稿》
用現(xiàn)在的話來說，在唐朝，由于統(tǒng)治者的自信和寬宏，外國流行音樂得以傳入中國。這些音樂，有些來自天竺（今印度地區(qū)）、高麗（今朝鮮半島地區(qū)），有些來自康國（今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地區(qū)）、安國（今烏茲別克斯坦布哈拉地區(qū)）等地，有的來自我國西北部邊遠少數(shù)民族地帶，如龜茲（今新疆阿克蘇地區(qū)）、疏勒（今新疆喀什地區(qū)）、西涼（今甘肅西部地區(qū)）、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區(qū)）等地。外來音樂經(jīng)過改造（有的首先在邊區(qū)與各民族音樂相融合），逐漸中國化，并逐漸與漢民族固有的傳統(tǒng)音樂（雅樂和清商樂）相互交融結合，形成一種各民族形式相融合的新型民族音樂。（施議對《詞與音樂關系研究》）
有了新的音樂，那么以前合樂而歌的唐詩似乎就不能適應需要了，于是，一種新的詩歌形式在唐代悄悄地興起，經(jīng)過上百年的演變，它在宋代成為最流行的文學體裁，并成為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上讓中國人自豪的瑰寶。
這就是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