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版引言
莎拉·S. G. 弗朗茨（Sarah S. G. Frantz）

對于珍妮斯·拉德威的里程碑式研究《閱讀浪漫小說》的影響力，無論怎樣贊譽都不為過。它是最早以一部專著的篇幅對現(xiàn)代通俗浪漫小說進行了最為重要且最為廣泛的學術研究的作品，而且在此之后也再沒有人的通俗浪漫小說研究能有它那樣的勃勃野心或結構深度。它不只深入研究了為通俗浪漫小說批量生產(chǎn)鋪平道路的出版技術和實際操作的歷史，而且也是第一項與浪漫小說的讀者進行面對面的接觸，以認真考察這類讀者的消費實踐的研究。這種人種志的考察方式為這項鑿鑿有據(jù)的結構主義分析研究提供了翔實的資料：它分析了這個文類最成功和最失敗的例證。最終，它從女權主義心理分析理論的角度，對閱讀浪漫小說可獲得的愉悅和滿足感以及潛在的弊端進行了具有啟發(fā)性的解讀。雖然《閱讀浪漫小說》并非完書一部——拉德威自己也在1991年第二版的引言中指出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但是自它面世以來的近三十年里，它在通俗浪漫小說的學術研究發(fā)展進程中一直占據(jù)著無可爭議的主導地位。
拉德威的研究因其革新性、突破性的人種志調(diào)研方式而獲得了名實相符的聲名。不論是對于浪漫小說讀者的消費實踐，還是關于浪漫敘事對其讀者產(chǎn)生的意識形態(tài)影響，拉德威都一反眾多前輩學者的做法：她并非發(fā)表沒有證據(jù)支持的空洞論文，而是與“史密斯頓”的一個浪漫小說讀者群直接打交道，并在后者所給予的回饋信息的指導下，甄選了需要分析的小說，對小說本身進行了剖析，并構建了一套她自己的理論，闡釋了讀者為何會毫無自制地消費浪漫小說。作為這項研究的核心，這種方法論實踐和理論立場不只影響了通俗浪漫小說這一特定的學術領域，而且波及了更加廣泛的領域——文類理論、讀者反應理論和女權主義文學批評。
在1991年版的引言中，拉德威分析了《閱讀浪漫小說》出版的歷史時期，談及了她自己在批評理論中的知識求索以及文化研究和讀者反應理論的演變。但她并沒有論及與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演變相關的出版史，這或許是因為她自己從始至終都不是通俗浪漫小說的讀者。因此，有人可能就不會意識到，《閱讀浪漫小說》的重要意義也在于它對一個亞文類進行了深入的探究，而這個亞文類對于通俗浪漫小說的演變至關重要。此外，它的意義還在于，它是在通俗浪漫小說整體歷史中的關鍵過渡期進行研究并出版研究成果的。
在“史密斯頓”女性的閱讀實踐和偏好的指導下，《閱讀浪漫小說》特別探究了由埃文書屋于1972年出版的凱瑟琳·伍德威斯的《火與花》以及1974年出版的羅斯瑪麗·羅杰斯的《狂野蜜愛》而開啟的一個亞文類——轟動型歷史類浪漫小說。這個亞文類在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初期都非常流行，在鼎盛時期，它甚至真的在美國的出版圖書中占據(jù)了半壁江山。但到《閱讀浪漫小說》問世的1984年，這個文類的一些特性已經(jīng)不再吸引讀者了——拉德威也記錄下了這一點，但她并未意識到這一發(fā)現(xiàn)的重要性。這些改變預示著通俗浪漫小說的演化將出現(xiàn)根本的結構性轉變，而這一轉變只有到事后才會為人們所注意。
在《閱讀浪漫小說》中，拉德威分別將兩個章節(jié)命名為“理想的浪漫小說”和“失敗的浪漫小說”。她考察了那些被“史密斯頓”的讀者評價為“理想的”浪漫小說的結構慣例，之后采取非同尋常的研究手法——運用精神分析女性主義批評，從理論上闡明了浪漫小說的功用，即讓那些在履行為人母親和妻子之職時承受“制度性情感支持缺失”（96頁）的讀者從浪漫小說的男主人公那里體驗到“感情得到濡養(yǎng)的感覺”（97頁）。雖然這些男主人公在與女主人公接觸的初期，常常會粗暴對待她，但他在敘事過程中會慢慢地被改造，最終成為一個象征性扮演了對女主人公呵護備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親角色；而通過與女主人公的認同，讀者也獲得了同樣的關愛�！笆�敗的”浪漫小說一如章節(jié)標題所指——“太過切近父權制的問題”，因為在失敗的浪漫小說中，殘酷對待女主人公的男主人公未能“有效地消除”他在讀者心中激起的“怨怒和恐懼情緒”（158頁）。雖然拉德威指出，“史密斯頓”的女性認為這些失敗的浪漫小說“惡心”（158頁），并貶斥它們是應被丟進“垃圾場”（160頁）的作品，但1970年代后期的銷售數(shù)據(jù)并不支持“史密斯頓”女性的厭惡情緒。比如，羅斯瑪麗·羅杰斯那些“失敗的”浪漫小說雖然尤為“史密斯頓”的女性所厭棄，但它們的銷量比最受這些女性推崇的理想浪漫小說，如凱瑟琳·伍德威斯的《火與花》多了數(shù)十萬冊。
早期的銷售數(shù)據(jù)與拉德威記錄的“史密斯頓”讀者對于最好和最糟浪漫小說的區(qū)分之間存在分歧，而這種分歧在無意之中捕捉到了1980年代中期讀者的口味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nèi)所發(fā)生的變化，即從轟動型歷史小說轉向了感官型歷史類浪漫小說。后一種小說也包含轟動型歷史小說中直白的性暴力描寫，但它是被用來對強制性性別文化建構所固有的情感和心理破壞展開更加細致的探索。這一變化顯著地改變了浪漫敘事呈現(xiàn)給讀者的情感戲份。在1970年代暢銷的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也即那些為“史密斯頓”的女性所閱讀且進入了拉德威的探究和理論闡釋視野的作品中，犯下強暴行徑的男主人公在開篇時便對女主人公行使了他在父權制度中的支配特權；但隨著敘事的鋪展，他慢慢地被改造為對女主人公（同時也是讀者）呵護備至的前俄狄浦斯期的母親形象。而在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感官型歷史類浪漫小說中，以1986年出版處女作的勞拉·金塞爾的小說為代表，深受傷害的并非女主人公而是男主人公，他們成了社會性別期待尤其是男性氣質(zhì)的受害人。這種新型的男主人公在小說開始時就已經(jīng)身心俱傷，而且通常都是真的受了傷，甚至于肢體殘缺。在這類浪漫敘事中，令人牽腸掛肚的兒女情長就是他努力接受女主人公的愛以及他對她的愛，并由此獲得療愈。于是，在女主人公獲得男主人公的細心呵護之時，讀者不一定就得與她產(chǎn)生認同感。相反，通過更多地接觸和聚焦于男主人公的敘事視角，讀者開始間接支持這種敘事，因為它要求和強迫男主人公必須表白他對女主人公的愛戀和信賴——一種完全不同的獲取權力的途徑。
恰如拉德威未能預見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讀者的情感追求發(fā)生了變化一樣，她也沒有料到這種轟動型亞文類作品的最持久影響竟然是它那露骨的色情特征。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與1960年代的哥特浪漫小說完全不同：后者常常長篇累牘地描寫扣人心弦的性挑逗1畫面，但從不直書真正的歡愛場景；前者則將臥室的大門洞開，百無禁忌地描寫著男女主人公間的交歡場景，有時甚至描述繁復的細節(jié)。1982年6月，每月推出新書的美國類型文學出版商西盧埃特開創(chuàng)了“西盧埃特欲望”系列作品，它們以腳踏實地的中產(chǎn)階級主人公和接地氣的情節(jié)發(fā)展為特征，而且根據(jù)西盧埃特的范式，這個系列想要特別突出的是“愛情的肉體歡愉以及情欲上的滿足”。1984年3月份，加拿大的類型文學出版社禾林開始推出類似風格的“禾林誘惑”系列。這些出版物導致這整個文類都著力于露骨而巨細靡遺的色情描寫。這種日漸增加的色情描寫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色情浪漫小說這一亞文類在1990年代驟然興起和因?qū)�抗上述之風而流行的描寫福音派基督徒主角及其生平遭際的“神啟類”浪漫小說，在新世紀時出現(xiàn)了真正革命性的創(chuàng)造——專注于色情類浪漫小說的數(shù)字出版社，而這類出版社又推動了電子書的創(chuàng)造和出版，并迫使當今的出版業(yè)經(jīng)歷著如此痛苦的變革。
《閱讀浪漫小說》的暢銷所帶來的一個或許出人意料的結果是，浪漫小說作者直接參與到這一文類的相關學術討論中。1992年，暢銷書作者珍·安·克蘭茲出版了《危險的男人和大膽的女人：作者談浪漫小說的吸引力》。這本書匯編了克蘭茲和其他浪漫小說作者撰寫的文章，明確回應了對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學術討論。在這部著作中，作者們詳述了她們對這一文類各個層面的思考，包括新近產(chǎn)生的想法以及對她們作品的藝術性和文化影響的沉思：保有處女之身的女主人公、陰郁危險且被傷害過的男主人公、該文類所要求的美滿結局、男女主人公所引起的讀者共鳴、性暴力和性歡愉、這一文類以及單部小說的文學價值，以及讀者從中獲得的愉悅�？颂m茲這本書的許多作者也在她們的小說中迂曲地回應了該書提出的問題。她們在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作品不僅仍時常出現(xiàn)在讀者評選出的最佳浪漫小說榜單上，而且以近二十年后依舊在這個文類中留有余波的方式質(zhì)疑、顛覆和延展了這個文類的慣例。
事實上，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當前境況與三十年前《閱讀浪漫小說》出版時的社會環(huán)境已經(jīng)天差地別。雖然歷史類浪漫小說這一亞文類依舊是許多浪漫小說出版社的頂梁柱，尤其是埃文，但新的亞文類仍在不斷地演化，進而將浪漫小說這一文類的版圖進一步地向外擴展。在1990年代初期首次出現(xiàn)的超自然浪漫小說在二十年后仍占據(jù)著相當大的市場份額，不停地講述著吸血鬼、狼人、幽靈、魔女、美人魚、天使和惡魔的愛恨情仇。在與科學小說和幻想世界重合后，太空站和新行星也開始上演浪漫的愛情故事——外星人間的兒女情長，或者講述小仙子在拯救她們的世界免遭邪惡勢力侵吞之時擦出的愛之火花。警察、士兵和FBI特工在爭分奪秒地追捕謀殺犯或恐怖分子以拯救世界的同時，也與犯罪受害人發(fā)展出了扣人心弦的浪漫關系。關于男同性戀的愛情小說（絕大多數(shù)都是出自女性之手，而且受眾也多為女性）也成了一個重要的亞文類，在電子出版社中尤其如此，其中有些出版社甚至只出版這種類型的小說。其他的小眾市場，比如蒸汽朋克浪漫小說、主角超過兩個的多角浪漫小說以及恐怖浪漫小說，也在電子和小型的出版社中尋找到了它們的受眾群，并且努力通過其日漸擴大的受眾群打入主流出版社。不論是從人群角度看還是從地理層面上看，浪漫小說的受眾都擴大了，如加拿大的出版社禾林出版公司已經(jīng)將美國的西盧埃特書屋和最早的類別出版社，英國的米爾斯&布恩出版社全都收入麾下，并且在土耳其和印度設立了辦公室，計劃出版由當?shù)厝俗珜懙漠數(shù)乩寺�小說。它還出版了一系列關于非洲裔美國人的愛情故事。
浪漫小說的學術成果則反映了其研究對象的不斷壯大。學者們持續(xù)地對特定的讀者群體進行人種志研究：比如林恩·S.尼爾的《上帝的傳奇：福音派女信徒和神啟類小說》便采訪了福音派神啟類小說的讀者，詢問她們閱讀這類小說的原因和從中所獲得的愉悅。但也有學者拓展了新的領域，比如朱麗葉·弗萊什的重要研究——《來自澳大利亞的愛情：當代澳洲通俗浪漫小說史》便調(diào)查了浪漫小說中特殊的地理亞文類。帕梅拉·瑞吉斯的入門類著作《浪漫小說的發(fā)展史》不僅論證了浪漫小說的文學根源可上溯至塞繆爾·理查森的《帕梅拉》和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而且還從結構主義的角度界定浪漫小說——這一定義可與拉德威在《閱讀浪漫小說》中所提出的觀點相提并論。拉德威就“理想浪漫小說的敘事結構”提出的十三條要求是針對1970年代末的轟動型歷史浪漫小說。瑞吉斯所說的浪漫小說“八大要素”則確立了一個廣泛的通用結構，從而可據(jù)此分析所有類型的浪漫敘事，而不管它隸屬哪一種亞文類。此外，2007年后，通俗浪漫小說研究已經(jīng)自成一個學術領域了。于2009年創(chuàng)立的通俗浪漫小說研究國際聯(lián)盟每年都會舉行與通俗浪漫小說研究有關的大會，并出版了《通俗浪漫小說研究期刊》。有了這樣的機構性支持后，通俗浪漫小說的研究興趣就自然會蓬勃發(fā)展起來，而這一切都建立在珍妮斯·拉德威于三十年前在這部非凡著作中打下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