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讀父親的書，大概是在1980 年前后，也就是我將近五十歲的時候。

在我上小學、初中時候，也就是抗日戰(zhàn)爭期間，父親在大后方，我們在淪陷區(qū)，記得那時，我們會給他寫信（其實不是記得，而是后來父親去世，臺灣編《錢賓四先生全集》（以下簡稱《全集》），我也參加遺稿整理的工作，有一部書稿，當時就是寫在從淪陷區(qū)寄過去的家信背面。正面的書稿，就是后來編入《全集》的《讀史隨劄》；背面的書信，其中就有母親和都在上小學的我們兄弟幾人所寫的家書，這樣才使我有了這寫信的記憶）。后來抗戰(zhàn)勝利，父親回到家鄉(xiāng)，在無錫江南大學任教，先兄曾隨父親就讀于江南大學，我和弟弟妹妹，仍隨母親在蘇州。那時，我雖然在讀高中，應該是能讀一些書的，但是也還沒有讀過父親的書，倒是讀魯迅、高爾基等的書多一點。在這以后，就是父親到香港辦學，大陸批判白皮書，牽連到胡適、傅斯年先生和父親等等。所以開始讀父親的書，要到1980 年前后了。

讀父親書時，讀到一處，是父親講學時的“題外話”。原文在現(xiàn)臺灣版《全集》52 冊之《講堂遺錄》“經(jīng)學大要”第十四講里。大意是說，今天你們來聽我講演，但是帶了許多別人來，就聽不進我的話了。《莊子》中有一段“南榮趎見老子”，老子說：“子何與人偕來之眾也？”你怎么帶了一大堆人來呢？諸位到我這里來，心中不知帶了多少人；不僅帶中國人，特別是還帶來一大群外國人。有這一群人在你腦子里，你有什么辦法來聽我講課？我開始讀父親的書時，其實就是這樣的情形。從1949 年到1980 年，其中讀了許多東西，腦子里有許多人；在以后的讀書學習過程里，自然會發(fā)生一個此消彼長的情形。這或許也會反映在近幾十年所寫的文字中吧，本書所收各篇，正部分體現(xiàn)了這一消長變化。

父親逝世，我寫了《最后的孝心》一文，說是“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其實當時對父親之“道”，是連一知半解也不夠的，所以提出三年讀書的打算。但是，如上所述，這里面其他人造成的阻力還是大大存在的。所以，前幾年開始準備集各文為一個集子時，起的書名就是《走近錢穆先生》 ，“走近”正表示這個消長的過程，而且所收各文，都是以筆名“畢明邇”——以一個讀者身份發(fā)表的。這一次，增添了一些用真名寫的紀念文字和雜志記者采寫的訪談記錄，這原擬的書名就有點不合適了。

父親那本《讀史隨劄》，寫于抗戰(zhàn)期間，先祖母去世之后。原題為《思親彊學室讀書記》，并且撰有《思親彊學室讀書記序》（刊于民國三十年四月《責善》半月刊二卷一期），但是，全書當時并未編成出版。父親晚年曾編定目錄，改題為《讀史隨劄》，　因收羅未全亦未能付梓。在編輯《全集》時，才最終結集成《讀史隨劄》，原《思親彊學室讀書記序》一文，則移以作為此書的代序。父親在這序里說，“計惟有勉力彊于學，雖不足以報深恩于萬一，亦姑以寄孤兒荼蘗之心。繼自今當署吾室曰‘思親彊學之室’。”現(xiàn)在，本書所收各文，十之九寫于《最后的孝心》一則之后，雖然有些以筆名出之，心中實未嘗絲毫忘此孝心也。故將書名改題為《思親補讀錄》，亦以志孤兒荼蘗之心于萬一也。并以“走近父親錢穆”為副標題，以示呼應初宗。全書中對父親的稱謂，或稱“父親”，或稱“錢穆先生”，則是保留了各篇寫作、發(fā)表當初的原樣，亦特此說明一下。

回想父親逝世的次年，繼母大人在臺灣《聯(lián)合報》上，按照父親的遺愿，寫了一篇《時代的悲劇——錢穆先生和他的子女》，這篇長文有一節(jié)是說1984 年父親和我們在香港見面的事，大意說，父子兒孫相聚，盼望能給賓四帶來些安慰，但是他總顯得情緒落寞，有時就獨自離群而去。他認為“當年父子異途，他獨自流亡海外，兒子們以大義相責。當時國家天翻地覆，個人的利害、得失、悲喜、成敗，早已不在他心上，也無需作何解說”。可是，時至今天，是非對錯，已經(jīng)擺在眼前，父子相見，做兒子的豈可對過去沒有一句話交代？“ 他要知道，分別幾十年后的今天，兒子們早脫離了不成熟的中學生時代，對他這個父親又是如何看法？”可是，我們當時見不及此，沒有對父親做出他希望的交代。直到后來寫那《最后的孝心》時候，才做了一點說明，真是悔之晚矣。以后陸續(xù)寫的這些“思親補讀錄”，真能彌補這時代的悲劇于萬一嗎？

當年編《全集》時，我負責的只是《讀史隨劄》這一部分，其他部分當時只讀過很少，直到今天，對于父親的全部著作，也還是讀過的少，沒讀過的多，讀過的部分也不能說全理解。但是寫的筆記則是覺得有所得而寫的。希望繼續(xù)晚學補讀，能寫出更多更好的文字來。

以上自序還是二○一一年《思親補讀錄》初版時所寫，現(xiàn)在這書重印，添加了一些文字， 換了一書名，那老的自序仍和老的文字一樣繼續(xù)存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