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俗學產生以來，民間口承敘事作為民俗學研究的源起和開端，一直是民俗學研究的重要視角與對象。我國的民間口承敘事研究多是在西方民間敘事研究理論的引領和借鑒下展開，在理論層面的創(chuàng)新和建構相對較少，這從中國本土民俗學史的發(fā)展軌跡上可以明顯看到。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浪漫民族主義思潮興起，民族主義、文化進化學說、太陽神話學說、神話儀式學說等學派先后開啟民間敘事研究的先河。20世紀以后，受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學科理論的交互影響，民間敘事研究中出現結構主義、精神分析法、女性主義、形態(tài)學等理論視角，先后形成“歷史一地理學派”、“地域一年代假設學說”，以及“功能主義流派”和“文化方法論”等研究范式。20世紀中后期，民間敘事研究的跨學科、多元化趨勢日漸明顯。其中，表演理論、口頭程式理論和民族志詩學成為最有影響力和最為活躍的三個流派。與之相應，國內自20世紀初期的歌謠學運動以來，對民間敘事的研究先后經歷了文本采錄收集、類型學、主題學、故事形態(tài)學、文化精神分析、口頭程式的展演和建構、對講述者及講述空間的關注等多維度的研究拓展。尤其是隨著口頭程式理論和表演理論的深入探討與運用，國內學界對民間敘事的研究出現從“文本”向“表演”、向“講述人”和“講述背后的情境”過渡的取向和趨勢。敘事文本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對隱藏在水下的巨大冰山底部的關注和開掘越來越成為民間敘事研究的主要審視與闡釋對象。這種研究理路的轉變不僅體現出民俗學以人為本的學科本質和研究屬性，還為研究者考察民間口承敘事、從本質上理解民間文化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和想象。本書即是基于上述這種現代學術語境，以一種跨學科解讀與全視角審視的角度，對遼寧滿族民間敘事展開的解析與闡釋。
　　掩卷而思，本書有以下幾處可圈點：
　　其一，以微觀、中觀推及宏觀，建構了滿族文化研究的“逆推式”視角。
　　在以往的滿族民間敘事研究中，學者們多已習慣于將東北滿族的歷史與文化視為一個整體板塊予以審視，基于這一視角，對東北滿族民間敘事的研究與闡述自然多帶有“統而言之”“大而化之”的宏觀性質。事實上，以居住于遼寧地區(qū)的滿族來看，由于區(qū)域生境、族群歷史、人口構成、社會背景等因素制約，遼寧滿族在文化建構上與吉林、黑龍江兩省以及河北省和北京地區(qū)的滿族有許多相異之處，區(qū)域內的滿族民間敘事也與其他區(qū)域不同，反映的是遼寧滿族民眾與區(qū)域內“小生境”的磨合適應，帶有鮮明的農耕生計及滿漢文化融合特點，是對遼寧區(qū)域歷史的一種全景式展演。再以遼寧境內的滿族來看，分布于遼東、遼西兩地的滿族在文化建構方面也是同中有異，對此，只要將遼東、遼西兩地的滿族民間敘事作品作一比較，便不難發(fā)現其在整體上既有不同于“白山黑水”區(qū)域的某些共同特質，同時也存在一些頗有價值的細節(jié)性差異，本書的研究特點即在于對滿族民間敘事的闡釋與解析沒有因襲以往“滿族文化一統論”的宏觀背景，而是將遼寧滿族視為東北滿族群體中一個有著獨特生境與發(fā)展歷史的族群支系，以微觀與中觀推及宏觀，建構了不同以往的“逆推式”研究視角，從而使本書對遼寧滿族及其口頭傳統的解析研究顯現出不同以往的“深描”性質，闡釋中時有新見，有效提升了一些相關立論的可靠性。
　　其二，引入新史學觀念，辟建復線性、多元化的區(qū)域文化史構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