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從“革命文學”到“左翼文學”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是如何想象民間的呢？這一提問本身就包含著一個想法——這些知識分子對于“民間”的理解是從自身的一種需要和觀念出發(fā)去理解民間的。丁玲在1931年發(fā)表的《水》被認為是“普羅文學”的重大突破，馮雪峰在評價《水》時，認為有三個重要特點：“第一，作者取用了重要的巨大的現(xiàn)實題材；第二，在現(xiàn)象的分析上，顯示出作者對階級斗爭的正確的堅定的理解；第三，作者有了新的描寫方法……不是個人心理的分析，而是集體的行動的展開�！边@三個特點表明丁玲對鄉(xiāng)村民間的想象是從先驗的觀念開始的，民間主要的是承擔其政治思想、激情的場所。在這樣一種想象民間的過程中，這些知識分子為了革命和宣傳，把藝術的功利價值看得高于藝術的審美價值，《水》在藝術上所出現(xiàn)的敘述粗糙、人物缺少個性的缺點，也證明了這一點。換句話說，這些知識分子對“民間”的呼喚和重視，并不是藝術和審美的需要，而是宣傳政治革命思想的需要。當“宣傳”成為作品的主要目的時，民間文化形態(tài)作為藝術的精神資源也就成為次要的或根本就不被重視的內容。這也正是這一類型的作品在后來的文學史研究中遭到“非議”的主要原因。有的論者把這一時期作品的藝術質量不高歸因于“作家走向大眾、民間”的結果，實在是一種誤解，因為“民間”在這些知識分子的眼中是闡釋政治思想的符號，而不是真正的民間本身。
　　雖然倡導“大眾化”的知識分子有著鮮明的政治化傾向，但由此“民間”的魅力卻被他們所意識到，并在創(chuàng)作中帶來了新的審美因素，特別是那些對農村生活有著切身體驗的作家，民間文化形態(tài)所蘊含的地域色彩和特殊的文化內蘊都給他們的小說帶來了生動的藝術力量。沙汀小說沉悶、陰暗的色調中透露著民間生存的殘酷和世態(tài)人情炎涼；吳組緗于細膩、冷靜中寫出破敗農村的真相；極富浪漫色彩的艾蕪，在《南行記》里塑造了各色各樣具有特殊命運的流民形象，這些下層人充滿苦難、甚至被扭曲變形的生活里，一種原始的、野性的生命力量呈現(xiàn)出民間世界的豐富、駁雜。如上這些左翼作家，觀察、思考民間的立場雖然是政治性的，但民間的因素——特別是作家與民間的深層聯(lián)系而生成的情感以及民間生存欲望的特殊追求方式，都帶來了“政治宣傳”本身所涵蓋不了的內容，為了更具體地說明這一問題，不妨對艾蕪的《山峽中》作一詳細分析。
　　《山峽中》的作者艾蕪，曾懷著“勞工神圣”的信仰，漂泊于西南邊境和東南亞各地。這篇小說的敘述視角是知識分子的，但卻有著民間的情感和立場，他對生存于社會邊緣地帶的流民、強盜的描寫有著豐富的復雜和善惡交織、美丑相伴而生成的藝術的深邃。生存于荒涼、野蠻、殘酷環(huán)境中的這些“強盜”，沒有任何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生存欲望是其根本，他們對于官兵的仇視、外來人的拒絕都是為了生存的安全。他們殺人越貨，讓江水吞沒同伴也是為了生存的需要，在這樣有著野蠻、強悍的民間一隅，我們卻看到了“野貓子”柔情似水、善良誠摯的美好心靈，洋溢著自由的生命精神和對于美好事物的追求。這樣一個民間的藝術世界，在“五四”以來的小說中是很少出現(xiàn)的，蹇先艾的《水葬>曾寫一“小偷”為生存需要偷盜時，被人抓住處以極刑，雖然也寫到“小偷”的柔情和精神的不屈.但更重要是以此反襯“看客”的麻木、愚昧、冷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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