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藍皮書的新“視界” 2019年“湖南文學藍皮書”以2018年湖南作家、評論家出版和發(fā)表的重要文學作品為研究對象，通過重點評點、綜述、目錄等形式，盡可能悉數(shù)納入，文學藍皮書的編寫方法也還在探索之中。我們編寫湖南文學藍皮書的初心，是對湖南文學現(xiàn)狀進行整體觀察，為湖南文學發(fā)展提供某種依據(jù)，更重要的是從資料整理的角度考慮，使其具有史料價值，希望能給未來的文學研究者提供一個可靠的參照。 我們在做資料整理和作品評論時，多多少少存在著某種“視界”，甚至有一個文學史的觀念性的東西高懸于我們的頭頂。文學資料的收集、匯編、評價并沒有一個現(xiàn)成的客觀標尺，編纂者不可避免地帶有“選家”和“史家”的眼光，尤其在重點作品評價環(huán)節(jié)，這一特點更加明顯。因此，我們不得不考慮有關文學史的問題。文學史作為一種經(jīng)典的標尺，并不是一成不變的。新時期以來，在短短幾十年內(nèi)，文學史寫作問題就經(jīng)歷了四次大挑戰(zhàn)，即“接受美學、新歷史主義、比較文學、文化研究”的挑戰(zhàn)。這種挑戰(zhàn)毋寧說是一種觀念上的沖擊，每次面對新一輪的理論沖擊，文學研究者都有必要調整策略和視野。最開始是接受美學方法的挑戰(zhàn)。對于接受美學的沖擊，文學史書寫不得不考慮讀者的因素。傳統(tǒng)的文學史書寫以文本和作家為主體，主要考察作品的思想性（歷史性維度）和藝術性（審美性維度），兩種維度很難中和，常常形成兩極或者對立的狀態(tài)。以姚斯為代表的西方接受美學理論將視線轉移到讀者，認為讀者作為中介，起到連接歷史性維度和審美性維度的作用，讀者也成為文本的建構者之一。接下來是新歷史主義方法的挑戰(zhàn)。新歷史主義的沖擊使文化研究逐漸抬頭。新歷史主義采取多種批評視角和闡釋方法，其批評實踐基礎建立在后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互文性等理論和方法上。在視野上把政治意識形態(tài)、文化領導權納入文本闡釋。審美性維度被肢解，歷史性維度被擴充。在新歷史主義方法挑戰(zhàn)之后是比較文學方法的挑戰(zhàn)。比較文學的沖擊主要來自國外漢學家書寫的中國文學史策略。美國學者宇文所安、李歐梵、韓南、王德威等人的中國文學史研究成果，將中外文學文本匯集，進行比較分析和闡釋，視野開闊，方法新穎，影響了國內(nèi)文學史撰寫，引起重寫文學史的大討論。之后是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方法的挑戰(zhàn)。以種族、階級、性別、生態(tài)為考察對象的文化研究剛剛興起。文化研究邊界的無限寬泛，方法的無限龐雜，外延的無限廣闊，使文學內(nèi)涵本身被掏空，只剩下文化外殼。文學的本質被弱化。舊經(jīng)典將面臨各種后理論的重重考驗，“新經(jīng)典”通過考驗卻與人們的期待相違背而遭到質疑。文化研究這一方法本身也在接受考驗。 多種觀念影響下的文學史書寫，直接干預文學經(jīng)典化過程。本土經(jīng)驗與世界性交融之后，文學史書寫會面臨視角和觀念的難題，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偏重于歷史性，西方偏重于宗教性。文化研究方法（如種族、階級、性別、生態(tài)問題）是對兩種傳統(tǒng)的挑戰(zhàn)，同時作為文學史的研究對象被泛化。研究主體（研究者）誰的聲音最大？誰最有說服力？由誰來評判？事實上，沒有人能夠在這件事上一錘定音。 文學機構和文學團體在文學史書寫上可以算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中國古代有文學世家、寫作家族化的傳統(tǒng)。許多大工程是子承父業(yè)，師生相授。比較典型的是西漢。西漢是文獻經(jīng)典化的關鍵時期，“秦火”之后經(jīng)籍的整理、修訂工作量巨大，有文獻整理和意義闡發(fā)雙重任務。西漢的館藏制度和文獻整理提升了漢代官方意識形態(tài)建設的效率。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文獻分類也拓展了學術的深層次發(fā)展。對“六藝”的研究以及“五經(jīng)博士”的文化體制化，使朝廷掌握了話語資源。官方學術機構與民間學術團體形成共建的繁榮局面。被康有為批評為最大“偽經(jīng)制造者”（錢穆駁斥了這一說法）的劉向、劉歆父子，他們通過校書建構了西漢文獻譜系，重新構建了先秦的知識系統(tǒng)，使各類文獻（經(jīng)典）各歸其位。 近代以來一大批文化大家在文學史書寫上不斷地刷新觀念，如王國維、劉師培、魯迅、胡適、鄭振鐸、郭紹虞等，都有里程碑式的文學史著作。當代文學史書寫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成果，又與漢魏六朝時期類似了，也是在團體、流派的通力合作下進行，也需要國家、部門、地方性的基金資助。團體協(xié)作的好處是評論者個體獨識參與到公共話語之中，在這種交融匯通中形成一種具有公共理性的討論。在世界性視野與后現(xiàn)代理論的雙重夾擊下，文學史書寫處在一個重大變革的時代。學術研究本身需要深層拓展。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本土與西方，多種觀念的融合之后，“主體間性”和“文化間性”需要同時兼顧。新的文學史書寫體現(xiàn)以下幾點要求。第一，運用新理論，打開新視角，采用新體例。第二，文學史擴展到文化史，文學審美同經(jīng)濟社會結合起來評判考量，將當前流行的多種理論和方法綜合考慮（如前文提到的接受美學、比較文學、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等理論和方法）。第三，打破統(tǒng)一論調，強調多元化，重點關注邊緣化（如夏志清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在20世紀60年代最早向英語世界介紹中國文學，并發(fā)掘張愛玲、錢鐘書、沈從文等重要作家）。對作品的本土經(jīng)驗和世界性進行雙重觀照。更在意跨文化交流中的功能。文學文化化將轉移到文學歷史化情境。社團、編纂、生產(chǎn)、傳播、文學體制等，將文學審美納入文學與思想文化、文學與經(jīng)濟活動、文學與地域文化等大的環(huán)境之中，重新定義，如《劍橋中國文學史》對于女性文學、少數(shù)民族文學、說唱表演、口頭文的關注；《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對民間文學十分重視（第七編專門介紹民間及周邊文學，如貴州儺戲唱本、江永女書梁祝故事的改編、愛情故事改為說教性的女德故事。地方性口頭藝術列舉了長江三角洲的彈詞、廣東的木魚傳統(tǒng)、北方鼓詞和滿族的弟子書等）。民間文學實際上與精英文學形成對應和互動，民間文學歷來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研究者越來越傾向于探索偏僻資源和偶然性現(xiàn)象，形成去中心化、邊緣化研究趨勢，文學譜系建構也重視偶然性因素。這一改革思路打破了原先因循守舊的文學史書寫模式。 文學史料、文學匯編，以及文學發(fā)展報告等書寫模式的革新，也給非中心體裁的文學作品帶來機會。當中心和權威被解構以后，任何一種有質量的文學作品——無論它以何種體裁呈現(xiàn)，將在文學史中獲得同等重要的位置。 卓今 2019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