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初識小野賢二先生是在七年前的1989年12月。當時我正在歷史學家洞富雄先生家中做客。洞先生從很早便開始關注并研究南京大屠殺問題了，且作為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由中日兩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者和媒體工作者組成的團體）的代表在開會時經(jīng)常與我見面。正是他把小野先生介紹給了我。小野先生此前一直在福島縣廣泛搜集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日軍士兵戰(zhàn)地日記。 在結識小野先生并閱讀了其辛苦收集而來的數(shù)篇日記后，我開始意識到這將是一項極為重大的工作。圍繞日本現(xiàn)代史的國際性大事件展開如此重要的收集工作本身就是鮮有先例的。更何況這是一位非專業(yè)學者、非媒體工作者的普通公司職員（其本人自稱“勞動者”）利用數(shù)年的假期四處調查所取得的成果。當然，由“門外漢”所完成的壯舉還包括日本首次發(fā)現(xiàn)的舊石器、恐龍化石等，實際上并非僅此一例。但小野先生的工作有所不同，其成果并非偶然所得，完全來自其專注而熱情的努力與周密的調查活動。不得不說，這是讓人倍感驚訝的。 日本戰(zhàn)敗后盟國組織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東京審判）讓普通日本民眾明確知曉了南京大屠殺的存在。當時亦有中方的人證出庭指證并留下了記錄，但日本方面對此存在著“此乃戰(zhàn)勝國單方面之判決”的反駁，也有人認為其證詞太過簡略，無法與這一重大事件相稱而難以讓日本人充分認識。盡管如此，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洞富雄先生從很早就關注了該問題并調查了國內外的各類資料，目前正在編寫東京審判的相關記錄。 洞富雄先生的研究大多以文獻為基礎，而我作為媒體工作者主要參與了現(xiàn)場調查，并將1971年的調查取材發(fā)表在《中國之旅》上，將1983年的取材以《通往南京之路》為題發(fā)表在了《朝日新聞》《朝日雜志》上。進而又在1984年參加了以藤原彰先生為團長的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組織的現(xiàn)場調查團。 雖然那場以采訪中國幸存者為主要任務的調查活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但想方設法要讓南京大屠殺事件“虛幻化”并予以徹底否定的勢力一直在極力強調這些成果乃是“中方的捏造”。尤其是文藝春秋出版社，在其出版的雜志與書籍中長期聲援否定派的言論，甚至還曾在報紙或電車的海報上用巨幅活字廣告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這導致不少不是右翼的人也開始覺得真?zhèn)坞y辨、無所適從了。 向否定派發(fā)起反擊的最有效辦法，自然是找出參與屠殺的日軍士兵當事人，抑或是發(fā)掘戰(zhàn)地日記等一手資料。若能拿出日方的證人或證據(jù)，那么否定派將無計可施。包括我本人在內的一些媒體工作者、和平運動愛好者曾參與過此項工作，尤其是在京都周邊取得了大量成果。而在南京大屠殺廣大區(qū)域內的大小各種現(xiàn)場中，針對最大規(guī)模事件展開徹底且決定性證據(jù)收集工作的便是來自福島縣磐城市的小野賢二先生。 由此，以《文藝春秋》雜志為主要陣地的反對派遭到了完全的挫敗，其所謂的“南京大屠殺爭論”就此告結。在進行了四年時間的調查后，小野先生的工作終于在1990年9月19日被《朝日新聞》夕刊以《死者人數(shù)為14777人嗎：南京大屠殺、長江之濱的最大規(guī)模事件》為名報道，進而又被收錄進了名為《南京大屠殺之研究》的書中。關于“最大規(guī)模事件”，其情況可概括如下：“關押在南京市北郊幕府山的一萬五千余名中國俘虜，于12月16日、17日分兩天在長江邊被殺害。這場屠殺極有可能是在兩個地點，至少分成三批實施的。即16日在中國海軍的魚雷營，17日除魚雷營之外又在其下游兩三公里處的大灣子附近實施，后者占據(jù)了多數(shù)。他們遭到了機槍的反復掃射，然后又被潑上汽油焚燒。光將尸體沖進長江就花了18日、19日兩天工夫�！� 本書所收錄的戰(zhàn)地日記，正是由制造這一人間慘劇的日軍士兵所寫，包含屠殺當天內容的記錄，大部分均系小野先生發(fā)掘所得。同時還包括了其他日軍士兵家屬看到《朝日新聞》的報道后，聲稱“我家也有”并進而提供給我的內容。可以說，每一篇戰(zhàn)地日記的背后都有小野先生辛勤調查的故事，但因本書終究是資料集，只得將此割愛，期望日后能有機會予以公開。 出版本書還有一個目的，即期盼看過本書的原日軍士兵家屬能夠進一步提供相關的戰(zhàn)地日記，抑或是出現(xiàn)更多有志于從事搜集工作的人士。毋庸置疑，尚健在的日軍老兵（匿名亦可）本人若能提供口述的話，勢必也將成為極寶貴的歷史證詞。 本多勝一 1996年1月21日于山形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