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25年中，我一直在做精神分析。在這段時間里，我經(jīng)歷了弗洛伊德派到克萊茵派的個人分析，中途接受過獨立派的督導。我的精神分析之旅很豐富，也將不斷豐富下去。每一次的體驗都教給我許多有價值的東西，也勾起我許多疑問和一些不安，不僅是關于自己，也有關于作為一種治療方式、一門學科和一種職業(yè)的精神分析。 
接受理論培訓時選擇的分析師和督導讓我成了克萊茵學派。除此以外，在實踐中我選擇他們中的任何一個從來不是因為他們是克萊茵學派的，而是因為他們對患者有同理心，因為我喜歡他們，因為他們有很好的幽默感，因為他們契合我的個性并且激勵了我。 
讀這本書時，你會注意到我匯集了許多不同的觀點，反映了精神分析領域里不同的傳承，至于我把自己歸入哪一個精神分析流派不是非常明確，因為實際上，我沒有把自己歸到任何一個流派里。流派很容易自成體系延續(xù)無益的假設和謬見，不利于對本行業(yè)所用的工具進行批判性反思。我們需要站邊，需要分裂，需要做最受寵的孩子，這些需要重現(xiàn)在我們的組織生活中。當我們歸屬于某一團體而不是另一個時，并不完全是被理論差異或科學發(fā)現(xiàn)驅(qū)使，我們生活在這樣一種幻象中： 我們成功地將對手降格為一個不那么有特權(quán)的群體。當然理想的情形是，任何類型的社會組織都應該鼓勵盡可能廣泛的人類多樣性。 
哪里有“我們”，哪里就有“他們”�？偟膩碚f，心理治療界，不僅僅是精神分析界，與其他任何社會團體沒有什么不同： 在推廣我們的世界觀和與之相配套的治療方法方面，我們都有既得利益。我也一樣。實際上，我們要有自己的個人觀點，并用自己的觀點與他人產(chǎn)生聯(lián)接，這對保持頭腦清楚是很重要的，這是一種自信的態(tài)度，相信自己的觀點。x我并不是相對主義的倡導者，正如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明智地提醒我們： 
認識到自己的信念有相對性，然而不妥協(xié)地予以維護，這一點區(qū)分出文明人和野蠻人。 
（引用于Berlin， 1969） 
正如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1969）所說，對絕對真理的渴望無疑反映了“一種深層的難以治愈的元心理需要；但是讓這樣的心理需要來決定行為，同樣是很嚴重的癥狀，而且更危險，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成熟”。 
歸根到底，各人最后用的專業(yè)詞匯不一樣，這無關痛癢（Rorty， 1989）�！跋嗤�”不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只要有足夠多的重疊部分就夠了，這樣每個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與他人的信念系統(tǒng)和自己的信念體系相碰撞的愿望。 
確實有幾種不同體系的精神分析理論。在本書中，我從不同角度匯集了精神分析內(nèi)部的不同理論取向的洞見。也許這種做法會讓我成為多元論者或者是整合派，盡管我從來不確定這些名詞真正的意思，如果它們的意思是用不同的方式來理解人類的心理和治療過程，這是對的；如果用這些詞意味著我在認同某一特定流派方面有困難，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樣，這也是對的；如果它們意味著我相信在與患者一起工作時，重要的是一種有彈性的方法，在任何特定的時刻以患者的需要為先，而不是先考慮特定的理論觀點，這也是對的。 
有些人不得不學習不同的語言來適應不斷變化的文化背景，就像我小時候一樣，在我心里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感覺： 總是會有意外的。這讓我無法認定任何一種治療語言作為最終歸宿。辯論是重要的。有差異就有動力，會讓我們不斷思考。其危險在于用差異性來證明一種理論或方法相對其他理論或方法更優(yōu)越。 
在《對話性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一書中，巴赫金（Bahktin）(1981)認為對話主義很重要，根據(jù)他的說法，對話由我們在語言中的地位決定。一言堂主義是一種錯覺，以為只存在一種語言。對話主義承認了任何一種語言都有其局限性，讓我們擁抱豐富的多元化體驗，讓我們?yōu)樽约憾ㄎ�，并在巴赫金稱之為“批判性的互相激發(fā)的語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太確信我們是否在這個領域看到過許多這種“互相激發(fā)的語言”，但是這是我所理解的精神分析的精髓所在。 
關于本書 
本書主要是為了向受訓中的臨床心理學家和其他有著不同心理健康背景的臨床從業(yè)者講授精神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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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在精神分析方面的知識或經(jīng)驗較少。就算是這樣，也有許多人對此持批評態(tài)度，可能是因為之前學習過或者經(jīng)歷過精神分析治療，覺得沒什么幫助。我在此書中會談及這些議題，會把這些讀者放在心上，并且謹記這么多年來學生們向我提的問題，以及他們的批判性的觀點。寫書的意圖主要是為在心理健康領域工作的人提供一本實用的、有臨床意義的教科書，這些人在精神分析治療實踐上相對來說還是新手。本書確實假設了閱讀者的背景，主要是心理健康專業(yè)人士，有臨床經(jīng)驗，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心理治療實踐和\或更廣泛意義上的心理輔導。�� 
本書匯集了我在公共健康服務體系內(nèi)，在司法和精神科背景下，作為臨床心理學家的精神分析工作經(jīng)驗，還有我作為精神分析師一周見患者3—5次的分析經(jīng)驗。在我看來界定是否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要素是內(nèi)部設置（Parsons， 2007），而不是咨詢的外部設置或咨詢頻次。精神分析式的工作，其特殊性在于治療師系統(tǒng)化地使用移情，移情為治療師理解患者的心理狀態(tài)以及如何進行最有效的干預提供了信息，治療師保持分析性的立場，而這種立場植根于治療師的移情體驗中（見第八章）。教學工作提醒我，接受精神分析培訓時，我們很容易忘記實踐工作的基礎是那些我們視之為平常的東西，還有與訓練我們的治療師和督導在一起時的獨特的個人體驗。新手發(fā)現(xiàn)精神分析觀點令人困惑，理論很難運用于實踐，這一點也不令人意外。教學確實是一種很有益處的體驗（除了教那些改變流派的人），因為我們被迫重新思考之前珍視的假設。教學也讓我意識到過于看重某些觀點的危險，不過我敢肯定，你讀這本書時會學習到一些我十分不愿摒棄的觀點。 
在開始讀這本書時，要小心我是一個集合主義者。在本書中，我沒有專注于特定的理論流派，而是講述若干用得上的精神分析流派中理論概念的通常意義及它們之間的細微差別。如果你在尋找特定的元心理學的復雜標準或者是精神分析的哲學基礎，你很可能會失望，這不是本書的目的。我努力的方向是為自己的臨床工作發(fā)展出指導性的理論假設框架，其基礎是我對理論的理解，以及對什么有益于臨床實踐的理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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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我借鑒了幾種精神分析理論，因為我還沒有遇到一種模型或理論可以滿意地解釋我所有的分析工作。 
本書中我關心的是如何闡述清楚我“個人的”臨床理論（Sandler， 1983），以及它的技術(shù)含義。各章中我總結(jié)了一些指導我工作的“實踐指南”，我無意于確定治療規(guī)范，只是嘗試說清楚我是如何進行干預的，以及分享多年來督導們教給我的咨詢技術(shù)。這本書把這些經(jīng)驗匯集成一個工作框架，它不可避免的是個人性的，也是發(fā)展性的。正因為此，我不會宣稱說我所做的、所寫的內(nèi)容在實證上完全合理，但是我盡可能地把我的實踐錨定在熟悉的實證研究上。 
因為這是一個導論，在每一章的結(jié)尾處我為進一步的閱讀提供了參考書目，以便讀者更深入地研究所論述的概念和觀點。如果讀者在閱讀此書之前，有關精神分析的知識較少的話，可能一章章按順序讀更有幫助，因為每一章依賴于對前一章所討論的概念的理解。 
這本書將概述與實踐工作息息相關的、關鍵性的精神分析概念。我支持的模型是客體關系模型，它指導著我的實踐。我很清楚我所做的大部分干預待臨床驗證。我也完全意識到我的干預是多種精神分析理論取向所認可的。對于書中所引用的觀點，我不會搶功；對于這些觀點如何指導我的實踐以及在此書中如何呈現(xiàn)，我確實負有責任。 
寫此書目的之一很明確，旨在鼓勵在公共健康服務背景下開展精神分析治療工作，希望為從業(yè)者提供一個可用的文獻，鼓勵他們投入實踐，不至于被看起來高深復雜的理論所阻礙。本書的目的旨在揭開精神分析的神秘面紗。這樣做會讓一些精神分析的從業(yè)者對過于簡單描述的概念感到意外，以為我暗示精神分析存在所謂的“技巧”，可以教給那些沒有意向或者資金投入長程精神分析訓練的人。 
如果確實想以精神分析取向來工作的話，做個人分析是很關鍵的，這種體驗是很獨特的，比如說，我們不可能通過書本或講課來教授脆弱是什么意思，或者依賴另一個人是什么意思，或者被強有力的投射裹挾是什么意思，以及渴望去認同另一個人是什么意思。對于所有希望去理解他人潛意識的人來說，個人分析培養(yǎng)出來的這種自我認知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把精神分析立為通向自我認知的唯一道路，這是把它定為理想化客體。在做培訓師的工作中，常有從來沒有接受過心理分析的學生的領悟力令我印象深刻。他們的個案報告很容易與一位受訓的有經(jīng)驗的治療師的個案報告相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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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應該為此感到驚訝。畢竟，正如埃區(qū)格楊(Etchegoyen)(1991)觀察到的，經(jīng)過好的精神分析后，我們比以前好了，但不一定比別人好。 
在我看來，甚至一些沒有經(jīng)過長期個人分析和訓練的從業(yè)者似乎都能很好地使用精神分析的觀點。有一種觀點認為，沒有可傳授的精神分析技巧——或者說，如果沒有多年的個人分析來支持這些技巧的使用，這些技巧肯定是無法安全使用的——這種觀點經(jīng)不起推敲，也不能促進精神分析思想和實踐的廣泛傳播。 
精神分析的訓練似乎是在一種隱含的假設的基礎上進行的，即學生是通過滲透性的過程習得如何以精神分析的方式來工作。這是真的，很多分析工作的重要領域只能通過經(jīng)驗來學習，這樣的經(jīng)驗要么是在督導中，要么是在自己的個人分析中得到。然而，這種學習方法不鼓勵闡明我們?yōu)槭裁茨敲醋�，也不鼓勵沒接受過分析培訓的臨床工作者去運用。為了讓精神分析的理念和運用更易理解，需要把專有名詞變得更具操作性，并且講清楚我們的做法和想法，而不是避開這樣的挑戰(zhàn)，辯稱精神分析培訓至少四年，少于必要的時數(shù)很難教授精神分析技巧。這么說的時候我意識到，也許起碼對某些人來說，精神分析療法應該更像認知行為療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 CBT）一樣，有一些技術(shù)指南。雖然我不認為治療實踐可以簡化成為一種手冊式治療，但是其中有可以學習的東西，這些方法試圖確定我們在治療中做什么，雖然不是很完全，但這樣做可以讓我們對那些促進心理變化的因素有更精微的理解。 
在第一章，我概述了動力性人際治療(dynamic interpersonal therapy, DIT)的發(fā)展,這種手冊式的動力學干預共有16次咨詢，在英國國家健康服務部（NHS； Lemma， Target, & Fonagy, 2011）我參與闡述并開展了這項工作，在2003年寫了此書第一版。這段經(jīng)歷影響了我，讓我認識到把所做的工作變得更有操作性的重要性，讓我看到在精神分析的原則和技術(shù)的指導下，在有限的時間框架里人們發(fā)生的重大改變。 
希望我能說清楚，我并不是說能讓人們做好與患者深入工作準備的精神分析培訓可以被一系列的短期工作坊所替代，或者可以被這本書替代，也不是說短程治療優(yōu)于長程治療。然而我確實相信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療的重要性，這是在公共健康服務設置內(nèi)的精神分析實踐主流，這樣的工作大多由經(jīng)驗較少的臨床工作者操作，其中許多人沒有接受過正規(guī)分析療法的培訓，或者培訓有限，他們在醫(yī)生和心理學家的督導下工作。這樣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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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很有價值，需要受過精神分析訓練的人有意愿去用不同的方法教授精神分析實踐，需要他們更明確地教授指導實踐隱含的準則，并提前說明這樣的事實： 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這些都不是基于研究證據(jù)，而主要是反映治療風格，這些風格對一些患者很有吸引力，對另一些患者則吸引力不大。 
如果希望在公共健康服務體系下有更多病人從精神分析的洞見中獲益的話，我們必須要找到方法，讓在這樣的設置下工作的治療師以及一線從業(yè)者可以更加理解精神分析。當然，這些人還不足以做高頻深入的治療，教會她們精神分析的技巧不是目的，目的是讓她們理解潛意識，了解如何把她的理解轉(zhuǎn)化成解除患者心靈痛苦的工具。本書可以在實現(xiàn)這個目標上推進一小步，這是我的愿望。 
將精神分析理論和技術(shù)運用于短程治療，有時會與精神分析的稀釋混為一談，并因此被認為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而是創(chuàng)造了所謂“真貨”的仿品。這種適應性做法似乎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即精神分析會被其他理論、其他思想和實踐侵入而受損害，感覺像是在摧毀原有的精神分析的大廈。整合和調(diào)整可能表現(xiàn)為進步，但感覺像是破壞（Lemma & Johnston， 2010）。 
保存精神分析的“純金本質(zhì)”是早期精神分析運動的核心目標（Kirsner， 1990），這樣的情緒在當代沒有完全消失，仍然呈現(xiàn)在關于精神分析及其在公共領域的運用的辯論中。短程治療的發(fā)展有時被理解為釘入長程精神分析棺材上的又一枚釘子，伴隨的恐懼是： 更短的替代性療法的存在意味著人們只選短程，而不選更貴、更長程的治療。在公共健康領域，費用問題的確以無益的方式主導人們?nèi)绾巫鳑Q定。 
精神分析可以對公共心理健康貢獻巨大，為了保持這種貢獻，也為了讓它在現(xiàn)代醫(yī)療保健經(jīng)濟中存有合理正當?shù)牡匚�，重要的是�?讓精神分析適應并進化到可以滿足如今來尋求幫助的患者的各種需要（Lemma & Patrick， 2010）。這不是為了稀釋真品，而是發(fā)展，發(fā)展不可避免地會帶來變化，因此也會有損失。不投入到適應和變革的過程中，只會讓精神分析進一步被邊緣化，不可否認的是，對精神分析來說，外部環(huán)境已經(jīng)變得不那么適宜了。 
關于專有名詞和臨床片斷 
為了敘述清楚起見，我選擇將患者指代為“他”，分析師為“她”，嬰兒或兒童用“她”，除非有不同的特指。我通常將“精神分析心理療法”簡稱為“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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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將它與其他治療方式，或者與高頻的精神分析進行區(qū)分時不用簡稱。我也交替使用“精神分析性的”和“分析性的”兩個詞。 
本書我用了個案片斷來說明臨床概念，為了保密，我用的是復合型的個案研究，將兩個或更多個案組合成一個個案。這意味著我在案例中報告的干預過程有程度不同的虛構(gòu)成分，我考慮的是盡量減少任何一位患者覺得咨訪關系中的保密性被破壞。因此比起“真實”的臨床資料而言，可信度不夠，豐富性不夠。但是以我的經(jīng)驗來看，征求患者同意我寫他們，通常是對咨詢的侵入，為了保護治療，我想要避免。不過也有一些例外，有患者同意我發(fā)表逐字稿（在第八章和結(jié)尾部分）。 
讀這些臨床片斷及其解讀時，請記住，這些案例中的某個詮釋在現(xiàn)實中要很多小時的咨詢才能達成。分析性的工作涉及咨詢師自身的掙扎和她與患者之間的糾結(jié)，會有一陣子什么有意義的事情也沒發(fā)生，而我們陷在迷失中，不知道如何干預。這種不確定性 
和艱辛是很難在這樣一本教科書里再現(xiàn)出來的。 
注釋 
1. 我在這里要提到桑德勒(Sandler)（1983）對公共理論（public theory）和個人理論（private theory）的區(qū)分，它很有用而且很有挑戰(zhàn)性。根據(jù)桑德勒的理論，個人理論是前意識的，更直接地與臨床工作有關。他的看法是，個人理論不會很合乎邏輯地遵從意識層面遵循的公共理論。